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徐童：不疯狂，不记录
游民散漫，如野草疯长，散播种子，甚至如病毒一样传播。
2020年年底，我们在HiShort! 厦门短片周见到了徐童。
与之前一张传播甚广的肖像照相比，徐童导演本人显得更温和可亲。他今年55岁，前些年精神抖擞的黑发已贴着头皮剃短，发根有花白的痕迹；面部轮廓去掉了曾经的冷厉，但眼睛里一直有光——尤其是与参展短片的新人导演围坐在一起，聊到如何选题、如何进入拍摄现场时，徐童眼底尽是专注与欣喜。
今年是他拍摄游民的第13年。网易人间主编沈燕妮与徐童展开对谈，聊了聊关于新作的构思，寻找选题与进入现场的方法，以及影片之外的故事。
一
“我在现场简直就是一个杂技演员”
2019年5月，徐童来到黑龙江一个偏远小镇，住进一家名叫“善源”的养老院。
养老院里，闹哄哄地生活着22个老人，其中包括前作《老唐头》的主人公唐希信。几年前，唐希信因子女在外，无人照料住进了养老院。这个经历过伪满时期、有着漫长个人史的东北老头曾坐在炕上，对着徐童的镜头，口无遮拦，天马行空，人生的精彩段子，泥沙俱下。而此刻，他是需要人照料的90岁老人，但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之余，一心想找个老太太，来一场疯狂的黄昏恋，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徐童的初衷是想拍下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可实际上，事情完全失控了——老人们如同不可理喻的量子状态，“你不拍，他疯爱，你一拍，他伤害……”徐童这下傻了。
徐童在养老院拍摄现场
养老院里，一个房间要住好几个人，最多的一间，住了7个。徐童每月给养老院交1000块钱，在其中一间有了自己的床位。包和摄影器材，都放在床头一个小小的、类似医院用的铁皮柜里。
一年的时间里，他备受煎熬，甚至死去活来。尽管徐童使出了看家的本事——一些拿下人物的厉害套路，比如跟老人们同吃同住，每天照顾他们起床、洗漱，给他们送饭，可是“老人们各个都是捉迷藏的高手，你根本玩不转他们。”
养老院拍摄现场
“拍摄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开始，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在养老院，老人们常常看到徐童拎着摄像机到处跑，按他自己的形容：“我在现场简直就是一个杂技演员，天天穿着条保暖裤，一会儿单手，一会儿扔下机器去拉人，可是机器不能停，这不就是练平衡吗？”
这种“死抓现场，要么被现场搞死”的方式，徐童不仅依赖自己的身手，还依赖他自己攒的摄像机——一套非常轻便的数码器材，这让他可以肆意高调。徐童得意忘形地自称为“人机合并”。当然，得意忘形必须是有代价的。
一次，徐童拍一个老太太跟一个老头吵架，老太太急了，想揍老头一顿，却苦于手边没有像样的武器，一回头，她瞅见徐童手里的摄像机——铁的，还带手柄，是个顺手的家伙，“她就抓我的摄像机，说：我砸死他！砸死他！”这个将要被砸死的“他”，就是老唐头……
遇上抗拒拍摄的老人和家属，场面便更为激烈。徐童的镜头一靠近，老太太的儿子脸便“唰”地一沉，“他不打人，他打你的摄像机，打你的镜头，‘去去去……’。”伸手过来，摄像机被摔到了地上。徐童这回急眼了，“你可以不让我拍，可以，没关系，可你不能砸我的机器！砸机器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我跟丫急了，给我公安的哥儿们打电话，必须报警。人民公安必须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去了派出所，那孙子也怂了，还有公职，这么没有法律常识……向我赔礼道歉，他老母亲看中了善源养老院，要来，他不同意，是这么闹起来的……我这人心软，砸坏了一个话筒，应该赔5000，后来就3000吧，又一看，家庭也挺困难，最后1500了事。哎，哪怕打我一下（也不至于这样）……”
徐童在养老院拍摄现场
把自己整个抛入被摄者们的生活，是徐童一贯的创作手段。
作为2020年厦门短片周的复审评审，对谈伊始，他便抛出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开始拍的呢？怎么和他们（拍摄对象）认识的呢？”
导演赵昶通（入围作品《保镖学院》）的回答是提前做选题，通过朋友，他认识了保镖学院的院长陈永青，拍摄由此开启；导演雷西（入围作品《白喜》）则在一次偶然下乡的途中碰上了一个葬礼，深感震撼，觉得必须记录下来。
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代表了两种进入现场的方式：前者是选题式的，后者是遭遇式的。
在过往的导演生涯里，徐童大部分时候属于后者——他从不做田野调查，而是顺着生活往下走，靠肉身去碰撞，去遭遇。
第一部纪录片，就是他“遭遇”来的。
《麦收》海报
2007年，他在北京高碑店一带租房子。像大多数城乡结合部一样，鱼龙混杂之地，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一到夜晚，纵横交错的巷子里便亮起粉灯，按摩、足道点缀其中。接连几个月混迹于此，徐童认识了苗苗，一个过着双城生活的女孩——在北京高西店，苗苗在按摩房做性工作者挣钱；在河北农村老家，她是父母眼里撑门户、养全家的出息人。徐童陪着苗苗两地来回跑，渐渐成了朋友。
“这种遭遇让你感觉到太好了，不得不拍，就拍了。”徐童说。之后，他经常混迹于苗苗上班的按摩房，“如果不影响她们的工作，就必须和嫖客一样，这就是导演的人设，导演也是剧中人。或者说，苗苗从来没有接纳过镜头，苗苗接纳的是导演这个人。”
在《麦收》里，她不加修饰地抖落自己的内心和过往，大骂老板贪婪无情，痛斥嫖客“畜生”不如；她不惧敞露真实的生活，和小姐朋友去KTV唱歌，找乐子，谈恋爱，都一并向徐童敞开。
之后的《算命》和《老唐头》，也是被“遭遇”推着走的——尤其是和唐小雁的相遇，让徐童觉得，“你不相信命中注定是不行的。”
彼时他正在燕郊拍算命老头，恰逢唐小雁跑去算命，闯进了他的镜头。后来，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唐小雁像一个领路人，带着徐童在生活里左拐右拐，拐入胡同，拾梯而上，然后，一个更为广阔的游民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了。“在镜头前发生的一切，让我瞠目结舌，猝不及防。所以说，你不相信纯属偶然，或者纯属虚构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些都因为没完没了的拍摄而发生改变……”
接下来的几部片子，便是从唐小雁的关系生发出去的。图为《老唐头》海报
“各种各样的生命，像泥鳅一样，就在你身边，你根本都表达不完。”徐童在一篇访谈中总结这种遭遇。之后，他不断将镜头对准游民群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走上了一条充满冒险的不归路。”
二
镜头向下，沉到世界的底部
曾有一张广为扩散的《中国电影爱好者的深渊》海报图，把电影按大众熟知度分为25个区域，每一区对应着导演的名字，越往下，代表其作品越生僻。图中，徐童的名字和周浩、张以庆（纪录片导演）等人列在一起，在倒数第二栏“中国独立电影纪录片”的类目中，隐隐弱弱地呈现。看过这一区域影片的人，被定义为骨灰级影迷。
徐童在微博转发了这张图并配文：“往下，再往下，最下……”。
“往下”，是徐童创作的底色。
1987年，他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毕业，在毕业分配竞争中，因一次替考事件，被同学举报到教务处。这次意外彻底改变了徐童的轨迹，原定在北京电视台的工作随之泡汤，他从此告别体制内的工作，“流落江湖”了。
自那之后的20年，徐童辗转做过印刷，拍过广告，捣鼓过电视剧。年近不惑，他被一种生存和意义的焦虑擒住了。在2010年平遥巡展时，他曾谈及这段人生低点：“有关生命、生活的压力全都在身上，而且一事无成、一塌糊涂。可能在一种最糟糕的情况下，最能觉得自己本质是什么，最能够看清自己的本来是什么样儿。”
拍摄中的徐童
他试图向外部世界，向一种混乱的、无依的处境索取个人叙述，为此还搞过图片摄影和当代艺术，2007年，他将表达诉诸笔尖，动笔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珍宝岛》时，他为了搜集素材，终日混迹于北京东郊城乡结合部。那是一片夹杂着临时与混乱感的非主流之地，乞丐、小偷、妓女、流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赘生其中。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夹缝里，生命质地以一种复杂的面貌，徐徐向他展开。
2007年，徐童以苗苗为主角，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麦收》。一句简梗说：这是一个卖身救父的故事，苗苗是当代义女。北电的张献民教授则认为，苗苗是“神女”，“苗苗莫非就是阮玲玉啊……”
2009年，他完成了第二部作品《算命》。这一次，镜头对准生活在燕郊的算命先生厉百程。老厉60多岁，孤独半生，靠给人算命维生。40多岁那年，他遇上了石珍珠，一个受尽哥嫂虐待的残疾女人。厉百程从300块砍价到130块，把“聋哑傻残”的石珍珠从羊圈领回了家，至于原因，只道了4个词：“慌不择路，寒不择衣。饥不择食，贫不择妻。”
厉百程和石珍珠夫妇
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大都生活在底层：想要破解“孤单命”的按摩店老板娘、为求丈夫早日出狱而“卖身”的年轻女人、盼着发财的煤矿工人……他们想要通过算命，在无依的生活中获得一点精神支撑。
徐童的镜头随着他们转徙，最终，以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形式，呈现出一幅鲜活的底层图景。《算命》成了徐童的“出圈”之作，在评分严苛的豆瓣，有超过2.5万人评价，评分高达9.1分。与刻板印象中地下电影的凄风苦雨、悲苦愤慨不同，片中呈现出底层游民的独有的生命质感——一种根植于日常苦难的坚韧与豁达。
沿着《算命》的一条支线，徐童认识了社会经历坎坷，但豁达外向的唐小雁。这个16岁便混迹江湖的东北女人，开过歌厅，进过拘留所，见识过刀枪与暴力，在残酷的生存竞赛中，锤炼出顽强的品格：地痞无赖来店里闹事，她抡起棍子就打，“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算命》里的唐小雁
2010年，徐童跟着唐小雁回到东北老家，被唐父——唐希信所吸引。
老头风风火火，有着和女儿相似的性格，这个曾经的牡丹江汽车厂工人，因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得罪了上级，被下放到牡丹江边一个叫“闹枝沟”的村里。
在徐童看来，这位经历过抗战、生命经历丰富，且随时有一肚子故事要讲的东北老头，代表着上一代游民的意志和状态，于是便有了《老唐头》，一部个人口述史影片。它和《麦收》《算命》一起，合称为“游民三部曲”。徐童因此被影迷熟知，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代表人物之一。
老唐头和唐小雁
游民三部曲之后，徐童陆续拍摄了《四哥》《挖眼睛》《赤脚医生》《两把铁锹》，除讲述“知青偶像”孙立哲的《赤脚医生》外，其余片子，均是游民题材的延续。
电影学者王小鲁评价徐童是“游民拍游民”。在他看来，影片中底层人民活泼兴旺的生命景观，与徐童作为“游民”的身份认同正相关——他离开体制，选择了动荡，并保持一种潦倒的状态，“他去拍摄他们，其实是去获得一种生命的参照，同时也是一次对人类存在方式主动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赤脚医生》海报，这是徐童唯一一部不以游民为主角的作品。
《算命》中有一处细节打动了很多观众。看到路边的乞丐饥一顿饱一顿，徐童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都没有，为了什么呢？”厉百程有点生气了，回他：“这话说的，人哪没乐趣呀，没乐趣人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在这位算命先生身上，似乎有种谁也夺不走的力量——韧劲是他生存的武器，活着，万事便好。一位豆瓣影迷为此写下短评，“我以为他想说‘人如草芥’，实际上却是‘人如草芥，生生不息’。”
得到了答案的徐童一下子豁达了：“我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我……一下就轻松了，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一种信念开始根植于他的身体里：“我是在极端的宿命和草根当中，发现了极端的顽强，这两个东西突然一冷一热，产生的一种让我们可以活下去的短暂理由，这是影片存在的终极价值。”
徐童在《老唐头》拍摄现场
以往看了徐童的片子，很多观众常会惊叹于底层人民强大的生命力，惊叹于导演处处流露的慈悲和善意。实际上，拍摄之初，徐童并无意带着同情或悲悯的“上帝视角”进入现场，更多的，是感同身受。
“你作为一个好人去到这样的一个现场，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会用自己的本能去反应。”徐童称之为“个体生命之间的一种天然伦理关系”，他感知着对方的苦难和痛，“一刀扎到他身上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被扎了一刀，也会疼。带着这种感觉去拍摄，然后最大化地表达出来，观众自然能看到。”
三
人机合并
拍摄养老院时，徐童已过知命之年，变老的经验似乎已有一些。养老院这些肉做的人的故事，他想起一个长长的片名——《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
镜头里，22个老人像旅客一样，滞留在人生最后的车站，徐童想知道，在人生的谢幕里，这些在无序与混乱中“逐日退回赤裸状态”的人们，要如何继续与生存作战。
《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剧照
事实上，《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并非游民题材的延续，而是全新的尝试。“这种巨大的改变，我叫它‘奋力一跃’，而这一跃的能量来自哪里呢？说到根儿上，就是一次世界观的全面升级，也就是，从牛顿机械世界，飞升到了量子的世界。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都是叠加态了，我不再被肉做的人们，那些各种反常的表现所困惑了，他们因为我的观测而成为惊人的他们……哈哈，这多有趣啊……”
这次，徐童摒弃了标准化的数字摄影设备，觉得“太麻烦，而且不能把我在现场的感觉直接抓住”。现场只有3台GoPro，一个手持机位、一个站立机位以及一个辅助机位，都是全天候，同时拍摄。
徐童为此专门对GoPro进行了改装，加上支架、兔笼、立体声的森海塞尔话筒及多个容量巨大的充电宝，后者可以保证他全天开机，且单手就能操作。
他尤为看重当前可穿戴式的辅助机位。“它就像眼镜或固定发卡一样夹在头上，我在做护工，我在做护理，我在给他们送饭，这个机位始终都在拍。”
拍纪录片的最大的技巧就是人机合并，徐童直言，“人机合并，不同于人机合一。人机合并更强调机器并入人体，是人躯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影像才更接近我们自己的感受。”
徐童在养老院拍摄现场
《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代表了徐童对未来“人机合并”的先行实验。“如果人类科技能够发展到（将摄像机）植入眼球，变成真正的眼睛就能拍到的话，那才是一个真正在场感的东西。”
如今，他越来越能体会到“在场”的美妙。“人物在说话，你的镜头在瞬间做出反应和切换，特别是单机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种杂技，非常过瘾。”似乎在数字时代的未来，徐童又穿越回了100年前，那个电影即杂耍的时代。
拍摄中的徐童
在后期的剪辑中，他将大量的拍摄现场（花絮）同时剪进了正片里。豆瓣的剧情简介也随之更新：“养老院里的啼笑皆非+拍摄《养老院》时的啼笑皆非。”
拍完《养老院》后，徐童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没有儿女，将来老了之后，我就想，去养老院也挺好的，我可以在那住，还可以拍《养老院》续集。”
以下为2020年厦门短片周对谈内容节选
Q:您最早是怎么开始选择拍摄题材的？后来这种方式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的第一个纪录片是遭遇式的，遭遇，碰到了，这种遭遇让你感觉到不得不拍，就是太好了，不得不拍，这样就拍了。当你做了几个片子之后，你生活的轨迹就像一列火车一样，在铁轨上跑，可能没有那么多遭遇了；或者说你在既定的轨道上跑，就不会遭遇到别的轨道上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些选题。
但是这个选题我也不是说刻意的，（选题）是你生活当中的，来自于网络、新闻，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你觉得有意思的，是你喜欢的那一类。
比如我拍过一个片子叫《挖眼睛》，讲一个在内蒙唱二人抬的艺人，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有男人但是想跟他学二人抬，于是两个人就一起去到内蒙各地去唱，他们叫一边唱一边，结果时间长了，两人孤男寡女日久生情就好在一起了。于是这个二人抬的二后生就要带着这个女的去私奔，结果这个女的老公就不干了，就把二后生骗回到村子，一闷棍把他打懵之后，把两个眼睛活生生给抠出来了，挖了眼睛之后，送到医院把这个命救回来了。之后这个二后生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编成词、配上二人抬的曲子，编成二人抬的一个唱段叫《挖眼睛》，然后在内蒙一下就红了。
我觉得这个人物有意思，他的这些事简直不可思议，我就拍了他这个纪录片，我本人并不直接认识二后生这样传奇的人物。
《挖眼睛》海报
Q：您有没有想过采用类似感官影像那种一镜到底的方法去创作？
我还确实没有这样去想过。不是说我没有思考过，而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我的特长，我的特长还是遭遇式的，在现场反应，去感觉去观看，去发现镜头，而不是提前设计。我觉得感官人类学，或者感官影像有一个哲学问题，认为摄像机在现场不动声色地、很自然地不停机拍摄，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场的真实，但是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Q：那您认为什么是真实？纪录片是真实世界的镜像吗？
这个世界是多态的叠加，这是量子物理的解释。到了爱因斯坦再往后的近一百年的世界观，是有一种最基本的解释——世界是由很多种态（构成），比如说光的粒子通过两个缝隙，要么是波的状态，要么是粒子的状态，但这是我们没有观察之前的样子，当我们一旦打开监视器或者打开摄像机去拍它的时候，它马上就坍缩成一个态。这个从哲学上就非常有意思，我们看的世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看它，才表现为被我们看到的样子。它的真实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真实。所以所有的纪录片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它最本来的样子，无论你用任何方法，你把镜头哪怕就是监控摄像头放在角落，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真实）。
既然叠加二态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就应尽量用我们的眼睛来表达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从这点来讲，纪录片导演是太重要了。比如说，《白喜》的眼睛是这样看的，我看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你看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镜头远远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觉得尤为可贵，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每个人的片就不一样，所以关于这个世界的这棵树就会长得很丰富，此生就非常的有价值，拍纪录片就非常的有意义。
入围作品《白喜》影片介绍
中国贵州由于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自古以来难以穿越。2017年11日，1场传统的丧葬酒，随后是葬礼的出殡和下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也慢慢发现，无论男女，老人或年轻人，人或动物，在乡村中跟随着生命的周期。
导演
Luis Cuenca Castro 雷西
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系，后续在南加大进修电影硕士。短片"Passenger"入围2003年奥斯卡金像奖的“纪录片-短片主题”类别。《白喜》入围2020波兰Camerimage和HiShorts!厦门短片周纪录短片竞赛单元。
Q：既然我们并不知道世界的真相，我们拍出来的也不一定是真相，那您认为，纪录片的“真实”存在吗？
纪录片的真实依然存在，就是导演要忠于自己在现场的那个感受的真实——你的片子应当尽量地把你在现场的感官、感受代入，记录到你的镜头里，带回到你的剪辑台上，最后通过剪辑出来的影像的序列，再带给现场的观众。
导演要完成这个传导，而这个传导过程当中，忠实的就是自己在现场的感受。这个接近度，你的成片跟你在现场感受的接近度，其实就是你的真实。
导演要忠实于自己眼睛看到的那个真实，这是有一个绝对标准的，你最后剪的片子不是你在现场所看到的或者所思所想，但是如果总有一个差距，你自己剪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不是我在现场的感受，那就说明你可能是表达的我们叫电影能力可能还需要再加把劲，让它更能够接近自己现场的感觉。
Q：那导演选取的素材和认知，与拍摄对象对自己生活的认知会不会有鸿沟？
这个鸿沟是肯定存在的，甚至这个鸿沟有的时候还非常大。我们拍东西有一个行规就是拍完片子要给人物看一下，经常遇到他们看完说，完全拍的就不是我嘛。我说您千万别生气，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你，是我眼中的你。说到终极，我们语言跟现实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二次叙述之后鸿沟——只要付诸语言和镜头，就不是被观察之前的叠加态，就已坍缩成被语言所描述的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说谎，尽可能说出来是，但是实际上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我拍《麦收》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故事化了。生活像一片野草，是杂乱无章不显示意义的，当你框取了某一部分的时候，把它从很多野草当中突出来了，它才成为意义，它才有意义。
Q：面对导演呈现出来的作品，每个观众看到的点也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对同一镜头作出不同的诠释，您怎么看？
观众脑补的过程、想象力的部分，都因人而异，所以多种解释那是肯定的。我还比较喜欢观众有多种解释，因为他从你这个片子里看到别的东西。举个例子，《麦收》这个片子上映后，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想要永久收藏这个片子，但他们只要收割麦子的那一段的场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单要这段，原来他们在搞一个全世界各地农业的状况的课题，看到片子里面有收割麦子的场景，就要这一段。这其实就跟我们片子的主题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段影像对他们的研究有价值。所以纪录片有时候有文献价值。
Q：您自己拍摄的经历，以及您看到的其他的纪录片导演，有没有您觉得您接受\认可\深刻理解到被拍摄者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东西?或者作为观众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应当是多种叠加的，但我看片子的时候喜欢看导演的表达是什么。导演的表达，导演塑造这个人物，实际上你都是透过导演的眼睛去看的，所以导演的表达或导演传递的东西还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知道这个人物，比如说《保镖学院》这个院长，他真正被观察之前的那个态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无法猜测，也猜测不出来，无法推理出来这些白事，这些死人之前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很难推测，我们只看到现在他的样子是这样的，这就是导演给我们的样子，我们就理解这样的。
入围作品《保镖学院》影片介绍
天骄保镖学院是一所训练职业保镖的私人学校。学院由内蒙古人陈永青创立，当兵时被人称为“兵王”，性格暴躁却也容易动情。毕业的学员有人年薪百万，服务的对象有马云、成龙、贝克汉姆等顶级富豪和社会名流。学员们的身份多种多样：电焊工、大货司机、退伍军人、体验生活的大学生、做着武林梦的14岁富家少女.....
导演
赵昶通
摄影师、导演，栗宪庭电影学校 13 期学员，摄影作品《乌鸦也是美丽的》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受邀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台湾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等多个影节。
Q：从《算命》一直到后来，包括今年还在做的《养老院》，它其实人物某种程度上围绕着唐老头他们一家。您是想记录这个变化的过程吗？
事件在一段时间里面发生变化是肯定的，很多导演就觉得，我只要纪录片拍的时间足够长，比如拍十年，那肯定小孩子十年会长这么高了，肯定会有变化，但是我觉得这是时间赋予的，并不是导演的力量。
从我个人的审美来讲，我不太会一个片子拍多少年。我还是觉得要观察现场发生的事情，这要胜过“很长时间”产生的一个效果。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导演通过你看到的东西传达出来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当然如果你说拍了十年，一个一个现在，因为你每次拍都是一个现在，每个现在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变化，那是自然的。
导演要做的变化是把每一个现在拍的尽可能地真切，尽可能是最近的距离和最饱满的表达，比如说《保镖学院》那个院长，他一开始说那帮孩子你们停下他是在采访呢，所以他就发火，到他后面打学生，到最后是什么样的，观众会在时间线上获取到这些点，这些点连在一起，这个事情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可以了。
Q：关于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其实困扰着很多年轻的导演，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伦理是一个自我自设的问题。当然（纪录片）肯定有伦理问题，比如牵扯到过度暴露，过度隐私的东西，确实如此。但是总体而言，我的观察趋势是伦理的，所谓隐私这一块，可能会随着人类这个物种不断的演化，可能会发生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摄像机在原始人的那个年代发明出来就有，或我们时空穿梭，带一个机器回到那个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的原始人时代，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可能他们的伦理观念就会完全不一样。
觉得所谓的伦理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时间段的需要。我们现在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完成或者保护我们的一个完美的人设。隐私这部分像是，当人们物质或者精神状态没有达到最理想化的时候的一个对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的保护，它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以前或展望未来，可能它就不那么重要。比如，到未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完全变成一个云端之间的联系，或说人们不需要这么多物质的东西来支撑我们的生命，可能那时人已经是数字永生了，你的思维永远活着，你只要各种库大家互通就永远共享，叫蜂巢共享，数字永生，如果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面的话，好像隐私问题也消失了。
总之，我想把隐私这个问题扩充到一个更宏大的宇宙的时空里面，这个视域里面，我们再考虑我们现在讨论的隐私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想象力，新的判断和做法。
Q：拍纪录片重点是在现场，现场无法预设可能状况频发，如何既兼顾现场事件又考虑到电影美学？如何平衡？
我先表达一个“最直男”的想法，我们美学的观点需要扩充，要扩充到未来和过去。现场事件当中的即兴（状况）和（画面）逐帧都可以当作屏保的那种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实际上我们的美学应当扩充到，新闻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美学，哪怕就是一个新闻镜头。
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美学，每一帧都可以去观赏的那种美学，是唯美的、为了美而美表达，那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事件当中即兴而产生的美学实际上是一样的，或者应该存在一个更大尺度的美学，就是事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被你目击和有效的记录下来，实际上就是大美。
我觉得在这个运动当中的“歼灭战”非常美妙，是一种美学——自由之美。纪录片是自由的，自由当中获得了一种现场的真实感的表达。
特别鸣谢
HiShorts!厦门短片周
HiShorts! 是一个具有三年历史的专注于短片电影的节展品牌，致力于培养独立思考、用于创造的新一代影像人才。以“国际化、年轻化、中国美”为内容特色，HiShorts! 设立剧情、纪录、动画、商业、实验、MV六大单元。HiShorts！作为2020豆瓣电影官方唯一合作影展，今年展映了121部国内外短片，策划了30场“趋势论坛”。
HiShorts! 旨在不就的将来，成为具有引领气质的青年文化活动品牌，让更多人影视文化音乐人才们齐聚一堂，充分交流，以短片为媒介切近时代脉搏，在厦门，打造一场波澜壮阔的”短片奥斯卡“。
参考资料 -----------------------------
[1]《“游民三部曲”导演徐童专访：游民中国》，电影世界
[2] 《“新游民”电影》，王小鲁
[3] 在平遥和徐童谈《算命》：拿起摄像机的理由，张亚璇
[4] 《导演丨纪录片导演徐童 人活一口气》，南方人物周刊
[5]《<珍宝岛>：记录在艰难处境中生猛生活的人们》，新京报
[6] 《徐童：纪录片是人学》，腾讯文化
*所有图片由徐童导演独家授权使用
采访 沈燕妮 | 撰文 芦丽琴 | 编辑 简晓君
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看客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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