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诞生了很多冠军和天才，其中，全红婵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出众的天赋，超群的能力，清贫的家境，生病的妈妈，以及她本人未被规训的表达，这些因素一起构筑起了一个传统叙事最喜欢的关于“冠军”的故事。
《保护全红婵》一文的记者去了全红婵的家乡，见到了她的家人，拜访了她的历任教练，还采访了跟踪报道跳水多年的记者，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
一个被称为「天才」的跳水运动员在14岁时便登上了职业的最高峰，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她将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巨大的赞美声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她的成就，以及，面对未来诸多的变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她？
这篇文章被评选为8月度优秀公共写作作品，评委王晶晶点评，「全红婵的故事应该如何讲述？在她东京夺冠、高敏发出微博预警两周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提供了她们的答案。当操作时间并不那么充裕，主人公不在场，各种不利条件下，作者靠外围受访者、背景资料、个人知识储备，完成了一场“漫长”观察。」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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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在《保护全红婵》一文中，我们谈到了全红婵是如何成为全红婵的，谈到了跳水的运动规律和残酷，谈到了一代代跳水运动员的命运，谈到了全红婵未来将会面临什么，而在这所有问题的最后，我们决定给两位教练——郭艺和何威仪留出一定的篇幅，让他们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在这篇手记中，我们决定再次讲述竞技体育中，那些教练的故事。因为，我们认为，有关竞技体育的故事，不应该也不能只局限于竞技，它应该关乎人，关乎个体的命运和情感，关乎个体与个体之间那种复杂又迷人的关系。
接到全红婵的这个选题后，我先去到了她的家乡——由于种种原因，这是一篇无法采访到主角的报道，我能做的就是找到最了解她，最接近她的人，去解答关于她的问题。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她的父母，并在第一时间去到了她的家里。
但在她的家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她生活过的痕迹。她家的院子里有两棵菠萝蜜树，但她父亲说，她并不喜欢吃菠萝蜜，他也是通过采访视频才知道，全红婵喜欢吃的是辣条。当时，网络上到处是对全红婵的讨论和解读，他父亲和哥哥因为涌来的人群已经疲惫不堪，对于全红婵的家人来说，起码在那一刻，困扰已经超过了开心。奥运夺冠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太宏大了。
这是热点事件中经常会出现的状况：当核心人物早已处于一种「过载」的状况时，转换思路和方向就变得十分必要。
除了父母，还有谁是真正了解全红婵的人？「教练」是显而易见的答案，甚至可以说，对于一个7岁就离开父母去体校学跳水、一年只能回一两次家的孩子来说，教练可能是比父母更了解她的人。此外，教练们对于跳水这项运动的理解，也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去预见全红婵在未来将要面临的关卡。
我去了全红婵的体校。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位湛江当地的体育记者，其中一位名叫周湛扬，我们聊到了他长期在当地基层体校采访的经历。湛江有很浓厚的体育文化，不仅是跳水，还有足球。周湛扬说，他看着这些从小被送进体校的孩子一点点长大，看到他们的成长，也看到他们在成长中的缺失，尤其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在当地，很多被送进体校的孩子家境都不算好，他们的家长大多还在忙于应付生存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日常依靠的，只有教练，教练不仅要教运动技能，还要教做人。
虽然职业是记者，但周湛扬一直有一个做老师的心愿，还去考过教师资格证，因此，他也格外关注教育的问题。在体校采访时，他会特意去观察教练是如何对待学生的。周湛扬说，在这些教练里，全红婵的教练郭艺让他很感动。郭艺带孩子的时候很温柔，没有严厉的打骂，全是鼓励，做得不好也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每个细节很耐心地慢慢纠正。他说，他能感受到郭艺真的很爱他的学生们。
这种感受在我见到郭艺时，得到了证实。我们在跳水池边聊天，孩子们打着各种旗号一遍遍地跑过来围观，从头至尾，郭艺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耐烦，同样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很温和、耐心。
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又一个教练的接力过程。在采访中，郭艺也提起了全红婵在省队的主管教练何威仪，他说，何教练为了全红婵付出了很多，「又当爹又当妈」。两天后，在广东省跳水队的陆上训练馆，我见到了何威仪。将近4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聊了关于全红婵的种种，也聊了跳水这项运动的残酷性。整个谈话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谈到全红婵时，何威仪的语气中完全没有那种教练的高高在上，他将对方视为和自己平等的人，他们各有所长、相互扶持，没有谁绝对权威。何威仪说，在训练中，他完全信任全红婵，因为她有着对自己身体的超强感知力，一个动作练得怎么样，她自己最清楚，因此，在他们的合作中，只要全红婵表示「学会了」、「练好了」，何威仪就会相信她。郭艺说，做教练，除了呵护运动员的身体，还要呵护他们的信心，而何威仪给予全红婵的自由与信任，某种程度上也令她变得更加自信。这些也让我找到了理解全红婵的新的维度。我再回头去看她的跳水视频，奥运决赛的最后一跳，站在跳水台上的全红婵自信松弛，一跃而下的那一秒钟，不仅是天赋和运气的总和，还有人格的加持——从7岁到14岁的7年的时间里，两位教练给她的爱和教育共同成就了这枚金牌。在《保护全红婵》一文中，我们谈到了全红婵是如何成为全红婵的，谈到了跳水的运动规律和残酷，谈到了一代代跳水运动员的命运，谈到了全红婵未来将会面临什么，而在这所有问题的最后，我们决定给郭艺和何威仪留出一定的篇幅，让他们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过往，在很多体育类报道，特别是顶尖运动员的报道中，教练通常只是作为「外围采访对象」出现，提供一个认识这位运动员的视角——他们从来都不是主角，无论是在领奖台上还是在采访中，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让运动员更加夺目。但事实上，教练才是那个真正的塑造者，好的教练教授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人格，一个运动员会成为怎样的人，往往取决于他遇到了怎样的教练。在高敏的自传中，被提及最多的人就是她的主管教练徐益明。这位原中国跳水队总教练被誉为「现代跳水技术之父」。当运动员时，徐益明用捡破烂的钱买电影票，通过电影《水上春秋》学习跳水动作，当教练时，国家队还是没有一块金属跳板的「跳水侏儒」，但学过木工、喜欢修理无线电的徐益明自学了《机械制图原理》，自己设计、制图，创造和革新了弹网、保护带、半米板等多项跳水器械，还发明了多项训练方法，中国跳水队也自此一步步成了那支「梦之队」。高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前的封闭训练，徐益明肩部受伤，但为了给高敏拉保护带辅助训练，他找了根绳子，把保护带绑在自己的手上。他对高敏说，「这下好了，要是我的肩太痛失去力量，就用体重拉你，大不了手臂不要了。」奥运会夺冠后，不堪重负的高敏一度想要放弃跳水，也是徐益明最终帮她找回了跳水的意义。前不久结束的全运会上，有两位运动员的眼泪令人印象深刻。一位是男子十米跳台奥运冠军陈艾森。在代表广东队夺得团体冠军后，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陈艾森数度哽咽落泪，有观众不解，一个全运会冠军为何惹得陈艾森如此激动？事后，在接受采访时，陈艾森表示，站在领奖台上的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吴国村教练。吴国村教练是广东省跳水队的总教练，也是陈艾森在省队的主管教练。今年6月，在国家队督战广东籍运动员的吴国村突发疾病去世，此时，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带着巨大的悲痛，陈艾森去到了东京，在奥运会和全运会的采访中，他两次提起，吴国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帮助他，「师父教导我的不只有跳水，还有很多人生的道理，他一直陪伴我成长。」至于吴国村教练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互联网世界中，信息少得可怜，为数不多的一个故事出现在一篇关于跳水世界冠军谈舒萍的文章中——在谈舒萍第二次拿到世界冠军时，她的主管教练吴国村当众哭了起来。吴国村在当时的采访中说，「这一年，为了控制她的伤痛，我到处求医问药，但在训练时，对她的要求仍很严格。看她忍着伤痛咬着牙，练得那么苦，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天是中秋节，傅园慧在女子100米仰泳比赛中拿到了一枚铜牌。经过混合区接受采访时，傅园慧还是大大咧咧开朗的样子，她说，「今天是中秋节，希望这枚铜牌能够给自己病重的教练一些安慰。」谈起教练的病情，她极力用最轻松的语气说，「他身体那么不好，又白血病，又肝癌，又胃癌……」随后，傅园慧两次转身，用手在自己的脸上狠狠地抹了几把，转过身来，她又笑着跟记者调侃自己已经老了，「我觉得如果这次我能拿到冠军的话，就是给他一个安慰吧，但是，我实在是……」傅园慧的教练李雪刚2014年时被查出身患白血病。傅园慧的父亲之前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李雪刚教练一边化疗一边训练。化疗完到泳池指导训练，晕倒了，恢复过来之后，又开始指导。在那之后，傅园慧也成了游泳池中「最懂事」的运动员，她会完成所有训练计划，尽量不让教练操心。李雪刚也陪伴傅园慧到了最后一刻，即便是手术前夕，他还在病床上为傅园慧制定了训练计划。与傅园慧有类似经历的，是男子游泳运动员徐嘉余。在国家游泳队，徐嘉余和叶诗文的主管教练都是徐国义，这位以严厉著称的教练曾因徐嘉余迷恋电脑游戏，砸烂了他的两台电脑，但生活中，他又是天天为运动员熬阿胶的「徐爸爸」。2019年7月19日，徐国义因癌症复发去世。随后，徐国义的妻子楼霞接替丈夫，成了徐嘉余的主管教练。2021年7月，徐嘉余带着徐国义生前送给他的银手镯去了东京。4×100米混合泳接力上拿到银牌后，徐嘉余将这枚奖牌戴在了楼霞的脖子上。在接受采访时，楼霞落泪了，她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他（徐国义）应该很开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高敏跳水生涯的最后一站，在回忆录里，她写道，比赛结束时，自己不敢多看徐益明一眼，因为怕看到徐益明满脸的疲惫和满脸皱纹的微笑，「那一条条留有我痕迹的皱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脸上，也永远地刻在了我心里。」竞技体育之所以激动人心，并不止在于那些励志的、澎湃的竞争时刻，更在于在竞技之间，在挑战人类极限的过程中，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缔结的深情，更重要的是，这份深情，源自竞技，但早已超越竞技。
在这个推崇个人表达、个人意志的时代，运动员与教练的故事也变得更加复杂——当运动员不再是单纯的训练机器，当他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早地觉醒，个性越来越鲜明，教练们也面临着痛苦与改变。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杨曾经的教练朱志根。
作为教练，朱志根信奉「严师出高徒」，在中国游泳队，他也是出了名的严厉，有时气急了，会在公共场合动手打运动员，也打过孙杨，但他忽略了时代的变化，一代代的运动员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对于他的管教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在与孙杨「师徒反目」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一向刚硬的朱志根教练掉了眼泪，他依旧称孙杨为「孩子」，他说，「孩子不理解我……我的大门始终向小孩敞开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反思，「80后、90后的管理，确实需要不同的模式。」随后很多年，「朱志根」三个字很少出现在新闻中，他依旧在泳池边带着一批又一批的运动员训练。这三个字再一次引发关注是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他的弟子汪顺拿到了男子200米混合泳的金牌——至此，中国仅有的两位男子游泳奥运冠军的教练，都曾是朱志根。夺冠后接受采访，汪顺告诉记者，决赛前一天，为了让他休息好，朱指导一直守在他的门外，对晚回来的运动员们说，轻一点，轻一点。汪顺描述了这个画面，但并没有太多表白的话，这是人类情感最微妙也最美妙的一瞬，那一瞬，房间里的汪顺听到了守在门口的朱志根的「轻一点」，他听到了，记住了，这比任何语言都震动人心。汪顺夺冠的那场比赛，他的师兄，已经退役的游泳名将吴鹏正在咪咕的演播室担任解说嘉宾，后来，吴鹏发了条短视频，记录了他当时的激动，视频最后，他特意贴上了一幅截图，那是汪顺比赛时看台上的画面，吴鹏特意圈出了人群中不起眼的朱志根教练，然后附上了一行字：感谢我们的恩师朱志根教练，人群中已白发苍苍的你。乒乓球大满贯得主丁宁的主管教练陈彬，也经历过类似的「阵痛」。他们的合作始于2011年，当时，丁宁作为主力刚刚经历了中国女乒兵败莫斯科，随后，国家队为丁宁更换了教练，希望进攻型风格的陈彬能帮助丁宁「提速」。他们在性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丁宁是北方人，爱说，直接，喜欢凡事掰扯清楚，陈彬是南方人，内向、含蓄，觉得凡事要给彼此留面子。陈彬用「吵吵闹闹」来形容自己和丁宁当时的相处。陈彬不理解丁宁为什么如此固执，「很多时候都不过脑子就说不对，不听。」许多年后，丁宁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才道出了真相，因为自己在莫斯科世乒赛上表现不佳，之前带了她5年的教练被调去了二队，她对此非常内疚，「所以一开始我内心不愿意接受陈指导，就不愿意去听他的，说得对我也不愿意听。」最终令两人达成理解的，也是一个瞬间。那是2014年底，眼看着里约奥运会越来越近，陈彬决定和丁宁谈一谈，他们花了两天，谈了好几次。那是陈彬第一次坦白自己的感受，「丁宁，我觉得带你好难啊，真的是太难了。」丁宁说，她一直记得陈彬说「难」的那个瞬间，「当时一下子觉得，陈指导好像老了很多。」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丁宁再次遇到李晓霞。看台上，陈彬坐在属于自己的「幸运座位」上，丁宁赢得半决赛的那天，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7盘苦战后，丁宁战胜了李晓霞。赛后，她绕了一大圈找到陈彬，伸出双臂拥抱了对方，这也是他们合作近5年来的第一次拥抱。陈彬将此视为丁宁送给自己的「礼物」。在后来的日记里，他写道：「4年了，就等待这一时刻。她终于来了，还了这个欠我的拥抱，我满足了！」2019年2月，陈彬离开了乒乓球国家队，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陈彬说，他与丁宁合作多年，他们是师徒，是亲人，更是朋友——这几乎是教练与运动员之间最理想的关系，他们亲密但不黏腻，他们相互支撑又彼此平等，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彼此之间的理解却深刻又牢固。2013直通巴黎乒乓球世锦赛女乒选拔赛，丁宁与教练陈彬（图源视觉中国）这次在湛江，我还见到了带出过何冲和劳丽诗两位奥运冠军的赤坎体校教练钟权生。我们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多，他穿着拖鞋，骑着一辆电动车赶来给学生们上课。他已经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做基层体校的跳水教练。原本，带出了两个奥运冠军，他也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去做跳水学校的副校长，但他不乐意，觉得自己「干不来那事」，还是当个教练更好，他就继续着过去几十年做的事——下午赶到学校，往烟壶里塞点烟草，抽上几口，开始指导眼前这群十岁上下的小孩训练。
在广州时，我也去到了何威仪教练的宿舍。他的宿舍和学生宿舍在同一层，里面是一张上下铺，上铺放东西，他睡在下铺，除了衣柜和书桌，宿舍里就只剩两三个人可以站立的空间。这些构成了他作为教练的日常。在采访前，另一位教练跟我开玩笑，奥运选拔赛之前，何威仪刚买了新车，但直到奥运会开完他都没怎么开过。竞技体育的世界中，冠军领奖台制造着各种大起大落的人生，但在这背后，教练们，特别是基层教练们，始终是其中最稳定的存在，他们一直在那里，过着自己最普通的生活，做着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无论他们是凡人还是天才。在这篇手记中，我们之所以想再次讲述这些教练的故事，一是我们希望聚光灯能够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那些光环之外不被看见的人——这也是《人物》始终相信且竭力追求的写作信条；二来，我们认为，有关竞技体育的故事，不应该也不能只局限于竞技的范畴，它应该关乎人，关乎个体的经历和情感，关乎个体与个体之间那种复杂又迷人的关系。全运会结束后，《人物》也再一次联系了何威仪教练，简单的交谈中，我们得知，隔离期结束之后，全红婵回到广州，何威仪亲自到机场去接她。时隔两个月，再见面时，他一眼就看到全红婵又长高了，「起码有两、三公分」。整个全运会期间，何威仪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全红婵，帮她回答不会回答的媒体提问，提醒她跟现场的观众打个招呼，比个心。全运会夺冠后，何威仪跟全红婵一起站在领奖台上——这也是全运会最值得称赞的部分，教练会与运动员共同登台领奖。那天，在听到广播喊全红婵名字时，何威仪高高地举起了全红婵的手。全运会夺冠后，何威仪跟全红婵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图源视觉中国）《人物》与何威仪通话的前一天，他刚陪着全红婵去了游乐场，看了大马戏，「她非常开心。」再次谈起此刻与未来的全红婵，何威仪一次次提到「长大」这个词，言语中有期盼，也有些许的不舍——「她慢慢也会长大，其实看她签字就知道，以前是一笔一画，最近签了上千个名之后，你看她开始有连笔了。她有时候会看一看媒体，流量这么高，有这么多粉丝，她很开心，也想时刻表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也变得拘谨了一点，没有以前那么懵懵懂懂的状态，现在长成少年了。全运会上，她跟队友在一起时，一直挂在人家身上，因为她小嘛，大家都比较照顾她，这种场面会越来越少，因为慢慢地她就会长大了。她回来的这几天，也明显在成长。全运会的时候还丢了一个娃娃在全运村，但最近出队打包行李，她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下一次集中回国家队以后，我可能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才能见到她。到时候她就长高了，会有很大的变化，变成大姑娘了。我对她倾注了很多心血，我觉得我也很幸运，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培养一个这么好的苗子，其实是我的幸运。」结束在广东的短暂休假后，全红婵将回到跳水国家队，她将有自己新的主管教练。何威仪也将回到广东省跳水队的训练馆，成为新一批运动员的教练，从最基本的技术教起，拉保护带、抠动作、盯体能训练，日复一日。这也是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和教练的故事，就像央视记者张朝阳在全运会期间拍下的那一小段视频——全运会夺冠后，全红婵正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何威仪坐在一旁，她签完一张就递过去，何威仪拿着照片轻轻地上下扇动，将那些名字一点点晾干……（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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