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 陈星灿︱“国家形成”研究的四种方法

【按】本文摘自《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刘莉、陈星灿合著，三联书店2017年9月）。该书扉页这样写道：

本书献给张光直先生

如果我们能够看得更远，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对于本书，中研院史语所黄铭崇先生在《中国史新论》（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册）导言中说：

刘莉与陈星灿的近著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提供了一个参考指标。这本书可以取代张光直的《第四版》（按：指《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成为中国古代考古学的教科书。其架构大体以其他古文明的形成为参考框架，涵盖了许多古代文明形成的关键课题，也收集了最新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整理，带有通论性质，也企图将一些作者个人观点融入，写得很平稳均衡，是相当不错的一本通论性著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受外界影响而独立形成早期国家文明的地区之一。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可以通过历史和考古的方法来研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记录历史的传统，这无疑为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被认为和国家都城有关的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也为研究早期国家出现地区的社会、政治和技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涉及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国家形成、城市发展、文明出现和王朝历史的开始。

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新旧思维模式并存，因此国家的形成也就成为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尽管学者们想方设法整合这两种思维，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两种思维都矛盾重重。首先遇到的问题出现在先于晚商殷墟（约1250 BC～1046 BC）的早期国家，确切地说是文字系统尚未出现的史前国家上。对于早期国家的研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历史文献资料，然而这些文献资料却是在国家出现大约一千年以后才编撰完成，因此，学者们对于如何将这些文献资料用于考古研究争论不休。其次，对于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统一和严格的定义。学者们使用不同标准来讨论国家问题，导致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造成混乱。第三，在中国考古学者的文章中，“国家”和“文明”经常互换，“文明”一词比“国家”使用得更为普遍。因为“文明”的含义常常比“国家”更宽泛，不同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不同，因此许多有关解释也就模糊不清（张光直2004；陈星灿1987）。

此外，早期国家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包括考古、历史和人类学。这些领域的学者经常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不同的问题，因此，对早期国家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的解释也千差万别。由此看来，对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应当从整合不同的思维和方法入手。在这个章节中，我们首先回顾一些关于早期国家的研究方法，然后讨论重建公元前二千纪初期出现的早期国家的考古学证据。

大致说来, 研究国家的形成主要有四种方法，而这四种方法基本上可以看作考古学家对国家的不同定义。

夏鼐的古典进化论方法 

“文明”和“国家”两个词的交替使用首先由夏鼐开始。他写道：“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夏鼐1985: 81）受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城市革命思想的影响，夏鼐设定了四个基本可通过考古发现检测的标准来定义文明和国家：①国家级的政治组织（以阶级分化为特征）；②政治、经济和文化或宗教活动的中心；③文字；④金属冶炼。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文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1900 BC～1500 BC）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或至少二里头文化晚期的中心在河南伊洛地区（夏鼐1985: 79-106）。

夏鼐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的考古学家（夏鼐 1985: 96）。当他那篇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的文章在20 世纪80 年代发表的时候，二里头是当时唯一一个能最大限度符合国家定义标准的遗址。即使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也没有哪个同时期或略早的考古学文化能够超出二里头所反映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夏鼐的观点更多强调考古证据而较少关心文字资料，这在中国并不普遍，因为大多数关于二里头的文章总是试图将它和王朝社会联系起来（参见杜金鹏，许宏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b）。然而，一些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夏鼐的观点值得重新关注。在用各自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之前，考古资料和有关史前社会的历史文献应该分别对待（Liu, L. 2004: 9-10；Liu, L. and X. Chen 2003；Liu, L. and H. Xu 2007）。

苏秉琦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进程

苏秉琦对于文明的看法较夏鼐激进，但他在使用“文明”一词时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他将一些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看作文明的曙光和古国的出现。这些特征有城址、龙形玉器、大型公共建筑和不同等级的墓葬。因为这些特征可以在很多地区发现，所以苏秉琦将这种情况描述为文明出现时的“满天星斗”，并进一步指出，5000多年前，许多地区都在向文明迈进（苏秉琦 1999: 119-127）。他所引用的例子来自不同遗址中的器物和遗迹在形制上的变化，因此，苏秉琦提出的模式与其说是有关国家形成的过程，倒不如说是有关文化进化的过程。

苏秉琦的观点已经被中国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接受。他们认为文明或国家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李学勤1997a；严文明2000；张忠培2000）。这些早期文明包括许多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它们都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2000年（张忠培2000）。在这些研究中，分层社会的出现、公共建筑的修建以及聚落防御工事等都被频繁引用作为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志（如李学勤1997a: 7-10）。虽然不同的观点早已出现（如安志敏1993a；陈星灿1987），但是这种观点在最近几年的势头却很强劲，因为几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新发现表明，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大型公共建筑如城墙已经开始修建，高级社会组织也已经发展起来。这些复杂的新石器时代发现以陶寺、王城岗和良渚遗址为代表，正如前几章中提到的，这些遗址都有大型的夯土城墙。但是，这些遗址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并不足以确定它们已经是国家。

历史学方法 

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历史文献是解释社会发展的唯一资料。这些历史文献将文明起源追溯到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开展的现代考古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古史传统、西方科学方法和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相互影响的结果。它最初的目标是重建中国历史（Falkenhausen 1993；Liu, L. and X. Chen 2001a；参见第一章）。早期历史王朝，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帝国之前的“三代”（夏、商和周，总体上来讲时间为公元前2100～前200年），都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或称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寻找三代的国都一直都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目标。过去一个世纪的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了许多大遗址，某些大遗址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实与文献中提到的早期王朝都城吻合。这些遗址包括新砦、二里头、郑州、偃师、小双桥、洹北和殷墟，它们都位于中原并且显示出政治中心的特征。这些发现激发了中国考古学家们重建中国早期王朝历史的热情，许多文章都将这些遗址和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夏商时期的都城联系起来。总体看来，历史学方法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

然而历史学方法在实践中是有问题的。古代文献经常简略而模糊不清，况且在晚商之前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中并没有发现能够说明遗址性质的文字。这样的话，引用各种古史传说就会导致一个考古遗址可能对应多个古代城市或地方。因此，对于哪个遗址对应哪个古代都城，考古学家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只有安阳殷墟除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商代最后一个都城。

就方法论来讲，历史学方法也是颇具争议的。由于这些文献完成的时代很晚近，许多学者认为文献中提及的地名不应该被用于现代研究认定的史前考古遗址。尤其是对二里头文化的解释争议较多，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是作为第一个王朝——夏的遗存来看待的。与此相对，批评意见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相关文字证据来支持二里头和夏的关系。这种争论暴露了中国考古中历史学方法的缺点，这就意味着需要用其他方法来研究史前复杂社会（参见Liu, L. and Xu 2007）。

社会考古学方法 

这个方法主张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和多学科合作方法来研究国家的形成。由于近年来一系列中外合作项目在中国开展，这种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日渐流行起来。

在山东东南部和河南伊洛盆地开展的两个中外合作项目尤其关注国家的形成问题。这两个项目通过进行全覆盖式区域调查和发掘，从区域的角度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社会变化（如Adams and Jones 1981；Fish and Kowalewski 1990；Kowalewski 1989；Wright 1984）。社会考古学方法将国家定义为至少有两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即统治阶层和平民阶层。统治阶层以集权化的决策过程为特征，这个决策过程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很专业化。外部是指对下属地区的管理，内部指集权化的决策过程被分成若干独立的活动，这些独立的活动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Marcus and Feinman 1998: 4；Wright 1977: 383）。另外，国家级的社会组织经常产生于一个至少有四个等级的区域聚落系统，这相当于存在三个或更多政治阶层（Earle 1991: 3；Flannery 1998: 16-21；Wright 1977: 389；Wright and Johnson 1975）。本书采用的就是这个定义。

山东东南部和伊洛盆地的区域聚落模式显示，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在新石器时代不断增长。在山东东南部，两个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两城镇和尧王城作为区域中心出现，每个聚落都管辖着一个有三个政治阶层的聚落体系，然而它们却在公元前二千纪初期消失了。对于它们政治组织本质的判断，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考古发掘工作以获得更多的材料（Underhill et al. 2008）。

伊洛地区的情况较为特殊。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多数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社会复杂化进程都经历了一个低谷，伊洛盆地的聚落模式在二里头时期却显示出人口快速凝聚的过程。一个大的城市中心在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出现，86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调查情况表明伊洛盆地存在一个三级政治结构（Liu, L. et al.2002-2004；许宏等2005）。国家形成的过程从伊洛地区的考古材料中明显地显现出来。

另外，最近的两项研究试图阐明国家和文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艾兰认为，一般的精英文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特殊的宗教活动，这种精英文化最早在二里头区域中心形成（Allan 2007）。因此二里头代表了大约公元前2000 年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国家），和二里头相关的一般精英文化可以叫作文明。对于这两个概念，诺曼·叶斐（Norman Yoffee）和李旻也给出了类似解释，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的政权中心国家是在城市出现的，而作为文明的一系列文化价值则被几个早期的小国共享（叶斐，李旻2009）。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有助于厘清物质文化圈和政治实体之间的某些模糊解释。

本书作者赞赏的社会考古学方法，显示出在早期国家研究中的巨大潜力，为评估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复杂程度提供了客观标准。这种方法不以历史文献为蓝图进行解释，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产生的结论最终却可以和文献资料相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