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

从2001年以来，因为多种书稿压力，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本打算在哈佛华工书稿交差后，好好轻松一下，不再总是疲于奔命，毕竟已进入不惑之年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我2008年到哈佛后，有机会同林赛水喝酒聊天。一次在哈佛附近的中国饭店，我俩在冰天雪地的天气下痛快地大吃一顿火锅。在酒酣耳热的情况下，林赛水问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我借助酒劲，告诉他有机会的话我要写一本“惊天地，泣鬼神”的中美关系史杰作，彻底颠覆目前学术现状。原以为这只是酒后吹吹牛而已，当不得真的。  

未想到林赛水是有心人，对我的这一设想很感兴趣，鼓励有加。并在2009年2月，竟送给我一纸合同，不久并附美元支票一张，权作预支稿费，条件是我必须在2011年底交稿。面对林赛水的“糖衣炮弹”，我在犹豫再三后，竟欣然同意，签字画押了。结果此后三年又长期泡在档案馆做研究和伏案写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像林赛水这样的天才编辑，是可遇不可求的。他能激发作者的潜能，有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庸为杰作的本领。任何作者有他做编辑，可谓“三生有幸”。善哉，林赛水!古人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小子不才，竟有机会同林赛水几度合作，此生无憾!我跟林赛水说要写一本“惊天地，泣鬼神”的中美关系史杰作，当然是酒后胡话，但我一直觉得我们需要一部全新的视野和方法下的中美关系史。我写完华工与欧战后，一直在思考新的研究方法和如何在跨国史/国际史之后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写一本新的中美关系史，正好给我提供一个尝试的机会。的确，一部中美关系史，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华一直包藏祸心，不怀好意。美国人同样有他们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对华基本友好，长期致力于中国发展。两国也有不少人相信中美本质上水火不容，有天壤之别。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但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史认知方面会出现这样的大分歧?看法如此迥异?  

我想问题出在视野及研究方法上。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这些差别和分歧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不可能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只不过我们通常对其他不属于冲突和对抗范畴的历史视而不见而已。还有可能就是由于中国对档案的限制利用或保存不善，造成中外学术界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通常以美国和美国人为着眼点，只把中国人简单地作为对西方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及行为的被动反应者和陪衬来描述，很少有人对中国人率先做出的乃至改变中美间关系的主动行为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可能最致命的原因还在于这些研究通常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过分强调政府部门、政治家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轻视和忽略个人因素，特别是那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发起、共同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经历。传统中美关系研究还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缺乏对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文化关怀。我所说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从19世纪直到现今的漫长旅程中，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挫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经历中，文化国际主义早已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只是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而已。要走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巨大误区，关键是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使我们能够在新叙事框架下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而又极不相同的社会和国家做一全新解读。所以我打算在新书中提出一个新的视野或方法:共有的历史。我认为只有从“共有历史”视角，方可发掘那些我们通常忽视的人和事件，并理解其历史贡献和意义。  

但用“共有的历史”这种新视野写一本新中美关系史，无疑是一个挑战。哪些该写，哪些该被排除在外，怎么写?都是煞费苦心和招骂的事。在绞尽脑汁之后，我决定几个不写:前人写过我无法写出新意的题目不写;外交、经济、政治人物不写;没有档案资料的不写。我要写的一定是属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层面共有的历史。另外，历史书最忌散漫和缺乏主线。本书要写的应有一根明显和一脉相承的主线。第三是本书的内容一定要有可读性和故事性。“三要三不要”原则确定之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  

经过相当长的读书和思考后，我发现蒲安臣是最佳起点。蒲安臣时代属中美两国多方面历史交会和重叠的时代。1861年大清王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洋人可以到北京设立领事馆。蒲安臣成为首任美国驻京公使，中美之间的官方直接来往正式开始。蒲安臣之重要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因为蒲安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蒲安臣无疑成为研究中美共有历史的极好开篇。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出使的所谓蒲安臣使团。蒲氏是美国人，先是出任1861至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在任公使期间他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1868年初的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开启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不凡之旅。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推迟了十几年。  

《蒲安臣条约》又是1870年代中国由中央政府出资派遣留美幼童的重要历史背景，留美幼童的经历无疑更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历史的重要部分。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在开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却是派往美国的，这一悖论只能从“共有历史”出发才能解释。留美幼童人数不到区区120人，但几乎人人成为栋梁之材。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出身。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部长，多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香港的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时期中呼风唤雨和发挥很大影响的蔡廷干，以及成为驻美公使并在其任期内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开启了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仍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则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的第三章是关于第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戈鲲化，而他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列。前面提到哈佛图书馆的林希文博士帮我购买四种华工杂志之事，林博士因此和我成为朋友。2009年我还在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时，有一次我与他喝酒聊天，并谈到我正在撰写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林博士突然提到在他的图书馆办公室有许多未整理也未被人使用的戈鲲化资料。如我感兴趣，欢迎我使用。我立即让我的研究助手去帮我看一下，写一个报告。我看了助手的报告后，意识到资料的确有意思，加上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档案馆又发现了不少相关资料，于是1879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中文教  师的中国人戈鲲化在美国的传奇人生，成为我这本书中意外但极有意思的共有历史的第三章。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一直强调，历史学者应与档案馆及图书馆馆长们交朋友。我能成为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资深馆员林博士的朋友，实属三生有幸，并且我还一再得到他的关照和帮助。2014年我重返哈佛深造时，林博士正好在哈佛图书馆工作40余年后荣休。我和林博士在哈佛广场的Charles Hotel酒吧喝酒聊天，林博士当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和我谈到他退休后的好多安排。令人悲痛的是，林博士在2015年因病去世了，我从此痛失一个能为我提供宝贵建议和忠告的朋友。  

有些历史人物在传统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为他们名不见经传。但如果我们通过共有历史的新视野来回顾，这些人就会崭露头角，重要性也会显而易见，戈鲲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戈鲲化自称是安徽省徽州人氏，而徽州在历史上素以文人和商人辈出著称。他生活在中国史和美国史上都是多事之秋的年代:1838年生于中国，1882年死于美国。他成为在西方大学正式执掌汉语教席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于《蒲安臣条约》已签订11年之后的1879年，也就是在清代留美幼童被迫全部撤回国的两年之前，横跨太平洋来到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当时中国士人很少对出洋感兴趣，但戈鲲化却在美国的排华浪潮日渐高涨且国会即将批准排华法案的时候，冒着风险来到美国。他来了，并且赢得了赞誉。今天任何人走进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都能在正门入口处看到戈鲲化身着清代官服的照片。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的第四章是计划之中的古德诺。1913年，由于哈佛大学前校长埃利奥特的努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以及前留美幼童的大力促成，导致美国人古德诺来到刚刚走向共和的中国，并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上留下呼风唤雨的独特经历。留美幼童、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和留美幼童、后在民国时期中大权在握的蔡廷干，都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来中国担任宪法顾问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古德诺因之得以成为为中国政府制定一部现代宪法的顾问。  

第五章研究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故事。杜威从1919年5月初到1921年7月，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先生”的具体化身，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杜威通过其在华期间所做的大量演讲，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政治、教育及文化;又通过为美国主流媒体及报刊不断撰写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人的声音及诉求。个人认为唯有共有的历史方法，才能够说明并更好地解读杜威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中之“共同的旅程”的重要意义。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关注的是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这一章之所以能完成主要受惠于存在卡特总统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中美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档案刚刚解密。前面提到我的哈佛同学David Nickles，他在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解密总统档案馆档案。他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感兴趣的档案公开之后，我立即奔赴亚特兰大，一求先睹为快。这批档案正好为我完整解读体育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画上句号。  

为了此书的研究，我曾到柏林查看蒲安臣在欧洲的资料，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特藏部，到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许多学术机构的档案馆或特藏部收集资料。使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2013和2014年哈佛大学的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邀请我做夏季研究员，让我得以利用哈佛大学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为本书的写作做最后冲刺。  

这本书之所以能完成，同我的一些师友和众多研究机构的帮助和影响分不开。我第一次正式系统整理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是在2006至2007年我休学术假的时候，在密歇根大学一个为优秀学生提供的公寓里，我作为学生们的指导老师住在那里，并有为他们做些系列讲座的义务。我当时所讲的大题目就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的历史。此外，前面提到的《美国研究》那位了不起的主编、我的老朋友赵梅，在90年代初期我有可能与中美关系研究分道扬镳时，曾不时劝我为她的杂志撰写相关文章，从而促使我保持住了那炷学术火苗不致熄灭。我的南开老师杨生茂先生在80年代时给我打下的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坚实基础对写成此书更是功不可没。哈佛的入江昭和梅两位教授的大力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梅教授对这个题目特别有兴趣，曾询问我这本书该如何写，怎么写，他还给了我许多建议。入江昭先生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相助，与我以大力支持，并且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此书撰写长篇序言，以资鼓励，并为弟子摇旗呐喊。  

与入江昭教授合影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于201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A Shared History）。出版后，美国的主流学术杂志如《美国历史评论》等相继发表正面评价。为美国图书馆所倚重的《抉择》杂志更是称此书非常及时和重要。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在《美国研究》撰写长篇文章，推介此书。台湾知名学者吴翎君也在台湾大学历史学报上发表近两万字长文，分析此书的学术贡献和观点。国家图书馆的刘波先生还特地安排我到国家图书馆就此书做主题演讲。《中国青年报》的燕舞先生屈尊前来听我的演讲。承蒙他的欣赏和引介，上海的《文汇报》还长篇发表了我的演讲内容。  

该书中文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的问世更是一个学术佳话。2014年7月初受维也纳大学教授朱嘉明先生邀请，我参加由他主办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一批国内极有影响的人士也借机来到维也纳，其中包括理想国的刘瑞林总编。她表示希望由理想国系列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在刘总的关照下和马希哲先生的精心编辑和安排之下，如一切顺利，该书中文版应该在2017年春夏之交由理想国系列推出。  

写到这里，2017年刚至，混世魔王模样的特朗普很快会成为美国的新总统。国人好像对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十分担心。窃以为，中国人对中美关系中的“关系”认知似乎一直有一种误区:太强调领导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容易对特朗普的当选和他的一系列涉华言论做过分解读。熟悉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无论何人当政，都无法一意孤行或无法无天。差不多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要为万世开太平，让不少中国人把他当救星，结果是他大话说过头了，不仅中国人对其失望，美国人也完全抛弃了他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并未对中国人过分表示什么热情，但他不声不响地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四强，中国因此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根刚上台时，口口声声要不忘台湾老朋友，但很快就在1982年大幅度后退，并和中国签订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尔·克林顿经常大骂中国政府，但上台后不仅年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小布什刚入白宫时，于2001年在电视上甚至公开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但在他的8年任期中，中美关系非常友好，他还亲自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出席美国之外的奥运会典礼。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关系”还有其他方面，而我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中大力强调的“共有的历史”关系就是其一。“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对于崇拜实力的特朗普来说，他入主白宫后，更会三思而后行。所以，我告诉美国朋友，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同时告诉国内的朋友们，值此新年之际，我们与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还不如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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