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诞辰百年︱徐国琦：杨生茂先生是真正的学者
杨生茂先生（1917—2010）是中国世界史及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日前，南开大学召开“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另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乡野孩子徐国琦在南开遇到杨生茂教授，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
徐国琦师从杨生茂教授，后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他的回忆录《边缘人偶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讲述了杨生茂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一代良师的形象跃然眼前，深情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肺腑。
1984年与杨生茂教授
到南开（节选）
1984年我有幸成为杨生茂先生美国外交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的造化和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进入南开才是我真正读书的开始，我非常幸运有杨生茂先生做我的导师。杨先生是真正的学者，我进校之后，他就着意栽培我。杨先生虽是学术大家，留洋背景，但待人是老农民心态，极其纯朴。古语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杨先生就是这样的君子。他还非常符合古人另一个关于君子的定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杨先生是个非常古朴的人，不是口若悬河的老师。因他的思维比口头表达快得多，所以经常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但他是绝对的好老师和学术大师。先生严于律己，治学严谨，敏于思考，文字优雅。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戴一个瓜皮小帽，一口河北口音。在我进南开读书后，他听说有人要帮我介绍对象，有天他就要我去见他，告诉我说：“徐国琦，我不管你谈不谈乱（恋）爱，但你要把书念好。”杨先生的河北口音把“恋”读成“乱”，十分有趣。
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代名篇及美国史著作。杨先生为培养我，使用了几个非常好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先生指导我的一个独特方法是将自己每天想到的对学生有用的心得、书籍及注意事项写在旧信封或废纸上，在他一日多次的散步途中塞在我的宿舍门下或信箱里。有时一天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即使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先生仍是耳提面命，继续不断提供杨氏手谕或启示录。在南开六年，我积累了大概上百封先生的手谕。他每天给我的手谕比我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还要有用，因为这是对症下药，所以立竿见影。可惜我在1990年底出国时将信件及其他物品寄存别处，后来竟不翼而飞了，十分可惜。
除了手谕及启示录外，先生指点我治学的另一有效方法是寓教于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杨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即撰写一部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985年开始动手准备。我当时是研究生二年级，但杨先生要我承担的分量最重，我受命写作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个章节。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时常受到先生多方鞭策，指点无数。耳濡目染，获益比起课堂上的满堂灌不知要强多少倍。为了督促我专心工作，先生费尽心血，并严加督促。让我每天诚惶诚恐，不敢懈怠。通过这次写作的历练，我学到研究要一丝不苟，不能走快捷通道。还有文章讲求用词要简要达意，所谓信达雅，且又不能说空话。我后来做学问的路径和努力，和杨先生这种寓教育于写作是非常有关系的。
杨生茂手迹
杨先生自我进校后，就对我约法三章，要我多读古书，读《东莱博议》《资治通鉴》和《古文观止》等。因为杨先生认为文史不分家，写作是非常重要的训练。我过去的中文不错，受桐城派的影响，加上杨先生的鞭策，让我在修辞造句上更努力下功夫。此外，除了学术专业，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一个学者的基本态度——要脚踏实地，不求闻达于诸侯，像范文澜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杨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六年之间忝列杨先生门墙实在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
杨先生对我进行学术训练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送出去。1985至1986年，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选派一位富布莱特教授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美国研究中心为中国教育部高校培训中国国际关系人才，为期一年，正式名称为高等学校助教进修班。学业完成后由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发结业证书。学员的身份必须是大学老师且是做国际问题研究的。1985年我刚进入研究生学习第二年，更不是南开教师，但杨先生利用其影响说服南开大学同意我参加遴选考试，幸运的是我通过了，因此得以参加这个为期一年的国际关系项目的培训。我是这批学员中唯一的研究生，其他人都是来自国内不同大学的英语教师。杨先生放任我在上海受美国老师的训练，当时教我当代国际关系的老师名叫威尔逊，全年共上六门课程，分别为《国际关系》《当代国际事务》《大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和世界》《亚洲国际关系》。威尔逊胖乎乎的，每天上课，他坐在讲桌前，滔滔不绝，而我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听懂的极其有限。更要命的是我们要经常用英文写作，其他学员全是英文老师，而且比我年长，有多年教书经历，压力比我小，但对我来说可是压力山大，苦不堪言。但一年下来，还是获益不少。我刚找到30多年前威尔逊给我的英文结业评语，其中写道：徐国琦一年下来，有长足进步，终有一天会成为重要学者。
杨先生对我一方面很严格，另一方面又特别信任我。1986年和1988年我受杨先生和张友伦先生委托，分别赴上海和青岛代表南开大学接受美国基金会的大量捐书。1988年杨先生要主持编撰一部美国历史词典，命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谈判出版事宜。杨先生对我非常信任也反映在对美国教授的接待上。凡美国老师来南开历史所的，多由我接待。我印象很深的是1987年春，美国教授Thomas G.Paterson到南开来上课，由我负责他的课程安排和陪他玩。有一次我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带他到天津水上公园，他坐上时我差点摔倒。Paterson和我熟悉之后，对我比较器重。他回国之后，主动帮我安排到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跟他做美国史博士生。
1985年，全国中美关系史首届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在杨先生的推荐下，我成为正式代表与会，可能在当时所有与会学者中，我是资格最浅也最年轻的正式代表。我的最大收获是不仅能聆听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滔滔不绝且精彩绝伦的宏论，更有幸一睹其风采。参会对我增长见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洗耳恭听刚从加州柏克莱分校进修归来的袁明老师的报告和心得。不过这次会议对我一生极有影响的不是学问和学术，而是另外巨大的收获。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研究生尤卫群担任会务接待工作，我因为年轻，加上是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而不是直接从天津来复旦开会，她对我的接待似乎有点不当回事，以为我是本地旁听者。但是可能我的安徽口音太难懂，又让她不得不仔细听我说话，否则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就这样在尴尬中结缘后，她很快成为我的女朋友，并在1988年同我结婚，放弃上海户口和舒适环境，离开住在上海的父母和家人，来到我所在的天津工作。从此她成为我边缘人生的重要部分，同我一起，天南地北，仗剑走天涯。
1986年中美之间有个中美外交史学者讨论会，许多著名的美国学者都来北京开会。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首届中美历史学者学术合作，其中有康奈尔大学的Walter LaFeber，芝加哥大学的入江昭以及著名冷战史学者John Lewis Gaddis等人。Walter LaFeber当时是美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叫New Empire，从经济角度研究美帝国主义的兴起。他的导师是威斯康新左派外交史学学派的创办人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Williams培养了一大批外交史学者，其中就有Walter LaFeber、Lloyd Gardener等人。Walter LaFeber当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知名教授。杨生茂老师安排我参加会议并授命我要在这批美国学者中选几位邀请他们到南开演讲，特别是Walter LaFeber和Nancy Tucker。LaFaber因时间问题不能来南开，Nancy Tucker当时是中美关系史的新秀，后来长期在Georgetown University任教。但她当时以历史学者身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不便公开讲课，也无法接受我的邀请。
Walter LaFeber虽无法来南开，但他特别邀请我到他下榻的高档饭店共进早餐。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第一顿最豪华和奢侈的早餐，那顿早餐我印象很深，两个人的账单一共是130块人民币，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顿饭钱。所以我告诉Walter LaFeber多谢他的破费，我要连一滴水都不浪费，要把它喝干。我当时的英语应不太灵光，他能否明白我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Walter LaFeber和我交谈后，似乎对我很看重，回美之后就寄来一大批他自己的著作及当时美国学界有影响力的名著，并建议我去康奈尔大学跟随他读博士。可惜我因与杨先生有约在先，要完成杨先生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书稿。如同Paterson建议我到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跟他做美国史博士生时我的反应一样，我对此同样不敢有非分之想。
虽然我没有请来LaFeber到南开，但我很快得到另一个机会。美国著名外交史家Michael H.Hunt，中文名韩德，当时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人也正在北京，我立即奉杨先生之命邀请他来南开演讲。他表示愿意，但必须演讲当天返回北京。那一天我可辛苦了，我一早由南开派车从天津直奔北京，接到韩德后马上回天津。傍晚他演讲完毕我再陪同他坐南开大学轿车回北京，然后我在当天夜里乘原车回津。累固然是累，好在那时年轻，而且这是向美国教授学习和练英语的极好机会。
与杨生茂教授合影
杨先生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亦温”的长者。对学生一般不苟言笑，他的学生大多比较怕他。但我这个乡下野孩子一开始给他的印象就不一样，我和杨先生可以经常开玩笑。犹记在80年代后期，从先生爱女杨令侠处获悉先生生日将至，我一时玩心大发，特意让妻子尤卫群同其在天津电台工作的朋友联系，安排先生生日当天播放一首先生喜爱的乐曲《春江花月夜》，为其祝寿，并同节目主持敲定好解说词及播出时间。先生生日那天，我同《历史教学》编辑吴崇诰先生一起造访先生府上。先生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所以到约好点播音乐节目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故意让先生打开收音机，声称电台可能有重大消息播放。先生打开收音机后，电台立即传出点歌台主持小姐悦耳的声音，说今天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生茂先生的生日，他的仰慕者特意点歌一曲，祝贺杨先生生日快乐等一堆软绵绵的话。先生听完歌曲后，喜笑颜开，颇为得意。当我开玩笑说，这点歌人恐怕是先生的女性崇拜者时，先生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用地道的河北话斥责道：“不要乱说。”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杨先生这时的表情用“赤子之心”来描述应该是合适的。最近找到杨先生在事隔六年后的1996年初给我写的一封信，信中特别提到，他不久前回想这一趣事时，仍触情命笔，赋诗一首，诗曰：“农家清贫生，睿智‘小精灵’。‘春江花月夜’，海外绕回音。”并对“小精灵”一词解释道：“无恶意。平时视其年幼聪慧。”对“海外绕回音”一句注解说，其“现就读于哈佛。倡议编辑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事为回音之一”。
杨先生是影响我学术人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记得80年代时南开美国外交史专业研究生工作比较好找。在我尚未毕业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时，位于南京板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有几位老师和我一同在上外的国际关系专业进修，可能因为这层关系，有一天该国际关系学院主动同我联系，希望我南开毕业后到该院工作，一开始的待遇就是正团级。当时研究生毕业后到部队的级别一般是正连或副营级，能以正团聘请的可谓天方夜谭。尽管我小时候梦想当兵，但彼一时，此一时，此时我的志向变了。我的志向实际上是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但就在我对毕业去向尚未定夺之时，杨先生有一天一早命我到他家去，到后方知是毕业志愿之事。当时研究生可填报三个工作志愿。杨先生告诉我，我的第一志愿应填南开，我问第二志愿是否可填别处，先生说还是南开，这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告诉他我想到外交部工作，第三志愿可否填外交部。先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应该做学问，所以第三志愿还是南开。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
虽然我直接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的时间大概只有六年多，但回首前尘，先生影响我人生至巨。2005年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中，称先生为我“一生的导师”，可谓发自心田。为感谢先生的培育之情，我特意把200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题献给我在东西方的两位伟大老师：杨生茂与入江昭。近20多年来，我浪迹天涯，但先生对于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予以关注。2005年我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的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获悉后，居然亲自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讯》发布出版消息。2009年秋，我受王希、姚平两位友人之命，写了一篇不足挂齿的回顾个人学术生平的《浮生三记》一文。初稿完成后，为博先生一笑，特意请先生爱女杨令侠教授将电子版发给先生一阅并提意见。令侠称，先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先生还让令侠传给我他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国琦，诵读全文一遍，很受感动，自然也很高兴。对我赞语，十分感谢。你做档案工作的艰苦经历频频触动我的心坎，并取得我的敬佩。因病，不能多语。祝春节好。”2009年秋，我在近两年的举棋不定后，决定接受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聘书，离开美国，到香港工作。先生获悉后，于2009年底，寄给我一张贺年卡，上写：“国琦如晤：赴港执教，实属优选，甚值拍手称快。他日访问，更为便捷。”
新到香港，因万事纷扰，尚未来得及到先生处问候，先生即于2010年驾鹤西归，怎不令人悲伤！！！“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放眼当代中国，自称大师的人很多。但先生从未自命不凡，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自己为“人梯”。其实先生不仅仅是真正的大师，还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拓荒者和巨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伟大的人格风范，安贫乐道的高贵学术人生，必将激励中国一代代学人，书写中国人研究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的“宇宙文章”，我从先生处不仅学到学问，更是受益于先生的学问人生，学会如何自处、处世。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汲汲于救国、治学之道。后人的成功，大多源于其站立在前辈巨人的肩上。如果说我目前有任何所谓成就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杨生茂先生这样一位巨人。如今大师已去，先生植于我辈弟子中的学术人生的种子犹存。定当不遗余力发扬光大，以无愧于先生教育之恩。2017年系杨生茂教授100周年诞辰的日子，杨门弟子和朋友会在金秋时节，汇聚津门，缅怀杨先生的学术人生和道德文章。
近期读到的最精彩的回忆录，增广见闻，砥砺心志，读其书，想见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