关于一位老人的侧记：老去之后可以如何生活？｜谷雨计划
该文章获得了1月优质原创深度内容奖，评委包丽敏点评，“活着，一千个人活着，就会有一千种姿态。作者灵敏地捕捉到了翻译家文洁若的姿态：顽强、执着，锚定内心的价值与渴望，抵挡并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惊涛与动荡。”
一个年轻人如何以旁观的方式请教前行者？请阅读以下这篇作者手记。
文洁若老师的家就在长安街上，长安街宽敞，小区却逼仄，是典型的老北京平民小区。从一道铁门进出，小区内的道路两旁停放着私家车、电动车、有顶棚的三轮车、自行车，将水泥路挤成窄窄一条。一边是临街的高层塔楼，另一边则是平房，开着小卖部、超市、餐馆、理发店，小区里还有一所小学，用围墙和操场，大概将小区又割去了二分之一。
我第一次拜访文洁若老师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煎饼摊前，上班的年轻人在排着队，买菜回来的老年人手里提着青菜。而塔楼楼下，送学生上学的家长正挤成一团。混合着长安街上的车流汹涌，小区里人声嘈杂，步履匆匆，第一印象是热闹，充满了生活气息，当然了，许多小区都是这样，也就显得普普通通。
倒是来之前，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几笔关于小区的介绍，心里难免就有些浮想，“青灰色居民楼，住着一大批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老艺术家、文学家、书法家和老干部们……这里是他们人生最后的驿站。”
书的作者提到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点，“小区里老年人比较多”。但当时当刻，至少目力所及，小区里也穿梭着许多年轻的上班族，大概是赁居于此。毕竟是快四十年的老小区了，原有的住户想必只要有一些办法，都已经搬走。虽然是老小区，但住户不定换过几茬。后来就听说，葛优一家曾经住在文洁若楼上，当然早搬走了。
文老师的家 ©摄影 和安里
文洁若所住的联排塔楼有十多层高，像一堵城墙分隔开小区和长安街，在热闹的小区里投出一片阴影，显得就有些“孤高”。进得楼来，第一感觉是安静，大概是该出门的人都已经出了门，投身于火热的“当下”，留下的人留在门后，一门之隔也像两个世界。
想写文洁若老师，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一位93岁的老人，一个人生活，还在每日工作，字斟句酌翻译小说，想想也觉得奇特。这不是熟知的中国老人家长里短含饴弄孙的热闹生活，反而在坚忍中有一些寂寞的况味。都说人生如流水，但文老师似乎将生活抚成了无波的湖面。
置身楼下，想象一个老人孤身日日夜夜身处高楼，不闻喧嚣无视时间，苦行般一日日工作，铁了心要在这里抵达人生的终点，就觉得与眼中所见格格不入。塔楼内外，宛如时空区隔，她是一个独自活在楼里的老人。后来文洁若老师说，是这样的，楼下虽然热闹，她已经不再下楼了。
文老师的书桌 ©摄影 和安里
在我有限的写作中，我一直比较喜欢写老人。老人更容易有一种温柔的特质，当老去之后，外在的世界与他们渐行渐远，所经历的人和事都成为人生史，这让他们常常以一种内敛的方式讲述自己。故事就有了如“时间”一般的迷人之处，已经消逝但永不消失。
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衰老”，老去之后应该如何生活，我也有单纯的好奇，或者说疑惑。如果说“老去”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之一，那么到底是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还是依然可以以心力为炉。曾经写过的老人们，无法给我完好的解答，他们有的惧怕灰色的未来，有的困锁于往日的回忆，故事虽然迷人，但“当下”对于他们，往往呈现一种虚浮感，虽然可以理解，但我想这样是不够的。
因而可以说，去拜访文洁若老师，并不同于我以往写作的动机，其实是无关公共价值的，只是一个年轻人在以旁观的方式请教前行者。
在我所有的文章里，对文洁若老师的约访大概是最容易的。首先，文老师同意了我唐突的拜访，她只是非常疑惑地在第一通电话里问我，“我能说的就那些，你真的觉得还有必要来吗？”
我说有，然后就去了。大概三周的时间，每周两到三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我会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文老师的家，文老师停下翻译的笔，让我搬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一半时间讲述目前的工作，一半时间回忆过往。我没有提纲，也没有必须发问的题目，但好在，无论是萧乾先生还是文老师（我并不用“文先生”称呼她，觉得这样更为亲切），都留下过大量回忆文章和散文，这让我们的聊天常常可以像“拼图”一样。
值得在此提起的是，即使抱怨许多书不见了，从第一次拜访起，文老师就没有停止过借书给我。她总是慷慨地在抽屉里搜罗觉得对我有用的书，让我一股脑儿带回家，丝毫没担心重蹈覆辙。当然，在按时归还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她的开心。
在漫无目的的“拼图”之余，对于写作成稿，我唯一确定的是，不要将文洁若老师写成一个“历史名人”。她真切活在这个平民小区，在一日日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即使在当下已经少有人知晓，也不应该如同人物传记般被条理分明地记录归档。过往自然重要，但只是来时路，就像站在路口，清晰看见一个人如何而来，这时重要的不是路的曲折，而是步行的姿态。她与萧乾先生的结合，他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磨难，她的童年和逝去的亲人，都应该被杂糅进“当下”，与老去的她层叠一体。
这篇稿件全文都是为文老师半个世纪前的那句话做注解：“we must outlive them all.”第一次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内心震动之余，我就明白我将见到的是一场结果，文老师已经做到了她所说的，活过了伤害她的人，活过了伤害她的时代，这是她的胜利。但同时，她也活过了丈夫，活过了许多她爱的人，她的肢体在衰朽，精力在消退，与世界的联系在逐寸失去，“老去”本身并不浪漫。
因而这篇稿件致力于两方面的内容，既探寻支撑她如此生活，如此老去的意志缘由，也呈现一位老人老去的状态，两者相绞相缠，互为因果。不过必须指出，当文洁若老师告诉我她总是被骗的时候，被骗钱被骗书，还被青年后进借钱不还，她是笑着说的。虽然我听得大吃一惊，但文老师却只当作闲聊时的笑谈，既没有受了欺负的愤恨，也没有太多抱怨，既不刻意隐瞒，也不大张旗鼓，仿佛都是生活中的遗憾小事。
©摄影 和安里
对于文洁若老师，重要的自然是她的工作。但在此，我想说另外一件没有写进文中的事。有一次来访时，文老师想找给我一篇采访过她的文章。她既不听郭阿姨也不听我的劝阻，执意自己蹲下来在冰箱冻库里扒书，文章没找着，却被她翻出了真正的旧书。那是一套出版于1930年代的日文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当年父亲买给她的。我知道，最早便是她的父亲发现并培养了女儿的翻译才能。这套旧书大概便是当年买给不过十岁的她学习日文之用。
后来，一家人越洋返国，父亲去世，她长大了与丈夫相识。然后她又老了，书一直藏身于角落，躲过了颠沛流离动荡时事，然后是八十年的时光如梭，被从冰箱里翻出来时，铜版纸的书页依然泛出光泽。文老师早已忘了书的存在，她颤巍巍捧起书，既意外又欣喜，仿佛老友重逢。在书桌上，她将书一本本翻看，指给我看里面精美的绘图，不厌其烦为我翻译图中小字，神态仿佛回到了少女之时。
当时我想，这是只有时光才能给予一位老人的慰藉，所谓甜蜜的回忆。
当然，从文老师口中，我也听闻了许多萧乾先生的故事，就像在稿件里所说的，她谈论萧乾总是多过谈论自己。第一次见面，我好奇地指给她看，在书中发现的，她曾写下的一段话：
我本人一生的经历是那么平淡无奇，对于寻访萧乾少年时代的梦，我感到格外殷切。
“您为什么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
“就是啊。”文老师睁大了眼睛看我，一副无需质疑的口气。
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话，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她开始和我说起那一次“寻访”的故事，其实在书中我已经读到过。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已经是一对老人，在南国海边，已经老去的文洁若独自去寻访萧乾年轻时的初恋。大概五十年前，还是进步学生的萧乾从北方流落海边，在乡间学校任教时喜欢上了一位女学生，他们在海边私定终身。少女家境贫寒，因为家中欠债还被债主觊觎，萧乾便约她一起私奔，但北上那一天，直到海船离岸，少女都没有出现。后来萧乾将这段故事写成小说，他将女孩形容成贪慕安逸抛弃他这个穷学生的冷酷少女，痛斥对方的负心。五十年后，偶然听闻少女还在世，萧乾依然不愿去见她，文洁若便一个人去了。
在一间破败的房子中，当年的少女，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告诉了文洁若故事的另一面：那一天，她其实去到了码头边，看见了甲板上等待她的萧乾，但同时她也看见了码头上逡巡着债主的手下，他们腰间揣着枪。债主只会让情郎一个人离开，如果她出现了，债主一怒之下就会让手下开枪。她是看着海船离开的。
后来，就像文洁若一样，她的后半生也因为萧乾蒙受苦楚。在遥远的北京，萧乾被打成了右派，在遥远的海边，批判萧乾的文章就被贴在她家的房门上。她后来也被打倒，被抄家三次，丈夫郁郁而终，她一个人住在公厕的隔壁。
这是属于另一个老人的故事，必须承认，就情节的跌宕悲凉而言，文洁若与萧乾的相识确实显得“平淡无奇”：他们因为翻译结缡，既是生活的伙伴也是工作的同志，智性的成分确乎大过浪漫的成分。当莫测的命运降临，她沉静以待，仿佛风浪中撑一只小船，这是她的个性。
我想文老师是真心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她羡慕那些不平凡的人生，甚至要去殷切寻访。她毫无保留地记录下了另一位老人的故事，就这层意义而言，她是不平凡之事的藏宝人。那一句悄声说出的“we must outlive them all”，便是说给所有如他们一般受到伤害的人，是她一生唯一一次不平的呐喊。
萧乾去世后，当年的少女曾经寄信过来，她说在萧乾去世的那一天，她梦见了对方，虽然当时不明所以，梦里萧乾坐在椅子上，正在微笑。20年后，当我提到这时，文老师说她也梦见过丈夫，但在她的梦里，萧乾还在严肃地工作，就和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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