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第四届中国翻译学博士论坛综述
摘要: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翻译》编辑部、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翻译学博士论坛于2017年11月4~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高校的25位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和近200名博士生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为中心展开探讨，主题突出、互动频繁、反响热烈，对于翻译学人才培养和翻译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名与实》）一文，提出了建立翻译学学科的构想，并勾画了一幅系统的翻译学研究图景（Holmes 2004：184），此为国际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建立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的前言中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于20世纪80年代成功地建立起来”（Bassnett & Lefevere 1990: ix），此为国际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建立的公论。在中国，“翻译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27年蒋翼振编撰的《翻译学通讯》，1951年董秋斯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但二者均未引起学界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谭载喜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发表《必须建立翻译学》文，提出“翻译学是一门科学”，并将翻译学的任务界定为寻找翻译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此文引发了学界关于“翻译学科是否有必要存在及翻译学科是否已经建立”的广泛争论。时至今日，虽然对于翻译学的边界问题，国内外学界仍存在不少争论，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在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代表学历教育最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翻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翻译学科的发展。我国翻译学博士培养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培养出上千名翻译学博士。随着翻译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与推广，翻译学科领域显现的诸多研究课题已被前人探讨，当下翻译学博士生面临无题可选、无研究对象可深入以及难以找到创新点的普遍困惑。
为解决翻译学博士生的研究困惑，提高翻译学博士教育的培养水平，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和《中国翻译》编辑部，于2017年11月4日至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中国翻译学博士论坛。此次论坛的召开，旨在解决翻译学博士生面临的选题困境。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25位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和近200名博士生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沿用前三届论坛形式，包含专家主旨发言、博士生模拟答辩和圆桌会议三部分。与会者通过学术互动、信息交流、观点碰撞，就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与价值判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和探讨，对翻译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1. 第四届中国翻译学博士论坛综览
专家主旨发言设两个主题，分别是译学前沿和翻译学博士人才培养。译学前沿指的是“在当代译学研究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或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穆雷 2005：45）。与会专家结合自身研究和国内外译学研究热点，重点探讨了“理论翻译学构建”、“翻译家研究”、“英诗汉译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反思”和“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等前沿议题。
黄忠廉从“为何构建理论翻译学，理论翻译学为何基于翻译本质以及如何构建理论翻译学”三方面探讨了理论翻译学的构建。他提出运用科学哲学的元反思方法，通过对翻译学学科发展历程、认识论基础、学科核心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构建理论翻译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强调了理论翻译学是“翻译学元学科，是整合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的上层学科”（黄忠廉、方仪力 2017：8）的学科属性。祝朝伟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说和心理剖析说的基础上，利用其“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人格结构，对庞德《华夏集》的翻译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祝朝伟（2014：79）认为，“庞德翻译的错误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是语言的角度进行的。由于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根本就不懂汉语，所以如果仅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错译和误译，其学术价值势必要大打折扣。如果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或许这些错译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具体而言，受本我、无意识控制的庞德生成了其翻译中的诸多语言错误和文化误读；受超我、前意识支配的庞德渴望寻求超然完美的译文；而庞德的自我、意识则使他一方面要跳出“本我”的干扰，避免翻译错误，另一方面要服务于自身的诗学理想，着眼于时代诗学，于是，庞德的翻译便呈现出了世人现在所知的样态和品格。由此可见，精神分析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洞悉翻译样态与译者人格动态博弈的关系，更好地理解翻译现象。
王东风阐述了英诗汉译声律的对策研究。西方诗歌大规模译入汉语始于1918年，距今整好一百年。王东风认为，在这一百年里，西诗汉译的唯一历史遗留问题是节奏的翻译问题。“以顿代步”解决方案提出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节奏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实际上“以顿代步”触及的只是节奏中的节拍问题，而且也并没有真正解决节拍的同步转换。据此，他提出“以逗代步”译法，实现了节拍的同步转换。然而，他强调，声律的问题仍未解决，声律问题几乎已成翻译界和翻译学界的盲区，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对策。李德超论述了对描写翻译理论的反思与展望。他认为，对译文的描写和解释不应被视为唯一可行的研究途径。研究者可在描写和解释的基础上，描述所总结的规范如何影响了后续译者，启发和培养了他们对翻译活动道德上的认识，令他们在将来翻译类似文本时做出符合道义、伦理的正确选择。刘华文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角出发，呼吁翻译学与哲学进行交叉融合，他重点探讨了严复与安乐哲的译学背景，引导学界思考两者在译释方法、译释主体性、译释目的和观念形态四方面的异同。
译学前沿研究是翻译学学科发展的指向标，引领着翻译学研究的走向与建设进程。本次论坛从上述五个议题出发探讨了译学前沿发展，为翻译学博士生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指明了方向。紧跟译界前沿，了解译界动态，是翻译学博士生应该具备的学术意识及孜孜以求的学术追求，与此同时，翻译学博士人才培养模式更是博士生热切关注的话题。与会专家结合自身读书、教书、教人的经验，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翻译学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
许钧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角度探讨了博士生应具备的五种能力（读书能力、对学术史的梳理能力、处理文献的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评判博士学位论文价值的六种标准（选题的拓展性、发现性、前瞻性、可持续性、挑战性、是否引进了新理论）。王克非从博士生导师的角度强调了导师应学有所成、学有所专，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应勤读苦思、夯实基础，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重在价值，应体现人文功底、大局观、学术性、规范性和拓展性。谢天振从答辩委员的角度以生动实例分析了学位论文写作的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创新意识，并提出了博士研究“接着说、对着说”的六字箴言。张威从学生的角度探讨了对于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他认为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应注重经验意识、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穆雷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向与会学者展示了前三届全国翻译学博士生论坛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选题的关系及当前1143篇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量化研究结果，并得出四点启示：博士培养是学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是否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博士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博士培养需加强方法论及其运用的训练；博士生须对学术研究心存敬畏之心。
综览上述专家针对译学前沿和翻译学博士生培养的主旨发言以及博士生在模拟答辩与圆桌会议中呈现的问题，笔者认为，欲解决当前翻译学博士生“无题可选、无研究对象可深入以及难以找到创新点”的困惑，博士生需注意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及价值判断。
2. 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87》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就翻译学科而言，博士学位论文应能体现作者的理论意识（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价值判断（文章具有发现性、前瞻性、可持续性、挑战性、创新性）。“理论意识虽然是个抽象概念，但事实上，是否具有理论意识是可以判断的，因为理论意识具体表现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三个方面。”（肖庆华 2015：16）具体而言，翻译学研究中的理论意识指的是翻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以及从价值层面的高度看待理论的背景、前提、基础、目标和内涵的能力。
王克非认为博士生学习应遵循“论从研出、研从读起”的规律，在博士研究的起步阶段，刻苦研究专业书籍、夯实理论研究基础。在巩固理论基础之余，品读译界大家之作，有助于研究者学习其思考能力；泛读国际学术期刊，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国际发展前沿。谢天振认为，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最大差别是：博士生需已掌握独立写论文、做科研的能力。要达到这种能力，博士生应提高理论意识，实现对翻译学理论的详尽占有以及对当前学术研究前沿趋势的敏锐把握。缺乏理论意识的学位论文会流于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文本、事件的印象叙述，将很难有新的发现和论述。王东风强调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呼吁研究者对于自身论文中所要运用的理论了然于心，学会透过理论看到预期研究成果。理论不应仅是研究工具，更是翻译研究与学术发现道路上的探路石。
上述学者强调的是基础理论知识积累的重要性，而理论意识不仅包括研究者对所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系统积累，也包括研究者对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穆雷（2017：27）认为，“博士学位论文需要清晰地展示出作者的研究起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跟前人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分，以突显自己的理论贡献。如果区分模糊，通篇都以综述、总结为主，说明论文作者并未达到博士生的基本要求。”若想避免博士学位论文通篇以综述、总结为主的情形，研究者须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发现问题、描写问题和分析问题，从而以问题驱动新理论的产生，完善翻译理论体系。
3. 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意识
在博士生模拟答辩环节，32名博士生分别就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了模拟答辩，选题可大致分为五类：译介研究如民族典籍译介、中外诗歌译介、小说译介等；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研究、翻译风格研究、话语风格研究等；实证性的翻译研究如口译能力发展研究、口译技能研究、译员研究等；翻译史研究如中国小说英译史、女性翻译史、“中国形象”的塑造等；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如译者意识形态、文化资本性与惯习、译释学研究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翻译学博士生暴露的普遍问题是“没有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指的是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品质，即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心理学研究表明：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被动的思维……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又可作为思维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姚本先 1995：40）与会专家强调，翻译学博士人才培养要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缘由应从问题出发，以解决研究过程中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用理论而找理论，套用理论验证现象，而是在于检验博士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且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穆雷（2011：283-284）认为，“在一篇学位论文中往往有不止一个研究问题，几个研究问题之间应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前一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后一个问题的基础，几个问题都解决，该论文提出的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与许钧在博士生指导过程中，反复强调的“问题系”如出一辙。“所谓‘问题系’，就是选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提出相关的问题，步步深入，步步追问，提出的相关问题要形成逻辑链，缺一不可。”（祝一舒、许钧 2014：6）谢天振认为，发现学术层面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的起点，部分博士生根据研究对象去找问题、套问题，是本末倒置的做法。黄忠廉以形象比喻说明了论文标题中体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如果A代表所要运用的理论，B代表研究对象，那么一篇优秀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A+B的产物C，在论文标题中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厘清研究问题，那么论文将会流于对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或是本末倒置以研究对象去图解理论的“理论与分析‘两张皮’”式文章（姜秋霞、权晓辉 2008：23）。
那么，如何发现研究问题？祝朝伟认为这是博士生培养阶段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研究者应通过大量阅读，以批判性的思维去发现研究问题。有效阅读的具体步骤是了解作者的学术背景、已解决问题的本质、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评判最后的解决程度，与此同时，研究者应思考怎样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这便是学术思维的切入点。胡开宝认为，问题意识来源于学理层面和国家战略层面。研究者应厘清自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学科体系中属于哪个层面，是否有理论价值，同时，通过阅读文献与学术交流，了解该选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从国家战略层面剖析其实践价值。
古语有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研究起于问题，正是问题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引导人们去不断探讨和解决，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博士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了解前人成果；也要积极追踪学术前沿，了解学界动态；继而在有理可依的前提下不断发问，刻意培养自身问题意识。
4. 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判断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对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来说，尤其适用。选题有价值，写出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才有价值；选题无价值，即使在写作过程中花再多精力，论文也没有学术贡献。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称得上是有价值的选题呢？笔者根据与会专家的主旨发言以及博士生模拟答辩的专家点评，将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归纳为以下五方面特点：发现性、前瞻性、可持续性、挑战性和创新性。
4.1发现性
许钧认为，发现性有多个层面，以翻译研究中的忠实性研究为例，本已是老生常谈，但若放眼整个翻译研究争论的学说史，翻译的忠实与否永远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一个发现。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除此之外，资料性的发现也会带来学术上的发现，比如当下傅雷手稿现世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过往学术史的把握之上找到新的维度。而对过往学术史的把握离不开对文献的研读和文献综述的撰写。
文献综述也称研究综述，是指在全面掌握、分析某一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该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已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述而形成的论文。而在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是文献搜集不全，遗漏重要观点，未能穷尽资料搜索。这就会导致研究视角的片面性，盲目地认为某些研究领域还存在空白，这不仅会失去论文的创新性，也将产生重复性劳动。其次，文献阅读不深入，简单罗列，“综”而不“述”。目前博士学位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按国内国外或是按时间顺序等将所搜集的文献一一罗列，简单堆砌。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将搜集的文献按学术性划分并进行分类归纳，从中提炼出相关研究问题发展脉络、深入程度、存在的问题等，如此才有助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4.2 前瞻性
由于研究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学术传播亦难一蹴而就，因此，选题最好对其研究前景进行预判，选择那些将来有可能成为主流、前沿的选题。前瞻性一方面有赖于导师的适当引导，另一方面更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研究者应该立足学术前沿，极目远舒，判断并选择一个将来更有可能受人关注的选题。许钧认为，从学理层面来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系统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古典典籍在国外的研究”等是有益于学科发展的选题；从国家战略需求来看，“中国文化走出去、繁荣社会哲学科学、一带一路”等议题已经成为时代命题，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研究者可以此为契机开展相应的研究。然而，学术前瞻力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需依赖多年读书、思考、交流的积累，因此研究者应做到多读书、多参会、多请教。读书是基础，参会可以接触到学术的最前沿，向专家学者请教，可实现对症下药式的深度提升。在学术视野有所拓宽后，对国际学术前沿的进展有了相当的了解，在选择和确定论文选题时就可以做到有预见力，避免选题重复和观点重复的问题。
4.3 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原则”最早用于生态环境领域。它是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时，人类提出的一条为保护环境资源的原则。正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需要贯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原则，学术研究在最开始的选题阶段也应关注其可持续性原则。否则，只谈选题之创新、价值，光考虑其是否可行, 忽视了选题的可持续研究性，学术研究最终难以走向专攻和精深的内核。毫不夸张地说，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博士生的终身大事，不能马虎大意，因为博士学位论文一旦成形，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即此展开，基本确定了今后的研究范围。若是研究内容具有可持续性，便可一步一步往下走，形成系统性的研究，从而成为该领域的专家甚至是奠基人。博士生应当学会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复式思维法’，即用鸟的眼力俯瞰全局和用虫子的目光工作，一步一步前进”（伊丹敬之 2004：230）。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应从大处着眼，具有可持续研究的宏观视野；小处着手，拥有坚持不懈、不畏艰辛的钻研精神。唯如此，学术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王克非在谈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价值时提到，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性质，研究者应能举一反三、顺藤摸瓜、由浅入深，不断拓展、深化该选题。张威认为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一生以之为继的课题，只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可经历无数次转向。穆雷量化研究了当前1143篇翻译学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发现其中由博士学位论文为支点拓展开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博士达198位，同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的博士达54位，由此可见，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可持续性，可帮助研究者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
4.4 挑战性
挑战性要求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内容时要敢别人之不敢，迎难而上。许钧认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该勇于挑战难点。在挑战的过程中，可发现自己的可能性，释放潜能。作学术如同创作，要避免轻车熟路，忌“熟”忌“滑”。无论变换领域，还是改变具体的研究方向、方式，都有助于避免“熟”和“滑”，研究者要勇于打破已经形成的研究格局与路径依赖，使自己的研究不断开新生面。例如，“《毛泽东选集》英译的过程研究”以及“《邓小平理论》英译研究”等都是富有挑战性的选题，若研究者能克服畏难情绪，以撰写期刊论文的形式，一步步实现突破，则终可产出有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
4.5 创新性
“创新性可以从不同层面来体现，如在理论、概念、观点上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应用与技术上的创新。”（刘润进等2007：31）创新性，不是指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的问题，事实上，任何课题的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来实现突破的。翻译学科中的创新，指的是在对前人成果认真梳理和严谨审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或提供新的材料。谢天振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价值在于创新。创新来源于对资料的详尽占有和认真研读，来源于对当下学术研究前沿趋势的敏锐把握，来源于研究者与导师、同学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来源于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和独特感悟。他认为，研究者创新能力的提升包括八个方面：准确的选题能力、独立的构思能力、缜密的分析能力、逻辑的推理能力、整体的把握能力、资料的捕捉能力、外语的阅读能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翻译学博士生是学科建设的生力军，博士学位论文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质量不仅关涉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关系到整个学科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博士生在选题之前应积累专业知识、拓展学界视野、深化与业内人士的交流，确保选题在发现性、前瞻性、可持续性、挑战性、创新性等方面有所突破，以优质博士学位论文贡献于翻译学学科发展。
5. 结语
正如胡开宝在大会总结发言所指出的一样，第四届中国翻译学博士论坛议程紧凑、主题突出、师生探讨热烈频繁，有效促进了翻译学博士生砥砺学术、有无相通的学术交流。与会专家从译学前沿和翻译学人才培养两个角度，探讨了翻译学热点话题和翻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意识、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切实解决了翻译学博士生当下面临的学术困惑，有利于翻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编者注：本文原文节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1期
责编：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