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丽洁、冯庆华：翻译是我们学习外语的出发点 ，也是目的地——冯庆华教授访谈录

前  言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13日14:00至15:00，地点在冯庆华老师办公室。访谈主要围绕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研究以及对翻译未来的前景展望等方面展开。

吕丽洁：冯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的?从事翻译实践的经历有哪些呢?

冯庆华：要讲到我跟翻译结缘，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学时就看过《红楼梦》原著，到了大学，就去看《红楼梦》的英译本。当时接触到的第一个英译本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这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中学是上外附中(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英语的积累还不错，考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以后，课后空余的时间会比其他同学多一些。这样一来我就会花点时间去看些翻译作品。当时正好有个同学从上海给我寄来《红楼梦》的英译本，我就拿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做记录。看英文，看到精彩的地方，赶快记下来，然后再去查中文是什么，写在后边。当时是想通过学习翻译来学习语言的。杨译本中英语成语用得很多，有些词汇也用得非常生动。比如王熙凤刚刚出场时，一边笑一边来到那个大厅，“She laughed her way into the hall”，这个用法非常经典。我当时觉得自己用不出这样的句式。后来，果然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比如在《嘉莉妹妹》中就看到了类似的表达，“She wept her way into the room”。就这样，我总共记了大概五六个本子，到现在还留着。后来我觉得，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教学当中我也会鼓励同学们，对于优秀的译本，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学译者的翻译，也在学译者的语言，你可以反过来查一下原文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来翻，就不一定会翻出这样的句式，对吧?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翻译了好多东西。当然都是有点自娱自乐，但我觉得对自己翻译水平的促进作用还是很大的。我翻译了好多《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上面的短篇小说。自己读来觉得特有意思的，还有社会上评价比较高的那些作品，我会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然后留着。因为翻译得比较多，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包括英语剧本的创作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年级有英语短剧表演。连续两年，我们年级的剧本都是我创作的，两次的表演都得了比较好的奖项。所以我觉得翻译小说对自己的帮助还是挺大的。那时在大学有个梦想，就是以后成为一个翻译家。

吕丽洁：那您之后肯定也做了不少翻译实践，其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吗?

冯庆华：当时一些企事业单位需要翻译东西，我第一次接到的翻译任务就是汉译英。我用了一个月完成翻译工作，最后拿到799元稿费。我当时一个月的津贴也就85元，顿时觉得自己发大财了!那时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空了我就翻译，单位那边也有要求。稿件寄回去以后，稿费也寄过来。当时这笔稿费去买电视机也已经足够了，对吧?这次的翻译是属于文学翻译。

       后来还做了一些学术论文的翻译，如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几个人的学术论文是中文的，但他们需要英文版的，我就帮他们翻了三篇。除此之外，后来也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过一些小说，这是英译汉的，都出版了。

吕丽洁：那您是如何开启翻译教学生涯的呢?

冯庆华：其实我在大学四年当中也没有说老盯着翻译方向。我也看了很多文学、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尽管这些杂志我有，或者图书馆里也有，但绝大多数相关文章我都抄下来了，而且是把整篇抄下来，这样印象就特别深刻。后来到大四，大学快毕业了，突然学校说可以考研究生，我们有好多同学也准备考，方向也有好多。

       大四的时候我们开了翻译课，我遇到了我的导师许渊冲老师，他当时是我们的翻译课老师。许老师的语言非常精湛，讲课也非常精彩，再加上课上讲的大量例子来自他自己的翻译实践，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接下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的同学考文学，有的考语言学，我就报了翻译，导师报的是许老师。后来顺利考上了，许老师就成为我的导师。

       考上研究生之后，学校委托复旦大学培养我们。我们到复旦大学学习，但大多数老师还在洛阳。我们很多人的导师实际上都采用远程的方式进行指导。许老师本来是北京大学的，在我们考上那一年，他就回到北京大学了。他在北京对我远程指导，偶尔我们也会在洛阳碰头，论文会给他看，做些修改。

       考上研究生之后，我的梦想就不是翻译家了，而是变成老师了。到研究生阶段快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就明确是要留校的。学校肯定也需要我们发挥作用，研究生最后一年我就一边写学位论文，一边还去上课。因为我是翻译方向的，当时给大四的学生上翻译课。我的第一批学生的年龄实际上跟我相差不大，就比我小三四岁。所以那时跟他们在一起，觉得是同龄人一样。大家相处得也挺好，现在我跟这些学生还有一些交往的。那时候真正觉得自己是一个小老师。

       1988年，我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也从事翻译教学。1988年到1992年，我是上本科生的课;199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上研究生的课。

吕丽洁：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教授了什么课程呢?

冯庆华：都是翻译课。本科生这边主要上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课。我就开了两门研究生课程，一门叫“文体翻译”，一门是“修辞翻译”。这两门课分别放在两个学期，研一的上半年和研一的下半年，一直上了十年左右。后来研究生课程比较多了，有些课就被合并起来，我这两门课就合并为“修辞文体翻译”课。我还开了两门博士生课程，一门是“《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一门是“译者风格研究”。

吕丽洁：那您觉得，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教学侧重点跟本科生阶段的是否有所不同?

冯庆华：确实如此。我觉得在给研究生上翻译课时，教学内容不能光停留在翻译基础上面，要稍微高一个层次。要研究修辞、汉英两种修辞的名称和修辞现象，以及在翻译当中怎么去体现，这个很重要。文体也是一样，汉英两种语言都有各种层次的文体，对吧?这种不同层次的文体在翻译当中该怎样处理?比较译本中对原文文体风格的再现，这个也非常重要。通过教学去启发学生，开拓他们的研究思路，对后面的论文写作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在博士生层面，我觉得应该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其中，展开讨论。比如“译者风格研究”课在早期人不太多，我干脆给学生机会上来讲，效果倒也挺好。研究翻译家的语言风格、翻译策略，还有译本的语言特色等，都非常有意义。每个学期我们很多同学甚至都会上台讲两到三次。那么这两次或者三次当中，总有一个主题是适合他进一步开拓成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到目前为止，翻译方向中，有80%的同学最后的论文主题都萌芽于此。那么如果一个主题一旦成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也就有可能是其今后事业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了。

吕丽洁：您教授翻译课时主要的教学方法是什么，是否受到您自己老师的启发呢?

冯庆华：我们本科的时候，有的老师用一个星期专门做翻译练习，下一个星期专门点评这些翻译作品。原先其他的翻译课是这么上的。我开头觉得还行，后来就感觉上翻译课的学生不那么专心了。有的学生认为课上说的好多错误他没犯，是别人犯了，那么他听课时就觉得课好像跟他没多大关系了。但许老师倒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在大四下半年上他的课的，许老师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一些。

       后来我想以后我要是做老师的话，是不是可以调整教学方法。怎么样让每个同学都能专心，都觉得能有收获，对吧?后来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给我们上翻译课的老师，他的方法我觉得挺好。他会把以前有人做过的几个翻译练习拿出来，叫我们进行对比，让我们做小老师，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一是你可以分出好坏;二是有的可能好坏都差不多，但是你能发现风格可能就不一样了。我当时觉得我可能以后要采用这个方法。后来，我的确在翻译教学中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也就是我后面在教学和教材编写当中强调的“多译本比较”。所以“多译本比较”实际上是我受那个阶段经历启发的。

       再一个，老师也会发一篇而不是多篇译本，让我们去挑里面的毛病。哪些地方是理解错误了，哪些地方理解上没问题，但是表达可能不妥当，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自己像一个小老师，非常有意思。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每个人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如果你只是评价上个星期有谁在哪个地方错了，那么没错的人就会觉得课跟自己没关系了。这个教学方法是我觉得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收获比较大的。我在翻译的方法、翻译的鉴赏方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吕丽洁：我看您编写的《实用翻译教程》中也有“多译本比较”的部分，这本教材是翻译教材的经典之作。您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教材是如何形成的吗?教材中的诸多例子都是怎么找到的呢?

冯庆华：是的，多译本比较鉴赏以及不太理想译文的修改，都用到我的翻译实践当中了，也用在了1994年开始编写的《实用翻译教程》当中。到现在还有很多大学在使用这本教程，可能与该书中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三个模块的编排体系有关系。老师们觉得好像教学的方式方法可以比较灵活，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老师的自主度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使用的面也比较广一些。

       说到里面的例子，我觉得跟原来的积累很有关系。比如说我对成语的研究比较多，我的学士论文主题是评论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当中的习语翻译，因为当时我仔细研读了这个译本后，比较打动我的就是他们对一些习语的翻译。到了研究生阶段，我稍微扩大一下研究对象，开始研究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中的成语翻译。这里的成语也包括谚语、歇后语等，作品也不局限于《红楼梦》，而是包括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作品、《儒林外史》《金瓶梅》，以及现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

       后来，我记得好像是1990年和1991年那两年，上外有一个杂志叫《英语自学》，其编辑部的负责老师跟我约稿，问能不能给他们杂志投稿，稿件越多越好。因为这个杂志是月刊，我说那就写系列吧。在1990年我写了成语翻译系列共8篇，然后1991年又写了辞格翻译系列共10篇。这些文章都是平时积累的呈现。

       1994年，上外给当时的英语系一个任务：编写上外自己的翻译课教材。系主任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教研室，教研室经过商量之后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我便想把这么多年从事翻译教学的经验体会都编排到教材当中。成语翻译和辞格翻译两个系列，后来都成了《实用翻译教程》的一些主要素材。当然，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也听取了一些翻译老师的意见。得到反馈之后，我就把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自己的许多体会都体现在了教材中。例如既要有传统的一周一练的那种翻译实践，同时也应该要让学生有一个研究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学生可以对同一作品的多篇译文进行比较，提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选了“Of Studies”(《谈读书》)这样的名篇，有王佐良等译者的译本，学生们可以在译本翻译风格方面做比较。

       我们这个教材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是理论篇;第二部分是实践篇，包括比较传统的各种题材的文章，汉语英语都有;第三部分是研究篇，包括多译本、回译的研究及其在实践当中的使用。所有这些大多来自自己的翻译实践，也参考了许多前人做得非常好的地方。目前《实用翻译教程》已经进行过两次修订，出到第三版了。第一次出版是在1997年，经过修订后于2002年出版第二版，然后在2010年再次修订后出版了第三版。

吕丽洁：我感觉现在我给学生上课，还会去参考这个教材，它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冯老师，如今很多开设翻译专业的院校都会选择某一领域作为重点，如法律、海洋等，您觉得这对翻译学科发展是否有利呢?其翻译教学又该如何开展?

冯庆华：我觉得这是有利于翻译学科发展的。像最近我们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要制定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像国标一样的，同时也在制定翻译专业的教学大纲，就是翻译专业教学指南。我们这个team有八个老师，后来看了一下，全国开设翻译专业的院校有很多类型，有的是属于纯外语类院校，有的是属于综合性院校，有的是师范类院校，有的是理工类院校，有的可能属于某一个专业类的院校，比如海洋水产，甚至电力、体育等。那么这些院校开翻译课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结合一下自己的一些专业特点呢?

       我觉得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院校，翻译课一开始讲的基础部分最好是统一的。翻译课可以分成两个学期上，起码第一学期不要一上来就是专业化，比如电力学院不要一开始就把电力词汇都弄上去。一开始还是要讲些基础的东西，比如字词句，就是从简单句开始，讲些翻译的方法。然后到第二学期在选取文章的时候，可以朝专业化方向靠拢一点，但也不要纯粹就是某一个方向。我觉得综合性的内容还是要教一些。我建议专业化的比例也不要过大，比如说一个学期要布置作业的有16个星期，最多一半是专业化强一些的作业，另一半还是布置一些比较综合性的作业。毕竟，翻译方向的同学毕业以后肯定要翻综合性的文章的。在教授这些课的时候，除了专业的词汇以外，我觉得专业相关的文体或者语体，如果有自己特色的，老师也要借机会讲一讲。关键是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专业类的东西不要超过50%。那么这样的话，总体上来说，第一个学期就最好别讲专业。当然，适当布置点词汇作业也是可以的，但是篇章选择中，得先把基础打好，这样专业的东西学起来也不会太难。第二个学期当中，我建议可以有50%的专业类文章。

吕丽洁：冯老师，关于翻译教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如今很多高校的公共外语课程在进行改革，以实现公共外语教学专业化、方向化。比如我现在就要给非英语专业的大一新生教授翻译课，受学生英语基础所限，感觉教授起来比较困难。那该怎么给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上翻译课呢?

冯庆华：我曾经上过一门课，叫“First Certificate”，就是“第一证书”，该课教材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编写的。成人自学的学生上这门课。上课的时候应该说有点像精读课，都是课文讲解什么的。但实际上我感觉整个课的模式像是翻译课。比如说一篇文章要翻成中文该怎么翻;讲到一个词语或者句子，都会说它对应的中文应该是什么，怎么翻比较合适。

       所以我觉得在外语的教学过程中，如果老师用英语去教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会把课讲得很复杂。因此，在教学中，英汉双语要并列起来使用，就是老师可以随时问问中文应该怎么跟英文对应起来，从而使得语意更加精确一些，定位不会错掉，定义也更清楚。我总觉得双语教学法，或者进一步讲，翻译的教学法很重要。这个翻译并不是真正叫学生去翻译，而是通过翻译使学生的精读或者泛读内容更加精确一些。老师也可以给学生中文句子，启发他们用英语表述出来。这过程本身就是用了翻译教学法，在课堂上操作时也比较便捷。所以我觉得在外语教学中老师可以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包括一篇课文学习结束了，让学生做pasage translation(全文翻译)，既考验了他们的翻译水平，也考验了他们对课文的理解是否正确 。

吕丽洁：冯老师，您提到对《红楼梦》及其翻译研究很感兴趣，是什么让您对这部作品如此钟爱呢?

冯庆华：我觉得我们的翻译应该是一个文化的翻译。在我看来，能真正代表方方面面的文化的作品中，《红楼梦》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作品涉及百科的内容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丰富。《红楼梦》中，除了极个别的现当代科技领域之外，其他的领域基本都涉及了，如建筑、医学、音乐、饮食、服饰、宗教、哲学甚至园林，对吧?《红楼梦》中都有。所以我觉得拿《红楼梦》翻译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非常有意义，也比较有说服力。

吕丽洁：我看了您关于《红楼梦》翻译研究的一些书，除了把《红楼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之外，在研究方法上，您对语料库以及一些文本分析软件都有深入透彻的应用。您是什么时候形成了数据分析的研究思路呢?您又是如何看待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关系呢?

冯庆华：这个如果讲早一点，雏形还是在编写《实用翻译教程》的时候形成的，也就是说在1994年或1995年。我当时选了“Of Studies”这篇培根的散文，它有六七个中译本。读了不同的译本后，我就明显感觉王佐良先生的译本比较凸显，比较有特色。我会去关注文言文的用字问题。王先生的文言文用字比别人多好多，还有别人用了很多现代汉语的用字，但是王先生没有。有的译本的文言文用字跟王先生译本的比较接近，也算比较多的，但有的译本就很少。所有这些多和比较多，还有少和比较少，最好是用数字说明问题。所以当时在教材中的相关部分加了一个表格，以说明这些译本的作者对“之”“乎”“者”“也”等十几个文言词的使用情况。然后从这些文言词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王佐良先生用了多少，水天同先生用了多少。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他们的翻译风格差异就更加形象。这基本上算是数据分析的雏形，后来我就是喜欢在翻译课当中用数字来举例。给博士生开“《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课之后，我更多地通过电脑使用Word的替换功能，看一次替换有多少个，就知道这个词译者用了多少次，这是比较原始的统计方法。

       2000年之后，比较多的文本分析软件开始出现，我就去研究这些软件。自己学会了使用这些软件之后，在课堂上也教学生怎么使用。然后，通过这些软件获得了这么多的数据，得出了这么多的分析结论后，我干脆就开始写书了。到现在因为研究的东西比较多了，给博士生就做了一个“定量分析”的系列讲座。现在大家掌握得还可以，觉得非常有用。

       其实我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将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因为光是定性，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在说明问题方面，定量分析还是非常有权威性的。目前网上有很多语料库，再加上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文学爱好者、翻译爱好者，把许多文本软件都分享到网上，大家可以免费地使用它们，非常方便。也有不少老师和同学使用定量分析这种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

吕丽洁：其实我觉得文本分析软件就是工具，还是要有一双慧眼把分析的数据拿出来，要知道怎么看和分析。

冯庆华：是的。我自己觉得这里边首先要有比较好的耐心，你要相信，我只要花这个时间去弄，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这个东西不能有抵触情绪，到后来肯定会出现很多可以分析的点。当然我们也不能走极端，不能说只有定量分析好。我觉得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都很重要，就像科学和艺术一样，都非常重要，完美结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对吧?定性分析是要靠定量去支撑它。当然停留在某一个点上时，可能定性分析比较好一些，因为要从艺术的角度去鉴赏它。但是讲到一些东西的多和少这样的问题时，我觉得还是要进行定量分析。就像《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在语言风格上差异很大，那么你说到底多大?这要拿数据来说明一下。

吕丽洁：其实我特别希望冯老师能出本书来讲解这些软件的使用。我想这肯定是广大翻译研究者的福音。您有这个打算吗?

冯庆华：我倒是觉得也可以考虑去写。就像博士生课程的模块一样分成三个系列，先是语料库，然后是统计软件，后面还有研究视角，我觉得是可以的。目前到我们翻译课来听课的有不少是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有文学的，也有语言学的，甚至还有其他语种的也来了。之前有西班牙语专业和俄语专业的博士生来过。因为其他语种也都可以用这些软件的，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写了论文，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评价。

吕丽洁：期待您的书早日出炉。现在，随着AI(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很多人说翻译的饭碗要被抢掉了，您觉得在技术的冲击下，翻译教学会有怎样的命运?

冯庆华：我觉得翻译的饭碗不会被抢掉。最起码现在看得到的近百年当中，翻译教学是无法被取代的。首先，教学内容分门别类，领域很多，教学对象也各不相同，机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和因材施教。其次，很多翻译文本可能会有复杂一点的句子，让翻译机器去翻那些复杂的句子，它也翻不好。机器能做到70%—80%的正确率就不错了，更别说完美的翻译了，对吧?但翻译是不允许只有80%的正确率的，一定是要100%正确。最后，若是涉及文学翻译，机器更不可能替代人，因为每个作家的口吻、文笔都不一样，这些因素机器翻译都是不管的。

       当然我们也相信，机器翻译可以成为翻译的辅助，如在翻译药品说明书等应用类文体时。但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我们还不能这样大胆地全部依靠它，还是要有专业人士把关。只能是借助机器节省时间，本来要翻两个小时，有机器帮忙，可能起码还要花一小时检查润色一下。如果那一小时都不弄，我觉得吃药要吃出人命的。如果是文学翻译，甚至都不要去参考机器的翻译，不然会受到影响。

       人工智能的进步的确比较快，有的翻译专业给学生开设一些这方面的课，我觉得让他们去了解，让机器作为一种辅助是可以的。但人工智能想取代译者和翻译教学是有点难的。哪怕是它已经能达到95%的正确率，不还是有5%的误差吗?而且有的时候越是关键的地方，它越是翻不好。我觉得始终是要把关的。现在可能确实有不少的学生在做翻译实践的时候，会依赖网络上的机器翻译。我们作为老师还要去鉴别一下，哪些是机器翻的，哪些是学生自己翻的，还可以做一点研究的。

吕丽洁：冯老师，最后您给广大的翻译学习者、爱好者说点寄语吧!

冯庆华：我说所有学习外语的人，最后都应该走到翻译这条路上来。翻译是我们学习外语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受访者简介

冯庆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教学与研究，出版和发表了500万字的学术作品。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4年获全国首届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9年获上海市育才奖，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年优秀曙光学者”，2007年入选上海领军人才。学术代表作包括《实用翻译教程》(第三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文体翻译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普通高校翻译系列教材”。主讲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翻译有道”，讲授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翻译专业必修课。

访谈者简介：吕丽洁，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专任教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诗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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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13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