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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奇:从或者不从,是一个大问题

鲁西奇 随读随写 2019-04-10


2017年6月19日上午,罗新教授与鲁西奇教授的对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对谈围绕“弱者的历史”这一话题展开。这是鲁西奇教授事先准备的发言稿。


如何发现“弱者的历史”

 

我们知道,所谓“弱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罗老师所说的“弱者”,是相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大众”而言的,他所面对的,是诸种远比自己强大的制度、社会乃至文化的权力。这里的“弱者”,实际上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贵如君王,当他面对国家制度、权力时,他也可能是“弱者”(当然,他也更可能是视制度如无物的强者)。所谓“弱者的历史”,乃是“个体的人的历史”。


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下,作为“个体的人”都可能是弱者。这种“弱”,根源于在“大众”、“制度”与“传统”面前,个体所能感受到、在客观上也确然如此的“孤立和无助”。今天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成功与否,都程度不同地感受、意识或认识到自己的“孤独”和“无能为力”,这种日益弥漫开来并不断强化的“孤独”、“无力”,在本质上是在全球化面前的“个体的人”的觉醒和对个体的局限性的认知。反过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则给这个世界上日益孤独无助的个体,提供了逃避自己、克服对于个体觉醒的恐惧的避风湾,或者说梦中的摇篮。


因此,“弱者的历史”不是大众的历史,不是“民众”的历史,当然更不是所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作为整体的大众,或民众,无论其是否得到“组织”,在本质上都是国家、民族、制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基础。无论怎样意义上的大众、民众或者乌合之众,都不孤独,不孤立,都不突显“个体”,他们甚至“抹杀”个体。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各异的“集体主义”及其组织,都在总体方向上表现出与“国家”——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制度、文化存在着惊人的耦合,并在事实上构成后者的基础。正是因为此,所谓“立足于民众,从地方社会出发,自下而上地看待国家”的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国家的历史,是中华帝国史的地方社会版或民众版,甚至是“地方精英版”。


同样,弱者的历史,包括但不完全是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历史,当然,更不是被统治者的历史。当我们把一个个孤立的、无助的个体视为一个群体时,我们实际上赋予了他们以力量。但在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很难感受到这种“群体”的力量。换言之,他们的“群体性”至少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强者或后世的研究者赋予的,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些被统治者被打上了深深的统治者的烙印,他们渴望“翻身做主人”,成为“统治者”。


所以,弱者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的历史,个体的人的历史。它首先要揭示的,就是个体的人,在国家、制度、传统等诸种强大的力量面前,如何成为“弱者”的。它的第一步,显然是要揭示上述力量的强大。制度史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主义分析、作为权力的文化史的考察,在很多方面展示出这种力量的强大。迄今为止,研究者们一般对这种强大都是肯定的,而在我看来,它们却正是剥夺个体的人,无数的芸芸众生,甚至包括了君王,的独立、尊严乃至生命本身的机器。近三四年来,我的研究重心,放在乡里制度上,就是要去看看,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渗透到最普通的人们中间,把那些散布于农舍田间的农户,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中,成为编户齐民、纳税服役的。我把这个过程,称作“从人到民”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去关注那些读书人,又是如何从“人”变成“臣”的过程。在国家制度与机器面前,民、臣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王朝国家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孤立无助的。


第二个问题,作为人,个体的人,他们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可以选择,至少在假设的理想层面上。我们同意这个思考前提,它可能成为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在制度、结构与传统所给定的范围内,个体的人,能有怎样的可能可供选择?我想,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从与不从,或顺与逆。


第一个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是“从”,遵从,听话,与强者合作,并加以利用,获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想方设法,与现行制度合作,进入体制内,并利用这些制度、结构与传统,为自己谋利益,从而在体制内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从陈寅恪先生分析元缜的仕宦生涯,到华南研究的学者考察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地方的各色民众入籍纳赋、读书入仕、建立宗族等,实际上都在揭示这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不从”,不遵从,不服从,也就是“不听话”,更不合作。不从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三种,一是抗拒,二是逃亡,三是死亡。主动选择的死亡是一种不从。文献中见到的诸种浮浪人、亡人、逃户,山寇与海贼,都在逃亡、抗拒与死亡间游走。这些研究题目,都非常有吸引力,当然难度也很大。那个让人抬着棺材跟着自己,然后入朝进谏的海瑞,是体制内“不从”的典范,虽然他同时“从”着一个更大更高远的“制度”和“传统”。


好吧,从与不从,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


弗罗姆曾经说,人类历史的开创源于一种不从的行为。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不听从上帝仁慈的指令,开创了人类的历史。你可以相信,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都有“不从”的故事发生。所以,“不从”创造历史。


那么,“从”呢?从,服务现实,并创造现实,进而奠定历史的基础。“从”建设现实。


我们在现实中活着,所以,我们选择“从”;人们将在“历史”中死去,“不从”将死,并因为自己的死而创造历史。


 

【说明】本文及下述两文均得到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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