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vs钱穆：论中国古代政治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再版了。早就耳闻该书的盛名，却迟迟未读。最近微博上有学者大力推荐：“这是极少数能在通断代史著述中充分融入个人研究的个性之作。”有的学者则表示该书值得译成英文。
搜了一下豆瓣，有人拿阎步克此书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比较，于是顺便重读了钱氏那本风靡一时的小书。趁着周末，草草录下自己粗浅的感想。
【说专制】
钱穆的关键词当然是“温情与敬意”。阎步克则直指帝制中国的专制与集权，且认为专制具有某种普世性。“与古代各个帝国相似，帝国的一切荣耀，都归于皇帝。……生存、收获、安定，甚至牛羊草木的生长，都被认为是皇帝的伟大英明所致。这就养成了两千年的思维定式，以致今天的电视历史剧，仍把一切繁荣和进步都归功于‘大帝’们的正确领导。……当然也可以认为，人民是以赋役的代价来换取朝廷的公共管理产品的；可其间并不是平等交易，皇帝和官府是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强买强卖的，而且其所提供的经常是劣质品。可是话语权总在强者手中，臣民当久了，就会认为自己真是皇帝养活的。”（14-15页）这样犀利的批判出现在一部学术著作中，似乎有些突兀，但考虑到本书也是一种普及读物，其意义不可估量。这也提示我们，阎步克的历史观与钱穆的迥然有别。高明的学术必然蕴蓄着学者深沉的现实关怀。
实际上，钱穆的“温情与敬意”也是有针对性的。他是不满于清末以来铺天盖地的传统中国政治“专制黑暗说”。对于这个“学术见解”，侯旭东撰有《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收入《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3月）。侯文的主要观点是，古代中国专制说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东方专制主义”），尤其在19世纪末之后，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钱穆大概是民国期间惟一一位持不同意见者，不过细读钱氏的论述，他并没有跳出西人的东方主义窠臼。钱穆“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而代之以民主政体说”；“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章也有大体类似的观察。
从批判“专制黑暗说”出发，钱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观点：帝制皇室不算政府。作为国家的元首，皇帝是象征性的；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权力。进一步说，汉代宰相采用领袖制，而唐代宰相采用委员制。——印象中长袍飘飘的钱穆夫子套上了西装领带，摩登得让人一时难以接受。显然，钱穆没有意识到皇帝是一套制度。孙猴子只有戴上紧箍，才是孙悟空；一旦黄袍加身，皇帝就得在皇权的体制下“打转”，皇帝岂止是象征？
与钱穆不同，阎步克的基本观点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常态”。不过两人也有相同之处，都强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占据要津。在钱穆看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而政治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二是人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阎步克也是这个“套路”，强调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他在第二版前言中直承本书的基本视角就是“制度史观”，“制”与“人”相结合，构成了“政治体制”。钱穆主要从四个角度讨论，分别是政府职权分配、考试和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阎步克则提出了三个基本视角：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
书名虽然题作“波峰与波谷”，但书中内容反映出的似乎是一种中国政治进步论。赘言之，从汉到唐，各项政治制度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虽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会遭遇低谷，发生扭曲和变态，但就整体趋势而言是“进步”的。然而，如果就“专制”而言，却是一种“停滞论”——只不过到了20世纪，“停滞论”的说法被更多地表述为“连续性”，可以兼容“发展”和“变迁”。相较之下，钱穆的看法好像更复杂一些，就中央政府、中央集权来说，唐代比汉代进步，明清比唐宋厉害；但就地方政府而论，“最像样的还推汉代”，唐不如汉，明不如唐。论政治风气，汉代“极敦厚，极笃实”，唐代差强人意，明清就等而下之了。从考选制度来看，由察举走向科举，唐代当然比汉代开放，而宋代又比唐代开放，甚至进入“纯粹的平民社会”。在经济财政制度上，汉代虽说是轻徭薄赋，但黎民百姓实际上并未得到好处，而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其重点在于为民制产。从这个角度看，钱穆认为唐代比汉代高明。
虽然钱穆坚决不赞成用“专制”来概括古代中国的政治，但他也承认：“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对于清代的政治，钱穆完全丧失了“温情与敬意”，相反让人感觉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钱穆认为，有清一代“全没有制度”，只有法术，充斥着满洲部族的私心。“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教科书上一般持肯定意见的清初摊丁入地政策，钱穆也是强调其负面意义，认为“算不得是仁政”。有意思的是，钱穆还拿清代明伦堂的禁令说事，指出清廷完全剥夺了士人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而这“三大自由”是近代西方人竭力争取的。——读罢《政治得失》，我感觉钱穆的清代观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题目。
【论转折】
钱穆和阎步克都认为，唐代在中国制度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钱穆说：
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上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
《波峰与波谷》限于体例，并没有专论隋唐的政治制度，不过在第二版前言中，阎步克显然是赞成钱穆的看法的：
六朝与隋唐一个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重大变动明明发生了，其本身就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进而，精致的宰相三省六部制发展出来了，奠定了此后千年中央政治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科举制发展出来了，在中国史后半期构成了政权的主要制度支柱；唐律诞生了，一整套律令典章确立了“律令秩序”，唐律还成了“东亚刑律之准则”。毫不夸张地说，仅此三项进步，就足以在中国制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综合隋与唐前期的各种制度演讲[进]，可称秦与西汉前期的创制运动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至于近些年在国内学界讨论较多的“唐宋变革论”，阎步克并不赞同：“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象，与‘制度史观’看到的景象未必相同。”他还引用钱穆的见解，认为在政治制度上是宋承唐制：“论中国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个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胀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至于钱穆所谓的“平民社会”，阎步克则用数目字说话：“从数量上说，唐代官吏大多数来自门荫。宋代科举已非常繁荣，科举取士平均每年达360多人，但恩荫入仕者规模更大，每年不下500多人。”从官僚组织和权益分配来看，“唐宋两代都存在着叠床架屋的品阶勋爵和优厚的品位待遇，进而就是两朝的政治特征相近，官僚与皇帝权势分配格局相近。”简言之，就制度方面来说，唐宋之间谈不上“变革”。
从《政治得失》可知，钱穆是持“明代近世论”的：“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我们虽不确知阎步克的“中国近世观”，但他强调明清在政治制度上的变化，并指出其转变的两大动因，一是专制主义自身的连续发展，二是蒙古与满族的异族征服——后者也是钱穆的观点。
【议正统】
阅读《政治得失》时，钱穆浓郁的“正统”味扑面而来。该书原先是演讲稿，限于时间，钱穆挑了五个时段：汉、唐、宋、明、清。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又说“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为什么这几个朝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除了宋代（为什么不是辽、西夏），汉、唐、明、清都是统一皇朝；宋代虽然不曾统一“天下”，是五个朝代中“最贫最弱的一代”，但赵宋文化影响深远，颇受近世学人的重视。可是，这样就能代表中国历史和文化吗？分裂时期，异族政权，就不具备重要性和代表性吗？（清朝作为异族政权，虽入选“五代”，却是最遭钱穆诟病的。此刻想到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以及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华夏与华夏化》。）倘若面对这样的诘难，不知钱穆何言以对。
对于钱穆这种“主流”的历史观，东边日出之国的杉山正明恐怕就会尖叫：“明明就不是这样啊。”他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主张跨越民族与边界，重新考量欧亚大陆的历史。譬如，被钱穆目为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特性的唐朝，一般当作汉族皇朝，而杉山正明认为唐朝是最后一个版本的“拓跋国家”，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唐代煌煌的制度会得到怎样的描述呢？
最后说一下钱、阎两位先生的论学特色。阎氏治学，受社会科学的浸染很深，数目字观念很强，严整厚实，巍巍乎若高山；钱氏治学，则荡荡乎如流水，传统文献烂熟于胸，条理明晰，言谈娓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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