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屋里吃东西，叔叔进来后就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乱摸，当时我吓得不敢出声，死死地咬住嘴里的饼，盯着他看。”
这是一个女性来访者，和我描述童年的一段创伤记忆，最痛苦的是，她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了无视，让母亲和来访者保守秘密，不要说出去，因为那样家里会“没面子”。
我们的咨访关系也很“奇特”，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出现预约，然后又消失一段时间，作为男性心理咨询师，我可能承载了对方及其复杂的移情，她需要反复地“试探”我，才能建立信任的关系。
根据数据统计，仅在2016年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就高达433起。请注意，这只是被媒体曝光的数据，还这之下，还有海量的隐藏案件，没有被发现。
除了性侵，还有更为明显的校园霸凌事件，也在逐年上升。
近期，一则新闻在网上炸开了锅，河南许昌禹州，一个女童被三名男同学恶意的在眼睛里塞进去纸片，家长发现后，到学校了解情况，校长的回应却是：“七八岁的小孩没有恶意，在一起就是玩了”。
这样冷血的回答，让人感到恶心和愤怒。
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儿童的成长，也可谓步步惊心，不仅要面对父母的各种心理状态，还要应对学业的压力，无处不在的竞争，以及可能发生的校园霸凌和性侵事件。
为什么儿童越承受伤害，成人却越冷漠呢？
1.扭曲的超我
我们的传统是，无论出了什么事，首先是要抓一个人负责，意味着被抓住责任人，要面临职务降低，甚至失去工作的风险。
但到这一步就结束了，问题的核心并没有解决。
这次的“纸片塞眼”事件，校长和班主任被通报批评，写检讨书，学生家长当面赔偿道歉，具体施恶的三人，因为“还是个孩子”，以批评教育为主，好像局外人一样。
这会给孩子的心理给予一个怎样的暗示？
大连14岁男孩，在杀人后还在班级群里炫耀：“我虚岁14。”并把受害者母亲哭泣的视频录下来欣赏，他深知法律奈何不了他。而且，个人信息还会被保密。
成人世界亦是如此，几年前臭名昭著的南京法官事件，开启了不扶老人的热潮。今年的福建赵宇案，这个退伍军人看到邻居女孩被陌生男子骚扰，前去制止，结果反被控告故意伤人，在拘留所里度过14天，连自己孩子的出生都没赶上。
涉嫌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却天天在家打麻将，等待赵宇赔偿。
后来，全国媒体反复曝光，案件的走向发生了变化，检察院最终认定赵宇为见义勇为。
社会的象征性“超我”法律的导向性很重要，它不能严格扼制本性中的助人行为，摧毁人的同理心，让冷漠成为潮流。
这样的破坏性巨大，出现类似的案件时，冷漠成了下意识的反应，并会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父母接收了这样的信息，会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
而在冷漠过后的羞愧与自责，会被人们回避、否认，用谎言和愤怒，或者某种变形的方式掩盖，集体心理的状态就会浮动于不健康的边缘。
2.受挫的自恋
当被定位某件事情的责任人时，等待他的，将会是各种具体的惩罚和身份的丧失，这里带来了一个道德博弈，如果隐瞒成功，他可能会保住自己的位置，但会带来一些超我层面的压力，事情被发现，不但要吞食恶果，还要面对一些关于自恋的问题，这里后面会讲到。
但如果有一个扭曲的超我蔓延已久。那么，从外在角度讲，就给他创造了一个倾向于撒谎和否认的暗示，诱发其选择无视或冷漠。
曾奇峰老师说过，人活着是靠四个轮驱动的：力比多、攻击性、自恋和关系。
身份的丧失，比如降级或撤职，会让自恋严重受挫，并间接的影响到关系，从更深层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有着病理性的自恋，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不可能犯错，也不允许自己受挫，这样的人会用“婴儿式的暴怒”（自恋型暴怒）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在近几年的新闻中，类似案例屡见不鲜。
比如：一个31岁的青年赵某，因嫌弃排在一个前排的女孩取款太慢，产生争执，后来用兜里的折叠刀将其刺死。
何某带着自己的女友吃饭期间，遇到几个熟人过来敬酒，当其回敬时被对方拒绝，何某顿觉没有面子，双方因此发生口角，后来拔刀相向，捅死两人后改名换姓，在流窜期间被抓捕归案。
恰当的自恋是好的，能让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处在一个适合的位置。在上面的事件中，当事人的愤怒和承受的“挫折”不成正比，正常的愤怒在达到目标后，就会消失，或者和当下的情景相匹配，比如：嫌弃前面取款太慢，在内心抱怨几句，或者敬酒被拒绝后有些不满情绪，但不至于杀人。
婴儿式的暴怒则想要完全摧毁让他受挫的人或事，甚至摧毁后还不“解恨”。
校园霸凌的施暴者，部分人的自恋程度趋近与病理性这一端。
反观学校的管理者的自恋，虽然没有达到病理性的标准，但发生了这种事件，第一时间的行为也是掩盖和否认，而不是解决问题，这也反应出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恋，要付出多少代价。
因为真相比谎言更让他们害怕，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管理的学校能出现这种情况，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疏忽和错误，通过否认来隔离自己的羞耻与愧疚。
和这些校长类似，部分被性侵儿童的家长，也持有这种心理，尤其在农村地区，女童被骚扰传出去后，让家长很没有“面子”，孩子长大后也会被“吐沫星子淹死”，本来就受伤的孩子，被照料者在背后又狠狠地插了一刀。
3.如何改变？
可以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设置一些符合人性的规则。
比如，设置举报霸凌事件的渠道，班主任或校长发现类似的行为，需要第一时间汇报，说明情况。如果是被家长或其他人发现举报，作为校长和老师需要付出相应的严重代价。
发现霸凌事件后，成立调查小组，对施暴者直接惩罚，从口头警告到开除学籍，甚至是刑事责任，他们的父母会收到罚单，并规定重新对孩子进行教育，下次如果再犯，惩罚将加倍。
这样的规则可以逆转博弈，在外在制度上，建立一个预防霸凌的流畅的机制，让超我重新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
我国现有的机制是，事情曝光以后在处罚，对预防霸凌和儿童性侵的过程没有监督，往往以“他还是个孩子”的借口模糊过去。这句话作为施暴者的家长，可以掩盖他们的羞愧和自责，不必面对教育失败的自恋挫败，也可以逃避惩罚。
这些“霸凌者”往往存在相似的心理防御机制，被“霸凌者”也是如此。
比如，有的孩子仅仅因为同学在骑自行车时，超过了他，就进行殴打。这要就要考虑自恋的问题。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好斗”的学生，他父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来访者察觉不到对爸爸的愤怒，却在学校经常因琐事殴打同学，这就要考虑“与攻击者认同”这样的心理防御。
按照他的话说：“我不打倒他，他就要打我，要对着头狠狠的打”。来访者的父亲在家里就经常扇他嘴巴子。
而被“欺负”的孩子，往往心理边界不明显、内向或是在家里也经常被虐待，施暴者似乎能敏锐的“捕捉”到这样的信息，然后进行欺凌，这就要考虑所谓的“投射性认同”，受害者的气质往往能“勾引”霸凌者。
家长和学校老师如果能掌握相关知识，在平日留心观察，甚至使用某些心理评测手段为辅助，可以最大化的降低霸凌事件的出现。
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家长或学校的管理者，要充分的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关注自己的自恋，在配合恰当的制度，才能孩子们安全、快乐的长大。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的讲台上完成的，这强盛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在支持。
* 来访者案例细节均已进行虚构化处理作者：刘晓凡 笔名刘昊、汉尼拔的晚宴，心理学界不可多得的精神病型人才。祝各位伙伴能踏实的工作、深刻的爱以及开心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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