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令人窒息的真实 | 谷雨推荐
编者按
多年来一直倾心乡土题材的摄影家焦波带着他的“85后”团队，在山东杓峪村里呆了整整373天。他们拍摄了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出一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白岩松曾评价道，面对大中国，焦波们的镜头对准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中国很大，如果都用大词汇和大场景去记录她，中国不会真实。但走到每一个细部，真实的记录，这一切的“小”拼接在一起，就会构成中国更真实的面貌。
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作者：冯翔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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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是中国，乡村里的也是中国。乡村里恐怕不看“舌尖”，167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一个人看《新闻联播》。
焦波的纪录片团队在杓峪村住了一年多，他们看到的乡村还顾不上舌头，也就是刚照顾好了胃。
焦波的老家在山东淄博博山县一个名叫天津湾的村子。家里劳动力多，分的地也相对多些。最关键的是爹有一手好木匠活儿，在劳动力挣工分的年代可以外出打工，每天挣人民币一元九角整，而不必留在村里挣每天一角五分钱的工分。一元九角必须交给村里一元，自己剩九角。这九角钱就支撑了焦波幸福的童年。
幸福首先表现在食物上。焦家烙的玉米面煎饼是卷着吃的，邻居家的煎饼则是捧着吃的，因为掺了太多的地瓜，根本不成饼形。娘经常瞒着爹用粮食接济邻居，她去世时上千人参加了送葬。
1972年的一天，焦波突然接到通知：你爹受伤了，快去看看吧！他火速赶到爹打工的煤矿工棚里，看见爹用纱布缠着的手指还在渗血。指头被削掉了一截。
爹掏出五角钱，叫他去煤矿食堂买一份黄瓜片炒肉，吃午饭。
“爹，你吃啥？”
“我有吃的。”
焦波抢过爹身后的破搪瓷缸子一看，里面是两个黑黑的馒头，一份五分钱的清水煮白菜。他的眼泪立即滚下来，哭得不能抑制。
两年以后，刚学会摄影的焦波给爹娘拍了第一张照片。30年间，他又陆续拍了他们12000张。名为《俺爹俺娘》的摄影专题以亲情打动了无数人。
两年前，他又带着自己的团队，在一个山东乡村待了整整373天，拍了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纪录电影，取名《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也得了许多奖。
“昨夜看完这部纪录片的粗编版本，三个多小时，宗亲、政权、乡野、人性……这种令人窒息的真实，让人想起《山乡巨变》的图景或是熊培云《村庄里的中国》。期待这部纪录电影。”《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微博上力推。他也是这部片子的顾问。
需要赌徒的勇气
片子是焦波从广电总局接的“命题作文”。要求是：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
拍摄地点选在了杓峪村，它属于淄博的沂源县，离焦波的家乡大概100公里，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焦波认为，最普通的村庄才最典型。这里的方言、风俗、生活习惯，他也更熟悉，拍摄会省点儿事。
他的团队包括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21岁。焦波这个总导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村里到处拜访农民，熟悉环境。交流往往从这样一句话发轫：“噢，你就是那个‘俺爹俺娘’啊！”
年轻人适应起来很快。虽然他们或是城市人，或是早已离开农村，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
制片主任，90后刘晓晨生长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淄博市，算是本地人。他从小吃惯了白面馒头，在这里却要天天吃玉米面煎饼。不久他就明白了：煎饼放个十天半个月也不变质；馒头不行。在这个乡村，冰箱尚未普及，其他现代化电器使用的频率也不高。《新闻联播》，167户人家的杓峪村，只有一个人看。
这个人叫杜深忠，村里唯一一个颇具文艺气质的农民。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但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成了摄制团队的重点拍摄内容。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很心疼。”这是杜深忠的名言。
在村里，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天天弄本书在手里头看，没事就在砖头地上练毛笔字，还非要花几百块买个琵琶弹。这不把农活全耽误了么？
边缘化的第一个表现，仍然是吃。杜家两口子吃饭极其简单，他和妻子张兆珍两个人基本不吃肉，往往是一两个素菜就对付一天。当地特产的香椿芽，炒上两个鸡蛋。还有当年焦波的爹吃的那种炒白菜。不同之处是会加上一点油。来了贵客，杀一只鸡炖上，至少要加一半的土豆。
“他们两口子也干不过我一个人。”摄制组的女房东，五十岁的张光爱一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加四个馒头，家里顿顿不断荤。她指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劳动：给苹果套上防护袋。她自己一天能套四千个。给自己家的苹果套完袋，还能出去打工，套一天袋挣一百五。
373天里，摄制组把苹果吃了个够。从日本引进的红富士，到沂源县改名叫“沂源红”。这个村子海拔高，光照好，土质特别适合种苹果。“沂源红”个头大、肉厚、口感脆甜。家家种苹果，总会留下些卖剩下的自己吃。
“只要风调雨顺，温饱没有问题。”焦波感叹，这或许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现状。杓峪村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半亩地不到，每个家庭一年大约能收三万斤苹果。片子拍摄的那一年，苹果过剩，价格随之走低，一斤只能卖到两元多。减去成本，“也就是个温饱吧”。
张光爱家也种樱桃。樱桃的收购价为苹果的五倍，但大多数人不敢效仿。这种树需要种四五年才能结果，而四五年后的行情没人说得准。砍掉茁壮的苹果树，把生活的希望押在四五年后的一次收获上，需要赌徒的勇气。
赚了一肚子酒
张光爱家的烦恼也不少。
村里有人反对村支书张自恩，要查他的账，好向上面控告。她丈夫干过村会计，“反对者”想让他帮忙。他不去。一天早上，两口子下地发现：苹果树被人打了除草剂，死了几十棵。
张光爱叉着腰，站在地头大骂害死了她家果树的人。为此，她和一个男邻居发生口角，腰上被打了一棒子。这桩出现在片中的纠纷，派出所来了好几次也没能解决。
“当时没有目击者，农村又不像城里有监控摄像头，没证据。”27岁的导演剧玺博说，“而且，即使有人看见，也很难站出来作证。农村家家都沾亲带故的……”
村支书张自恩上门做两家的工作，最后村里出一部分、派出所出一部分，给张光爱拿了几千块医药费。张光爱不满意，“又不是你们打的我”，却无可奈何。她控告的人已经不在村里，出去打工了。
“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长相很典型：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明显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
张自恩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去检查过肝。但对自己的身高体重倒很清楚：不穿鞋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四十五斤。“我现在感觉还行，等不舒服再说（检查）吧。”
▲ 杓峪村支部书记张自恩（左）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在一起，几盅白酒下去就摆平了。他没查过自己的肝：“等不舒服再说。”
这种“等不舒服再说”的生活态度看似粗糙，但在杓峪村非常普遍。《舌尖上的中国》中那种整洁温馨脍不厌细的乡村，似乎在另一个星球。全村只有张光爱等几家集资引了自来水，大多数人家每天挑泉水煮饭，一旦下雨，水就变得极其浑浊。人们也喝惯了，不怎么闹肚子。
杓峪村人嗜食羊肉。把羊肉剁得像米粒一样碎，放上点香菜一炒，叫做“米炒羊肉”，特别适合下酒。隆重的仪式也上羊肉，但不是这种做法，而是把羊肉、羊杂切碎，扔进一口大锅里炖上，放上点花椒和盐，直到汤变成乳白色，出锅。这叫“大锅全羊”，当地人庆祝儿子考大学的指定主菜。一只羊价值两千块左右，张自恩每年一万块左右的工资刚够买5只。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得依靠苹果树。
其实自古以来山东人就嗜好猪肉。今天的杓峪村办婚礼，四喜丸子、煮猪肚、炒猪大肠和红烧猪肉块都必不可少。村里却没什么人养猪。
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几年下降。尤其从摄制组去杓峪村拍摄的2012年起，全国生猪养殖量过剩，进口猪肉冲击，外加中央“八项禁令”导致猪肉消费量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2014年1月，猪肉价格环比下降即达4.3%。杓峪村的猪出栏，一斤才8块钱。
于是，167户人家的杓峪村，猪不超过5头。张光爱的经验是：一头猪，喂粮食的话小半年出栏，要赔两百块钱。如果喂饲料，赔得就更多了。她家养了两头猪，是因为自己家做豆腐，可以喂剩下的豆腐渣。养羊就不同了，可以放上山吃草。羊肉价格又坚挺，一斤十八九元。杓峪村养了好几百只。
一如既往地慢
但她还是怀念自己家养的猪肉。“割（买）的肉，都是养殖场出来的，不香。一吃就知道。”
这同样是焦波的感受。他至今记得小时候，邻居家里死了一头猪，煮猪肉的香气。他在人家的房屋外面都闻得到，怕坏肚子不敢吃，馋得口水直流。这种感觉，多少年以来再也没有了。“你说，是我们的嗅觉退化了，还是现在的食材没那么香了呢？”
在北京十几年的焦波仍然有一颗山东人的胃，爱吃馒头、煎饼和粗粝耐嚼的食物。但他对食物的忌讳却明显多了。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的职位上退休前，焦波坐了几年办公室，该吃吃该喝喝，营养急剧过剩，他患上了糖尿病。在为《乡村里的中国》站台时，常累得体力不支，脸色发白。
作为一部中国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不能指望票房。北京一家影院给它提供了友情放映的机会，每周六下午三场。这三场引来了全国媒体的报道，但杓峪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
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仅此而已。杓峪村本身交通不很方便，又没多少可开发的土地，引不来什么投资商。这个村子甚至连一家饭店都没有。摄制组下馆子，要开车去十几里外的邻村。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里的变化将一如既往地慢。今年苹果普遍产量低，杜深忠家只能收大概四千斤。但正因为如此，价格会高一些。损失不算大。
村子怎么才能发展起来？张自恩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咱村苹果这价一直上不去。我想搞有机的。不上化肥，光上农家肥，苹果个儿小点，但特别甜，好吃。要是能集中搞出十几亩地做个示范，种出有机的苹果，认证以后价格能提高一倍。”
即使他能说服村民，积攒起一个如此规模的果园，这计划也不是那么简单。“从果树管理、施肥、育种，到水源，都需要上边来人指导。现在没这个条件。另外，咱村的路也得修一修……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