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扇·云游】开封陈留东窑东青瓷
中国陶瓷文化历史上，发源于开封陈留的东窑东青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许多人认为，开封以烧制东青瓷器见著的东窑（亦称董窑）始于北宋。其实至少在唐代汴州浚仪、后周柴荣东都开封时期，在外城东南部迎春苑、新蔡河之间的陈留县之地，就已有东窑的存在，并受命为朝廷制作、进贡东青瓷器。
一
上古时期，受技术条件限制，铜、铁、锡、铅冶炼产量极低，民间青铜合金产品极少。因而，当时筑造的青铜鼎器也极其珍贵，只有帝王才能在大型祭祀场合使用青铜鼎器。一般大臣、百姓祭祀活动，多采用陶土瓷石烧制的鼎状陶甄、陶瓷作为祭祀礼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后周皇帝柴荣时期。
后周柴荣称帝后，以超人的胆略智慧实施了“毁佛铸钱”“禁铜兴瓷”重大国策，迅速扭转了国库空虚的残败局面，为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后周国家实力奠定了基础。
柴荣既是懂瓷器的行家里手，也是以词赋诗、生动表述瓷器的文化大师。据明朝《五杂俎·卷12》记载：柴窑瓷器“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关于后周柴荣“御批”柴窑之事的可靠性，清代进士、江西巡抚幕僚朱琰《陶说》明确指出：“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当时亦称御窑，入宋始以柴窑别之。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民国收藏鉴赏大家赵汝珍《古玩指南》论述：“柴窑系后周柴世宗所烧，故以其姓名之窑。”
后周柴荣“禁铜兴瓷”与御柴窑所起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了后周尤其是河南各地瓷窑群起，质量上乘，并以东青瓷绝佳，已可摘“中国古瓷皇”的桂冠。
关于柴窑所建的地理位置和时间，史学家多有争议。如学者桑行之等编《说陶》引清代早期佚名著《南窑笔记》认为：“柴窑出汝州”或“柴窑出郑州北地”；再如清代早期宫室都窑官制瓷权威大师唐英认为：“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
说明对于柴窑地理之争主要有汝州、郑州、汴（开封）三处，而这三处均曾归属河南道治之地的开封浚仪管辖。
明代学者黄一正《事物绀珠》中说：“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诸窑”，一般是指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柴窑排首，汝窑排二。民国学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绦环玩具，盖难得而贵重之也。”说明柴窑、汝窑为两处不同的名窑。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归田赋》明确指出：“柴氏窑色如天、声如馨，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这说明汝窑始于北宋而非后周，且由仿造柴窑而来，故北宋汝窑不可代替后周柴窑。至于郑州柴窑，除后人史料记载与汝州、汴柴窑有争议之外，无瓷窑入五大名窑之列，不再详述。开封的官窑，也仅仅是北宋后期的产物，无法与后周柴窑同日而论。据清代医家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记载：“宋政和间徽宗于京师，置窑烧造曰官窑”。可见，后周柴窑不仅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建窑历史也在汝、官等诸窑之先。
柴窑制作的柴瓷获此殊荣，与后周皇帝柴荣确实关系重大。据学者荆子久《钧瓷考证》记载：“柴荣为五代之令主，文治武功，概有可观，然赋性严格，故能令出惟行，无敢玩忽者。试问如此严格之皇帝，如此幽默之命令，制瓷专官唯有邀同工匠翘首云天，静待阴晴之变幻，先为实际之观察，适至进入窑场，又须详察所有之本能，即釉色之预备能否尽如天象之形色，种种谨慎之心理及今人难思之。”
这说明后周皇帝柴荣十分重视烧制瓷器天之颜色的选定，一直专注着御窑建设、瓷器颜色和制作质量等问题。这也是后周柴窑发展水平迅速达到极高程度的重要原因。
由于汝州瓷窑被认为建于北宋时期，国内许多学者一般将汝州从后周柴窑遗址中排除，认为柴窑主要分布在三地：一地是河南新密柴窑村，为监窑官柴荣胞弟柴贵（虢州防御史）监管的柴窑；一地是河南中牟、新郑柴窑；一地是后周皇都开封迎春苑、新蔡河一带的御窑。
二
后周时期开封已有迎春苑，北宋称宜春苑，位于开封新旧宋门外通往陈留、杞县、睢县、商丘（古宋国）的官道之侧，大致在今宋门、文庄、殡仪馆、六里庄、王坟、屠府坟村一带，尤以今殡仪馆东南、王坟西北的汴河沿岸、官道两侧为重点。北宋初期，迎春苑是宋太祖三弟秦王赵廷美的别墅园。宋太宗时期，秦王赵廷美被贬官，宜春苑收为御苑，位置或有迁徙，每年新科进士在此赐宴。因地处开封城外东部、四象对应春季时节，故称迎春苑。后来逐渐荒废，迎春苑被改作为汴河岸边国家和京师储备粮食的大型仓库。
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诸司》记载：“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城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富国”等国家仓库的粮食，通过汴河从“江淮湖浙”运来，又通过汴河转运到开封府各地，是京师国计民生的重要保证。
为了木薪、瓷器的运输方便，东窑紧临开封东南官道，也是皇帝、官员顺路视察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历史文献显示，后周世宗柴荣就曾亲自视察迎春园、新蔡河一带的东窑，给予制陶人以很高荣誉，并命其为皇宫制作御制青器。对此，宋真宗时期政治家、宰相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 帝王部》记载，公元959年，柴荣视察开封外城东南迎春苑及新蔡河水利工程时，曾亲自到当地后周御制瓷窑视察“制瓷家”生产陶瓷器的具体情况，感到非常满意，便根据“制瓷家”“陶人”的不同等级给予不同赏赐。
王钦若《册府元龟·帝王部》记载的后周“新蔡河”西北部，便是“新蔡河”的分流口汴河。公元959年，柴荣命枢密使王朴至河阴检查黄河堤坝，于汴口立水闸。又命检校太尉韩通、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数万民夫浚汴水；由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北宋开封）东导汴水东入蔡水，以通陈州（今河南淮阳）、颍水（今河南禹州至安徽阜阳）漕运之路。
蔡水，即蔡河之水，是流经后周、北宋开封府的“四大运河”之一。“四大运河”为汴河（渠）、黄河、蔡（惠民）河、广济（五丈）河，人称“漕运四河”。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二九四 显德六年》也记载：“甲申，（柴荣）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新蔡河”之说，也由“大梁东”新开通、连接的汴水河道而生。可见，新蔡河之水的源头就是开封外城东南的汴河之水。柴荣此时视察的“导汴水东入蔡水”工程和“制瓷家”正在此地，而非北宋之后的今祥符区太平岗之地。
笔者认为，此处“制瓷家”即瓷窑烧制之地，是唐代“河南道”贡瓷、后周“汴”官窑、御窑、柴窑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民间谁家瓷窑能担当得起皇帝亲临视察和赏赐的殊荣？因此，在探索专门为后周皇家生产贡瓷的三地柴窑、御窑中，最大可能就是开封外城东南迎春苑、汴河、新蔡河一带的“制瓷家”，即后周御窑。对此，清代早期宫室都窑官制瓷权威大师唐英的《瓷器肆考》明确认定：“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今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定，而柴久不可得矣，得残器碎片制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世传柴片宝莹射目，光可却矢，宝莹则有之，却矢未必然，盖难得而重言之也。”“汴”，即唐代汴州、北宋开封。唐代汴州管六县，即治地浚仪、开封、陈留、雍丘、封丘、尉氏。直到后周柴荣时期，开封仍有汴州之称。后周各类“柴窑”遍布河南，虽不可能全部“起于汴”治浚仪，但后周柴荣御定的“御窑瓷”“御柴窑”起于汴州治浚仪，即后周皇都开封的陈留当无可争议。
直到清乾隆时期江西巡抚幕僚朱琰撰《陶说·说古》记述后周柴窑时，仍认为“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新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本地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即位于都内”。其中“后周都汴”“柴窑当即位于都内”的“御柴窑”“御窑瓷”非后周皇都开封、陈留之地莫属。至于“都汴”之外的民间柴窑，河南遍地有之，但当以“汝”窑瓷器为突出代表。
后周皇帝柴荣亲自视察“制瓷家”，目前史料记载中仅发现有开封外城东南一地、一例，成为后周柴窑、官窑、御窑、御窑瓷在开封外城东南部的一个孤证。
三
后周时期，开封东南陈留之地已存在官窑、御窑、御柴窑，或称东窑、董窑、东青瓷器，且已达到当时最高水平的重要凭证。
对此，民国学者荆子久《钧瓷考证》中的观点尤其精辟：“柴荣军政余暇，兼好制作器物，大而冶铁，小而乐器，至于设窑制瓷，尤为精神之所专注，特设专官以理御窑事务，使之为完善之筹备，训工选料，经过多时已达于任何色瓷器无所不能地步。”可见，柴荣精神专注地设窑制瓷，并亲自视察、赏赐的开封“制瓷家”窑址，理应是后周官家瓷窑、御窑、御柴窑之地。
试想，当后周皇都开封外城东南陈留县一带的“制瓷家”，产出值得皇帝亲自视察和赏赐的瓷器后，他还会舍近求远地去新郑、中牟甚至新密、汝州等地建官家瓷窑、御窑、御柴窑制作御瓷吗？
北宋欧阳修的《归田集》，大约作于公元1071年的宋神宗时期，距后周柴荣视察开封陈留“制瓷家”仅百余年，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从欧阳修时期人们得到后周柴瓷残片，不惜用黄金来装饰的情况来看，后周柴瓷自宋太祖初期已经失传，才会有北宋中期官府开办汝州窑仿造柴瓷的情况发生。北宋中期柴瓷已出现稀有、珍贵的状况，印证了汝窑仿制开封陈留“制瓷家”“色青如天”的柴瓷，即东窑东青瓷，是一个具有历史传承的客观事实。
明代皇宫中曾收藏一些柴瓷，据明代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瓷器)。”可是，柴瓷在民间实在难得一见。明末画家、园林设计师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慨叹：“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故有“片柴值千金”的传说。明代之后，柴瓷开始绝迹，无人再见过柴瓷实物。据说目前为止，中国各大博物馆均没有收藏一件柴瓷。
中国柴瓷绝迹的历史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后周御窑柴瓷生产量较小、流传范围不大。柴荣规定，御窑烧出的合格瓷器只允许在后周宫廷里使用，残次品全部当场毁掉，不准流入民间。二是赵匡胤初建宋朝时，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奢侈，诏令关停一批耗资巨大的后周御窑、柴窑，遣散工匠人员，造成御窑、柴窑高档瓷器烧制技术断档。三是遗留于北宋的后周御窑、柴窑出现了转型。开封的御窑、柴窑之名，也改用东窑、董窑、东青瓷旧称；御窑、柴窑由烧制高档精品的柴瓷，改为烧制普通实用的青瓷。即便宋都东京陈留东窑东青瓷的烧制也不例外，仅保留历史上创造东青瓷的传统工艺特色。
南宋以后，各代官窑、名窑烧制瓷器虽有不同恢复，却多以北宋官窑官瓷为复制样本，后周柴瓷、北宋东青瓷未能得到传承，是导致后周陈留御瓷、柴瓷，北宋陈留东窑东青瓷最终消失或失传的主要原因。
四
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转引《爰日堂抄》认为：“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
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指出：“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这说明后世东青瓷釉，均由北宋开封府陈留“东窑”仿制传承而来。
宋代重要政书《宋会要》“窑务”条文记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复置东窑务。”北宋景德四年为宋真宗时期，他废止东西窑务是宋太祖、宋太宗体恤百姓之苦，减少林木浪费理念的延续。
两年后，虽因各种原因东窑务得以恢复，但仍然以生产普通实用的瓷器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徽宗建立官窑、烧制官瓷时期为止。
具有官署管理职能的东西窑务，虽与具体烧制陶器的东西窑址不同，但没有东京东西多个窑址的存在，就没有建立官署管理东西窑务的必要。只是官署管理的东窑务地址，与北宋《册府元龟》记述柴荣亲自视察迎春苑、新蔡河、汴河之间的“制瓷家”地址颇为一致。这印证了北宋东窑务一带，自后周开始就有“东窑”“制瓷家”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北宋初期才开始出现。
实际上，开封东窑烧制的东青瓷也被称为“东青器”，胎骨细致，釉色也有深、淡两种青色，而非清人蓝浦所说的一种青色。东青器浅青者，近似“汝器”，虽无蟹爪纹，但具有紫口铁足的原始特征。北宋后期官窑烧制的官瓷，不仅在工艺上继承了东窑东青瓷的烧制特征，在艺术特色上也保留了东青瓷的传统神韵。
据清末《辞源》“北宋官窑条”下记载：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造。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此说是对清代朱琰关于河南道治汴州浚仪县“其地本宜于陶”观点的再次确认。据坊间传闻，今日开封陈留较深处挖出的瓷土，仍多呈黑红色，含铁量很高，为烧制独具紫口铁足特征的开封东窑东青瓷提供了资源依据和理论支撑。
开封东窑东青瓷之青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青，是一种底色，清脆而不张扬，伶俐而不圆滑，清爽而不单调。古代青色的本义是蓝色，如在蓝色中混有少量绿色（是减法三原色之一），就会类似于翡翠玉石的颜色。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象征着坚强、希望、古朴和庄重，是传统器物和服饰常常采用青色的主要原因。
作者：韩鹏
部分文章及文章配图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联系方式：QQ：4443501
10万人正在预览此文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