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办公室社畜的

“一放工菊花都放鬆”

过完年回到办公室，我又一次打开歌曲《边一个发明了返工》。

当“边一个发明了返工，我要送他米田共（shi）”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决定探究一下，上班到底是哪个万恶资本家的发明。

一本200年前的日记曾经这样记载：

“星期五那天，我在上午十点走进了办公室，直到夜里十一点才出来。昨天，我又工作到了晚上九点。”

日记的主人名叫查尔斯·兰姆，他17岁开始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兰姆曾经“四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复印信件与账目。除非有人死亡，否则永远都没有晋升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生活在2019年的社畜，正重复着十八世纪社畜的生活。

这是几百年来白领的共同宿命 —— 离开了土地和工厂的我们，注定要在办公室里度过一生。

一

办公室政治经济学

自从工业革命创造更多的文职岗位，人类便有了在办公大楼一起工作的需求。

革命导师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背后往往是血腥的罪恶。但如果看看100年前的办公楼，你会觉得，乍看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第一个在办公楼史上留名的，是1906年的拉金大厦，堪称人性化建筑的现代启示录。

为了给员工一种家庭式的办公环境，公司不仅设立了餐厅、浴室、医疗诊所、健身房、理财俱乐部、音乐会，还配备了原始形态的空调。

每逢仲夏，城里居民都热得喘不过气，只有拉金公司内如沐春风，让上班族第一次体会到了天选之子一般的荣耀。

拉金大厦的建筑师赖特，也是大名鼎鼎的流水别墅和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设计者。1800名员工沐浴在明亮的自然光线下，统一着装，四人一排，办公桌安排得整整齐齐。

拉金公司的投入也得到了回报，大楼成了招聘时的诱人资本，员工们满怀自豪地形容道：“你被照顾得好极了。”

随着美国经济崛起，其他一些我们今天熟悉的软性福利也应运而生。一位曾经的大企业公关，就把自己的单位形容为“水晶宫殿”。

每天早上，公司大巴会将通勤员工从火车站接到水晶宫殿。

广播里每15分钟便会响起一次轻音乐，据说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但实际上如果仔细听，就会陷入置身于鸡尾酒会的神游状态。

就连窗外的绿地也传递着不可思议的梦幻气息：

下个礼拜这些丘陵上将会开满鲜花，等到秋天来临，则会是漫山闪耀着的红色和金色，而等到冬天来了之后，糖霜般的积雪将装饰其间。

教育良好的姑娘们正是在这时走出家庭，加入了白领大军。

不过，在看似光明的平等氛围下，剥削的魔爪从未远离。

拉金大厦采用了当时最盛行的开放式办公，工位整齐划一，桌上也不许有任何遮挡物。

但是每排侧面都坐着更高级别的领导，只要他们抬起头来，就可以将手下的每个动作尽收眼底。

1943年，联邦调查局雇佣了超过20,000名员工对7000万张指纹进行分类，办公室被称为指纹工厂。

这种全天候监视的恶果，在泰勒制盛行的企业被发挥到了极致。

泰勒和他的信奉者相信，追求效率，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摒弃一切懒懒散散的“无效动作”，而办公室正是这种“无效动作”最密集的地方：

“看看一个女孩整理纸张和卡片的动作吧，纸张卡片什么的早就叠放整齐了，可她还是不停地这儿拍拍、那儿理理。”

一个姑娘在办公室精疲力竭。

为了培养出机器人般“完美”的员工，一个人归置档案的习惯，去洗手间的时间，以及是否真的去了洗手间，在饮水间逗留的时长，和浪费的分钟数，都要被手持秒表的男人记录下来。

对于一些人来说，工作变成在上班打卡和下班打卡之间，忍受无尽的“标准动作”。

而一群办事员也在崭新明亮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机械劳动可能与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无分别。

二

对不起，“地狱隔间”是我造的

到了狂飙突进的60年代，设计师普罗普斯特开始构思一个社畜解放产品，将员工从老板无所不在的目光中解放出来的。

这就是后来格子间的雏形。

只不过，他设计的格子间比我们看到的要高端得多，由三面墙构成，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把它们摆成独立空间，连桌面都可以调节高低，满足了站立工作的需求，因此被发明者命名为“行动办公室”。

初代格子间还不是一个个盒子。

唯一的问题是，它太贵了。而随着白领数量激增，主流市场在意的只是最大限度地将员工塞入最小的空间。

于是几年后，当设计师推出低配改良版，格子间才终于大肆流行。令设计者没料到的是，市场很快把他的设计变得面目全非，隔间尺寸越做越小，很快成为了一个个逼仄的方格。

从此，“隔间”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新闻中高贵过，常伴它左右的词是“无窗”、“沉闷”、“地狱”。最终，就连设计师也承认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像“老鼠窝一样”。在人生的暮年，他一直在为自己设想的乌托邦致歉。

根据国际设施管理协会的数据，1994年，白领平均每人拥有8.3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到2010年，这一数据已缩减到7平方米。

可是，不论多少批评都无法阻止格子间的盛行。

它代表的是无数白领的中产幻梦 —— 安全、稳定，一旦拥有属于自己的隔间，就意味着步入了一条美妙的职业轨道：

阴暗隔间里的小小办事员说不定有一天就登上了人生巅峰；待在格子间的码农说不定就一路码进了董事会。

而格子间也随着中产扩张，迅速从诞生地美国扩散到欧洲、亚洲，将世界上大多办公室变成了看不到阳光的灰色海洋。

1990年，伦敦劳埃德大厦。

三

打破墙壁之后

办公室变得完全无法忍受，是从中产梦破灭开始的。

到了90年代，隔间没灭亡，但企业却迎来了经济寒冬，已经十分臃肿的美国公司纷纷停止扩招。

那些曾经期望一路晋升的职员，终于绝望地发现，自己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隔间里的小职员。

彼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职员之国，60%的美国人在隔间里工作，而其中93%的人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办公空间。

有一半的人吐槽，他们的格子间还没他们的浴室大。

“办公室暴乱”一度成了视频网站上的热门题材。

于是有了电影《办公空间》中，世纪末的程序员Peter费劲地给女神解释自己的工作：更新银行软件里的年份以应对千禧年。这意味着，每天在成千上万行代码中搜寻，只为把“98年”改成“1998年”。

他也知道这份工作毫无意义：

“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当我工作时。Lee Friedlander / 摄

然而，能够抱怨工作已经是幸运的。

因为伴随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网络公司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闭。有的人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员工股票期权已经化为乌有。

有的人甚至已经没了工作，正在拼命寻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小方格。

“有时候你不努力一下，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看客某编 / 摄

等到千禧年以后，开放式办公室重新成为时代潮流，功能也越来越奢华，仿佛可以一站式地解决生活难题，可依然免不了被嫌弃的命运：

“感谢上帝发明了降噪耳机。我怀疑隔壁员工的前世是一个喇叭。”

“我担心同事正在计算我上厕所的次数。”

“每个月想躲起来的日子也就20来天吧。”

无论办公室如何演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工作是不会消失的。

下班不需要背电脑回家，已经变成了当代青年令人悲伤的小确幸。

正如上世纪的人们拥有了拆信机、自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但“人们依然努力地、长时间地、绝望地工作着，”拥有了手机、电脑的我们，无形当中，也把所有的空间、时间都变成了办公室。

于是当你在午夜时分被工作群吵醒，一秒切换回办公状态，才恍然惊觉：

工作已经无处不在了。

后厂村的夜晚，三个网易员工在天台上看着对面的新浪大楼。

参考资料 -----------------------------

[1]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尼基尔‧萨瓦尔

[2]  好好的办公室，为什么要分割成格子间，《看历史》2018年2月刊

[3] 人生而自由，为何要把自己困在办公室格子里，界面，李曾卓

[4] 办公室的进化简史，Esquire时尚先生

[5] 办公建筑：演变与展望，《装饰》杂志，刘剑刚

[6] 「万物简史」从账房到办公室的进化与异化，好奇心日报，苏琦

[7] 最悲惨的办公室小隔间，阮一峰

[8] 《我有多喜欢工作，就有多讨厌上班》，新周刊

撰文 谢小丹  |  编辑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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