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公园和家庭，故事在发生，年轻人在现场 | 腾讯新闻谷雨计划
2021年11月18日-20日，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开幕，一时间，数百位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志愿者从两岸各地相聚到这个东南沿海的海岛，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段单纯的光影聚会。
在全球 290 所高校参与下，1376部报名作品中，50部影片入围展映环节，最终31部影片获得了总数为324.5 万元的奖金。入围影片中有14部为非剧情类短片，这些风格、题材迥异的影像作品，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年轻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关注早已逝去的人，关注遥远的陌生人，也有人将镜头对准身边最亲近的家人。在后疫情时代，青年创作者会为什么感到动容，是什么促使他们义无反顾拿起摄像机，我们与其中三部纪录片导演聊了聊。
如果大家一直在遗忘
悲剧就会不断地重演2014年7月24日，24岁的南加大研究生纪欣然在学习结束回家的途中遭四名歹徒抢劫，并被殴打致死。为伸张正义，华裔女律师蔡玟慧代表被害人家属义务出庭，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艰苦诉讼。
导演简介：
陈昱璁，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艺术硕士，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导演作品曾入围圣路易斯、罗德岛、AmDoc 等国际知名影展，其中短纪录片《未竟人生》获第47 届美国学生奥斯卡金奖、2021 英国电影学院奖学生单元评委会特别奖及第五届 New Era 青年电影季主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短片奖。
谷雨：你是如何开始这部纪录片的创作？
陈昱璁：我是2017年研究生到美国留学的，去了之后体会到了很多作为留学生的难处，包括国内外很多人对留学生的一些误解，所以就想以这个话题为一个切入点，去把这些事情讨论一下。这个片子是研究生二年级就开始做的，一直到毕业后一个月才真正完成，历经了1年半的时间。
最初想做的话题还是比较宽泛的，想讨论是留下还是离开，文化背景差异之类的话题。在做了一些调研之后，我去和关系比较好的一个老师聊。这个老师是个法国人，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了很多年，他也比较能理解一些国际学生的困境，我简单跟他说了上述一些选项，但他说这些事情他并不会好奇。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关于留学生你会好奇什么样的话题，他说我记得2014年有一个这样的案件（纪欣然遇害）发生了，他说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他这句话就提醒我了，我立马着手去做调研。那是2019年，就在我做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都没有结案。我一下就觉得，这中间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值得去挖掘。然后我就联系了这个案件的律师，那个时候案件已经发生快5年了，这中间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她作为移民，也一直从一个华裔的角度，想要帮这个事情拿到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结果，她的做法特别感动我。蔡律师听了我的初衷，也很认可，我就开始去做了。
陈昱璁导演
谷雨：从调研开始，中间遇到什么事让你决定继续做下去？
陈昱璁：我记得很清楚，2019年的3月8号，欣然这个案件最后一个罪犯接受审判，被判了无期徒刑。但在庭审2天之后我们学校附近就有另外一个抢劫枪击案发生，又一个同学当场身亡了。当时，在我的观念里，学校因为2014年欣然的这个案件，其实已经提升安保力量，增加了很多巡逻的警力。但欣然的悲剧发生的五年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如果大家一直在遗忘，就很难去真的改变任何事情，这样的悲剧就会不断不断地重演。
如果很多人看不到犯罪的代价是什么，大家就会觉得，伤害别人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是一件不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片子一定要做出来，而且是要从司法的公正这个角度去做。
欣然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他是什么富二代，还有很多人说他是不是傻，为什么他不报警。舆论上会有很多这种根本不了解，没有深究案件细节的人，会随便发表很多类似的言论。我比较想要去深度和全面地展示一个新闻标题背后的这些事情。我认为这也是纪录片的意义，就是你得去长期地跟踪一个事情。你不会因为一个deadline，为了去吸引人眼球，被局限住，去很快速地去发表一些故事的剪影。
谷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让你触动的事情或者细节吗？
陈昱璁：在跟地方检察官做采访的时候，我问到了一些事件发生的细节。他的描述其实非常细，给我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到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会非常设身处地的去跟着欣然走过那一程，然后我们又通过影像，重现了他所说的那些细节，发现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忍。在他讲的时候，现场的我、制片人、录音和摄像，我们4个人都怕自己的哭声被录进去，都一直在忍着。检察官还说到，没有想到被打成这样的一个人，在非常不好的状态下，还很坚强，他还能站起来，还能去打开公寓的门，并且不愿意麻烦室友，回到自己的床，最后一次躺在那儿……
我当时有两个感受。第一，我终于了解了欣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在那之前我收到的信息就是欣然是一个优秀、孝顺、善良的人，就是大多数会描述一个优秀留学生的那种词汇。但那时我才真的了解到，欣然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想自己忍住，不愿意麻烦别人，这是第一点，就是从欣然这个角度的。
第二点是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被告方他们一直都在辩驳说，他们是小孩，是16、17岁的青少年，来自很不好的家庭，当时只是冲动。但你真的听到过程的描述，看了视频以后，你就能知道他们到底有多残忍。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抢东西，而是在把人往死里打。他们不了解犯罪要付出多少代价，觉得这是很轻易，甚至很娱乐的事情。你一下就能非常明白所有的这些是非，还有他们庭上的一些辩驳，其实都非常的不堪一击。
谷雨：片子里突出展现了蔡律师和欣然家人建立的这种情感连接，你是怎么考虑的？
陈昱璁：我拍的很多题材或者说我真正感兴趣的题材，是一个人他如何去面对一些生命中突发的，巨大的变故。我特别想要去记录他会如何去化解这样的事情。有人会诉诸于信仰，有的人会很冲动地去报复，但我觉得怎么去正向地化解一些命运给你的不好的东西，是我很想去关注的话题，这也是能带给很多人力量的一个东西。因为我相信世界还是会变好的，公平、正义会给很多人在经历过巨大创伤之后以力量。
蔡律师她作为一个律师，语速特别快，特别严谨，最开始我感觉是很难把她说动情的一个人。那次采访我们从下午一直聊到天黑，她终于慢慢进入到一个特别情绪化状态。我问她，你觉得欣然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她脱口而出说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她后来补充说这么说好像不是特别尊重欣然的父母，她说欣然感觉就像很好的朋友或者亲戚家的一个很好的小孩。
我感觉到除了正义的部分以外，她也收获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理解，其实是这整个案件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她讲的这段回忆，我们是没有任何素材的。当时我就在想，怎么能描绘这种回忆的感觉呢。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沙画艺术家用沙画来表现，因为它既是流动的，又是写意的，像你的记忆一样。
谷雨：11月初美国芝加哥又发生了留学生郑少雄遇害事件，你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受？你如何看待留学生在海外的安全处境？
陈昱璁：少雄的案子真的跟欣然这个案子太像了，一样的年纪，一样的优秀，拿着奖学金来到美国。悲剧都是发生在学校附近，而且少雄住的地方是个安全区，不是偏远的地方，你就觉得还要怎么样呢？这样都会被攻击，那还要怎样才能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当时看到少雄那个事情时特别特别痛心。
其实在美国留学，很多都是勤工俭学，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就纯粹是因为优秀才去的。很多人会因为“留学生”这3个字，会用另外的一种角度去看待一个悲剧，甚至可能是一个幸灾乐祸的态度。我就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1月20日，《未竟人生》在IM两岸青年影展中获得新锐非剧情短片，获奖消息公布后，导演在朋友圈中发信息，将12万奖金捐赠给芝加哥大学遇害郑同学的家长
我当时想要做欣然这个案件，也问了很多我周围的同学，中国学生基本都是听过这个事情的，但其他的学生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事。现在像加州，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倾向于政治正确，想要去关照一些少数族裔、少数群体的环境。你是一个留学生，一个外来的人，你被害了，和你是一个黑人被白人警察打死了，在他们的舆论里，激起的水花是不一样的。
这个片子这一年也拿了一些奖项，其实我这个人不是说特别care拿这些奖，但我觉得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值得被看到的题材，我觉得这很重要。
谷雨：对你来说，创作意味着什么？
陈昱璁：我觉得大家活着都是在找一个使命感吧，所谓使命感就是你相信你做的事情可以让世界变好一点点。对于我来说，这个社会系统的公平和正义，是我相信社会会变得更好的一个重要基石。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就是，欣然的父母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一些事情，在认识了蔡律师之后他们仍然愿意用司法的方式，用非常文明的方式去惩治这些人，而不是说去仇视社会。
寻找创作话题的时候，我可能更关注外部世界，而不是向内探索自己的情感世界，我更喜欢探讨人在群体中的位置，然后去关注一些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我觉得纪录片之所以要存在，之所以要记录别人的故事，可能更多的也是要唤起别人对周围环境，对社会的关注吧。人得是活在社会里的，人不能只活在自己很狭窄的一些情感关系当中。在焦灼的情境下，他们不断
调节自己，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在距离北京儿童医院两百米的地方，坐落着一家公园。因疫情时期医院的严格管控和高昂的医疗支出，部分儿童病患的家长为了省钱给孩子治病，在公园里支起帐篷过夜起居。他们放下家中的工作和生活，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到这里。
导演简介：
侯自然，暨南大学广播电视艺术硕士。导演作品《天光嘘》曾获高校影视学会“学院奖”三等奖、入围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
谷雨：聊一聊拍这个故事的初衷和契机吧。
侯自然：去年9月底我刚好实习结束，12月份要交毕设。我的毕设主题是拍医院附近的人，本来不是北京这个题，是另外两个故事，但是拍了一段时间后，感觉人物和故事比较单薄。那时候刚好就看到谷雨的文章（《没人能在南礼士路公园睡着》），当天就直接去北京了，2020年10月3号去的。我一个人带着简单的器材，佳能70D，还有一个索尼一个脚架就去了。
谷雨：你对公园第一印象是什么？
侯自然：我前两天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公园逛，当时我问保安了，是不是有家属住在公园，他说没有啊没有啊。后来遛了一圈，看到那里有很多帐篷，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我猜应该是在那里。但是前两天都不敢上去打招呼，后来慢慢地才跟他们聊起来。
我有个习惯，就是去很多城市，都会去逛当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不要钱。在公园里，我会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不会有那种我要学习和适应的局促感。但是去了那里，我就觉得家属搭帐篷的那个分区跟旁边那些在下棋的北京大爷很不一样。他们一般都是从外省过来的，在老家的市医院或者省医院查不出病因，才会来北京。家属们聚在一起也会开玩笑，表面挺乐观的，但你也能看出他们的担忧和焦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带孩子回家，甚至不知道孩子患的是什么病。他们看上去也是在放松，在消耗时间，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发呆，不想玩手机，因为怕手机没电，手机充电要钱。这种感觉打破了我对公园的一个理解。
侯自然导演
谷雨：跟拍病患家属的过程中，有什么瞬间让你觉得很触动？
侯自然：我刚去的时候感觉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被拍摄，所以最开始我没有开机。慢慢接触之后就熟悉了，到后来他们就会主动叫我上医院，他们会跟保安说，这是我妹妹，或者说是我小孩的姐姐。他们不认为我的拍摄是他们的负担。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我哥哥那里，每天早上要在他们收帐篷之前赶到公园。他们收帐篷很早，必须要在公园人多起来，也就是早上六点之前把帐篷收起来。所以最开始几天早上6点钟之前我就得到。他们就说，“你每天早上来这么早，走那么晚，一个女孩子拿东西不安全。我们这里有多的帐篷，你就住这里吧。”他们有很多帐篷是别的家属走了留下的。我之前没有在北京户外睡过觉，就拿了我哥哥的羽绒服当被子，到了晚上感觉还是挺冷的。有一组家庭就拿了被子给我，拼多多上买的那种。当时包装都没拆，他们给我说，妹妹，这个我们没有用过，你不要嫌弃……他们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拍摄对象提供的帐篷、防潮垫、新被褥
另外，大家一起住在公园里，也都互相照顾，当时有一组家庭小孩要出院，需要用到轮椅。医院是没有卖轮椅的，另外一组家庭在咸鱼上给他淘到了，亲自去取回来，他们真的特别互相帮忙，朋友圈也会有互动。这也是为什么，我把4组家庭都剪进去。有一次大家都在公园，然后另外一组家庭就说，张老师（其中一个家属）要去工地买饭了，你快去你快去（笑），他们很帮我。
在这样焦灼的情境下，他们不断调节自己，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这些都给了我很多面对生活的勇气。
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和朋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北京拍摄期间，朋友们带电脑、充电宝、衣服过来给我。后期阶段，我的拍摄对象、老师、朋友、家人都给了我许多恳切的建议。这个短片几乎把我所有重要的人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心意是这个片子教会我最珍贵的东西，也是我未来学习路上最重要的能量。
天色渐晚，公园人少了，大家开始搭帐篷
谷雨：拍完这个片子，你对他们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侯自然：他们很不容易，说真的，我很能体会。我去北京那时候，也是匆匆忙忙去，我不知道我在北京拍不拍得到，要拍多久。假如说我自己去开旅馆，一天便宜的100多，起码得1周吧，光住宿支出差不多1000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自己一个学生，更何况他们呢。
当时有一个姐姐，她拿了医院开的单据，她说自然你帮我看一下，我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她还问我报销方面的问题，我也不懂，就你没有面临到这种境地，你根本不会去了解你在异地要怎么报销，你孩子吃的药是一种什么药。
谷雨：你有没有总结过自己喜欢什么题材？
侯自然：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很容易打动我。他们知道我是看了这篇谷雨的报道特意从长沙飞去北京的，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你小小只的一个人，飞来这里，就有这种关心在里面。
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过某一种题材，有些观众会觉得我喜欢关注比较边缘的题材，其实我很抗拒这种描述。我一直都觉得纪录片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些你平时可能看到，但是没有关注的事情。只要它没有去渲染这个苦难，它就不叫猎奇。因为它实实在在让你知道，在我们生活周围，其他人的境遇。文化和故事也跟着他流逝了
一部探讨人生因与果、选择与无奈的纪录片。导演透过与亲人的深入对话，逐渐描绘出种种深刻的往事和外公外婆的复杂关系，进而带出人在老年的种种心态和问题。从非常个人的小家庭故事出发，一件件大小事、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细节一一阐述，观众得以以自身的经验与视角，对不同角色产生共鸣，获得自己的解读与领悟。
导演简介：
杨仁，现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作品涵盖的种类繁多，纪录片、静态摄影、剧情片、动画、新媒体、文字等，试图利用传统与非传统的叙事方式来表达概念与诉说故事。作品常反映社会、本土文化、亲情与人性。
谷雨：你是如何开始纪录片创作的？
杨仁：其实我最早接触纪实创作，是从摄影开始的，真正拍纪录片，这算是第一次。当时我在学校修了魏时煜教授的课，叫纪录片基础课程。在课上，老师就蛮鼓励我们去思考自己的个性，思考怎么样去记录自己或者家人。这门课要求是拍一个作品，因为我去上大学之后，待在家里时间比较少，每次回家明显感觉到家里的两位长者在慢慢衰老，每一年回去都有不同的变化。我10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那之后还有很多家人陆续走了，那是我不可预料的。但是对于外公、外婆的衰老是比较可预期的，当一个人走的时候，很多他脑袋里想的东西，他的思想、记忆就消失掉了，这种文化跟故事的流逝对我来说会有点难过。当时我还不完全明白，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只是感觉有一种使命感，在我有能力去做的时候，我应该把它保留起来。
谷雨：片子记录的是外公外婆，同时也加入了你自己的视角，这是怎么考虑的？
杨仁：最早的时候其实跟我自己本身没有关联，后来在剪辑的过程中发现，我对外公外婆的理解在慢慢变化。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有一次外公他站在客厅里问我是不是明年要毕业了，但他身体又不好。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结果我在看素材的时候，情绪就变得蛮激动。我突然感受到外公把他的身体状况和照顾我们两件事连接得很强烈，他觉得为了要照顾好我们，他的身体要强壮。同时我也渐渐地发现，原来他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也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或者是他们生活的选择，进一步他们的生活选择也影响了我的生活，影响我成为现在的样子。我自己的心态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很有意思，所以我最后决定放更多我自己的反思到片子里。
谷雨：在拍摄过程中，你对外公外婆还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杨仁：比如说我小时候会很怕外婆，觉得她总是很严肃。片子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外婆在车里，讲她当时和外公婚姻里的一些矛盾。她用她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以前的事情，说得那么生动，就好像那是几年前，或是几天前的事情一样。她描述时的状态，让你体会到当时她的情绪有多崩溃，有多愤怒，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被影响。那一刻，我对外婆有了更多的共情。以前觉得她说话怎么这么凶，但现在我其实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
外公肖像©杨仁
外婆肖像©杨仁
谷雨：了解祖辈的过去对于我们自身的意义，你是如何理解的？
杨仁：我一直以来都蛮好奇说我家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成长的经历如何。最近听到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芬兰是没有starting point（起始点）这个词的。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语言里，starting point是一个过去与未来的分界，意味着你的过去结束了，你可以忘掉过去，有个崭新的开始。但是在芬兰语里面，他们没有starting point这个词，他们有一个对应的词，意思是过去千百年来，你以前的经历不断累积，然后你承载着这些经历一路走到现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你是摆脱不掉的，反过来说，过去的事情也造就了今天的你。我听到这个概念之后是蛮有感触的。我就觉得我需要去追溯我以前的过往以及我家人的过往，这些因素含在我的基因和血脉里面，让我更理解自己，也更能包容自己，它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而且我会想办法能追溯到多早就追溯多早，同时，我也很希望等到我老了之后，自己的故事能够被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