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三论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撰文 | 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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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季节在本月三号以生理和医学奖的宣布正式拉开序幕。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诺贝尔科学奖是三项，每项获奖者不超过三人。

就在诺奖宣布的整整三周以前，我的博后导师戈德斯坦发表一篇文章，以绘画艺术常见的一个画框三个物体的表现方式，讲述科学大奖多授予三人的道理。除了调侃性地讲述西方文化对数字三的执迷：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到独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甚至垒球的三振出局； 说明“三”确实是个神秘的数字。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了解到科学大奖授予三人并不是由来如此。 从诺奖起始阶段的很多年多授予一人；到拉斯克奖曾经一次给了十几个人。最终约定俗成，科学和艺术相通，以三为框，即可突出主要内容，表现的故事又比较完整。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

其实戈德斯坦不清楚是“三”这个数字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更是比比皆是。从三皇五帝到三国演义的历史；从佛，道，儒三种对人世间的看法；连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一定要三顾茅庐。看来三这个数字特别适合人脑自然喜欢的框架。它足够小而凸显，而又足够大而普适。

►大隅良典

结果今年诺奖首奖，竟然颁给了大隅良典一人。奖励他在细胞自噬机理阐述的工作。看来不管如何对诺奖委员会说“三”道四，诺奖还是经常有意外和惊喜。对大隅先生得奖，我是无意外而有惊喜。因为对大隅先生的工作和他本人，我和我们北生所的同事们都不陌生。张宏博士和杜立林博士在我们研究所的实验室首次用线虫和裂解酵母为模式生物系统研究自噬，相对于大隅团队在啤酒酵母为模式的工作，在更复杂生物体内，分别有多个独特的重要发现。同时也许和大隅先生今年得奖更有关系的是证明了大隅团队在简单的啤酒酵母发现的自噬基因和生化通路，在复杂生物中有普适性。想起几年前北生所高绍荣和中科院动物所周琪团队用胚胎四倍体技术证明了山中伸弥发现的可诱导干细胞的全能性而临门一脚给山中踢出了个诺贝尔奖，看来诺奖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几年不是擦肩而过，就是垫肩而助。去年还真来了个屠奶奶。再往前虽然远了点，得奖者也有好几个科大的女婿。

►屠呦呦在诺奖现场

不过大隅先生的获奖，把本世纪十七年以来日本获诺奖的人数提高到了十七位。仅次于美国。考虑到日本人口是美国三分之一，又没有全世界科技精英移民，这个事实在国人吃着包子，看着抗日神剧，和喜谈科大女生如何旺夫之时，确实有点让人细思极恐。尽管一个半公开的小秘密是我们在国内获诺奖者和我们的两院院士比起来待遇恐怕差很多，但你问我们的科技领导在引进人才时要诺奖得主还是要院士，我想领导们多数还是会先引进诺贝尔奖得主的。

其实几年前大隅先生六十五岁在日本到龄退休后，鉴于科研事业依然活跃，曾考虑过到中国建实验室。此事如成不光是对所在单位的科研水平提高是个促进，尤其是对年轻人有传帮带的作用，也会是他所联系单位的第一个诺奖。不过他获奖的工作基础毕竟多年前已打下，引进他主要还是象征意义。最后没成，也不必太遗憾。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建设能产生诺奖工作的生态环境而使十年后我们也有不少科学家在十月初期盼的自然睡不着觉？

答案其实就在面前。还是要回到数字“三”。

因为能获诺奖的工作，不外乎含有三个要素：创造性，真实性，和影响力。英文就是：creativity，validity，and impact。这三味药如何组成获诺奖的秘方，还要容我细细道来。

创造性就是这个工作和已有的知识比，有多高的跳跃，有多么地与众不同。这里主要包括新颖性和难度。我们科学大众看到这种工作的反应就是：“他／她是怎么想到的和怎么做到的”的感叹。比如说山中先生用四个因子把成体皮肤成纤维细胞诱导成干细胞和大隅先生在发现啤酒酵母中的蛋白降解突变体后由此推出可用此突变的酵母去做遗传筛选来研究自噬。但如何才能做出有创作性的工作从其定义上讲就是无解的。我看创造性的工作来源也是三个：傻，碰，和熬。只有傻到一定程度才能把一生的成功依赖以碰，和一时碰不着也要熬着等机会碰。既然如此，我们从机制上要把科研资源给多一点人而不是集中在几个大佬。同时要给科学家自由。你把他／她做什么，如何做都限制住，也就自然扼杀了科学家的创造性。要我说我们的工作离项目指南越近，离诺贝尔奖也就越远。从这一点来讲，最好的科学和艺术有共通之处。所以科学大奖奖励最原创的工作，很有它的道理。因为最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经历过不为人道的痛苦过程。而且越有创造性的工作，就越会被质疑，被嘲笑，甚至由于距离被大众认可的遥远而被遗忘。至今思梵高，卖画一生无人挑……

然而科学毕竟不同于艺术。那就是于科学的发现必须是真实的。是可以被其他科学家重复，验证，和理解的。在真实性被验证之前，理论只能叫假说，发现只能叫观察。而论文，即使是发表在CNS上，也只能说是被2-3个同行认可的广告。所以说科学家应该是苛刻的，尤其是对自己。而我们人性的弱点，经常是对别人多苛刻，对自己多宽容。所以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环境，是一个容忍批评的文化。闻过则喜，对一位科学家来讲，没有比此更重要的素质了。

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最终还要落在影响力上。这里有对同行和大众的影响。诺奖少有例外，或者为同行的工作打了基础，或者造福了大众。这是为什么技术突破多获奖。因为技术突破推动了业界同行很多人的工作。科学大奖毕竟是同行评的。技术突破对同行影响最大，则自然易被认可。历史上克隆技术，定点突变技术，基因打靶技术，RNA干扰技术，蛋白鉴定技术，基因测序技术和细胞荧光标记技术无一例外得了诺奖；到如今的光遗传学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也会在今后几年毫无悬念地获奖。造福大众就是一更高的指标。从胰岛素，青霉素，艾滋病毒到试管婴儿和青蒿素，也众望所归到获得了诺奖。当然从实验室的科学发现，到成为大众受益的产品，需要多学科的投入。而经过漫长的路径之后，经常是贡献者众而难以挑出无争议的三人。所以获奖固然值得欢呼，那些为大众获益的无名英雄，也同样值得我们尊重。

最后你如果问我，中国离日本式的获诺奖还有多远，我的回答是中国的科学目前还比较二，离三不能算远了。

后台回复“王晓东”，查看他前两次对诺奖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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