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必武：学术史、批评话语建构与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 | “外国文学中国化”笔谈之五

本文原文刊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1期。

编者按：就“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而言，可分为“原初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外国文学”两种形态。所谓“原初的外国文学”，指的是国外不同时期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其所生存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个人体悟进行的文学实践的产物。而当外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时，经过翻译、阅读理解以及讲授传播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备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特色的新形态，也可以说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学现象。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三大本质性的特征：一是外国文学在救亡图存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中国，决定着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是在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外国文学中国化”是个特定的概念和学术范畴。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近期出版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六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通过50多个专题，系统地、全方位地总结和揭示了外来文学进入现当代中国文坛并成为中国的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规律。该系列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现集中刊发几篇知名学者的评论文章，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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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批评话语建构与欧美文学的

“中国化”进程研究

尚必武

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020年度全国理事会上，陈众议研究员（2021:149）指出：“任何话语都有前因后果。一百多年前，面对列强的蹂躏，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先贤们提出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哀叹，即承认西升东降。‘体’‘用’思想由兹产生。如今，随着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我国的崛起，世界迎来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势必首先在敏感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对蝴蝶翅膀上产生反应。”自1872年《申报》发表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彼时译名为《谈瀛小录》）中的“小人国”部分以来，外国文学已经被成功地引入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众议（2021:149）指出：“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批评蔚然成风。”从学术史角度来考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学者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并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当属金莉教授的《当代外国文学纪事》，申丹教授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陈建华教授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以及吴笛教授的《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等。但是从学术史角度，考察百年来外国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刘建军教授等人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

论及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化”的界定。在刘建军（2020： 5-6）看来，所谓的中国化包括三个基本内涵：“（1）任何外来文化被引进到中国来，都必须与现代中国的国情相结合”；“（2）‘中国化’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指导下的发展进程”；（3）‘中国化’必须要在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改造、补充乃至创新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取代或者割裂我们的文化传统。”由此说来，所谓的欧美文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是欧美文学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实现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并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在强调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当下，我们考察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势必要把握住该进程的规律与基本特征。在刘建军（2020：63-80）看来，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交流现象，百年来的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体现出了三大鲜明特征：第一，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与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社会发展和新文化建设需求密切相关；第二，欧美文学在中国译介和阐释过程中，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际，逐渐走向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己发展历程；第三，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始终是在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其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浓厚因素和强烈的互文与再造意识。换言之，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一个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充分融合，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中国化命题紧密关联的又一核心概念则是百年来及其分期问题。《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将百年来欧美文学的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划分为1840年~1919年、1919年~1949年、1949年~1979年、1979年~2015年四个阶段，而它们也构成了该书的重要研究内容。刘建军认为，1940年~1919年前后，这是欧美文化与文学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1919年~1949年是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走向自觉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如何站起来；1949年~1979年是欧美文学的中国化在革命与建设两大历史任务叠加时期既迎来全面探索又遭到重创的一个时期；1979年~2015年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强国两大任务。由是说来，纵观百年来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接受与批评，欧美文学在中国的旅行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也是欧美文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创新过程，也是“中国文学界对欧美的接受改造过程”（刘建军 2020：13）。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揭示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者研究欧美文学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建设，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经验。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始终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旨在回答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这一课题所息息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譬如，在该书第一卷中，刘建军教授提出了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十个问题：（1）为什么要研究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2）提出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基本依据是什么？(3)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特征有哪些？(4)欧美文学“中国化”能够“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5)近代早期译介活动对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6)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内在发展流程是什么？(7)当前欧美文学“中国话语”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8）为什么要把文学史观创新作为当前中国话语建设的重要任务？（9）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经验和遗憾表现在哪里？（10）今后欧美文学“中国化”建设需要注重哪些重要的关系？该书不仅提出了上述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还对这些问题做出了鞭辟入里的解答。就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内在发展流程而言，刘建军分析了其中的三个阶段：引进来阶段、借鉴-使用阶段，以及文学再造和中国话语形成阶段。这里的中国话语形成阶段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批评接受的立场，形成新的思维模式，探讨外国文学中的问题，最终形成以我为主的批评话语体系，实现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来解读和批评欧美文学的研究路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六卷本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以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为着眼点，为推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化创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文献建设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六卷还提供了1840年~2015年的资料索引，收录了自鸦片战争以降，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有关的文学翻译、文学研究、文学交流等史料，其范围包括了事件、政策、言论、焦点、思潮、会议、团体、刊物、出版等信息，以直观的形式为百年来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了基本的历史发展线索，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资料索引与参照。

通过系统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历程，《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在守正出新、博采众长中推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努力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的建构、世界文学研究的贡献者，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刘建军领衔撰写的六卷本皇皇巨著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采取“博观”与“辨析”的双重透视策略，绘制了百年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批评与接受谱系，有力地丰厚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史料性和学科性，深化了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陈众议. 2021. 话语之弧——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020年度全国理事会暨“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词[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1）：149-151.

刘建军. 2020.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第一卷）[J].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尚必武

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际期刊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 (ESCI)主编、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 (A&HCI)、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HCI)、《外国文学研究》（CSSCI）等期刊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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