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电动车后视镜里的古罗马政治
电动车与古罗马政治能有什么关系？
绿灯一亮，汽车司机如果有基本的良知，第一个动作不是踩油门，而是紧张起来。紧张什么呢？当然是眼前如飞动的箭一样穿越的电动车。如果男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来个三人行，那就更让人紧张了，生命的确可以脆弱如玻璃。脚踏的自行车很少闯红灯与汽车抢路，首先速度就不够快。电动车的旧国标是时速20公里，据说讨论中的新时速标准是26公里，足以让勇猛的车主见黄灯加速，乃至闯红灯，尤其是成群结队在路口的时候。
人群的掌握从来就不仅仅是交通管制问题。人群常常由弱势民众组成，但是人群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其姿态很少是弱势的，而且一般会成为不可忽视，甚至难以驾驭的力量，就像红绿灯前拥挤的电动车群。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古罗马政治充满了不同阶层的力量博弈，在共和国时期尤其如此，被学者看作是研究人群的一个好素材。
弗格斯·米勒写有《共和国晚期的罗马人群》（1998年），深入研究了罗马政治的运作细节。他首先怀疑的，是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里对政治的范式化理解，认为很难把罗马的政治生活纳入到特定制度的框架里面，因为实际情况是活生生的、流动的，流传下来的史料都是在叙述一个过程，是一方在说服另一方，是直白和暗示的交织，绝不是用几个概念就可以解读和阐释的。到了20世纪，政治和政治制度研究传统里面一直有夸大精英影响、低估民众力量的倾向，这在古罗马历史研究里表现为把共和国说成是以元老院为核心的贵族寡头政治。这是国内世界史教科书里面流行的看法，而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写作《罗马共和国贵族》的瑞士学者马蒂亚斯·格尔策。他的核心见解是，罗马的统治阶级对百姓的关键控制手段是门人制度。民众在形式上有多种政治和立法参与权，不过他们是以元老院贵族为代表的有权势者的门人，他们的立场完全受制于自己的主人。米勒不赞成这种简单化的看法，并指出这种思路的结果是，学者被门人制度的范式“一叶障目”，长期忽略研究罗马政治家是如何影响、说服和控制人群的。
如果古罗马共和国不是贵族寡头制度，那又是什么呢？米勒认为，用机械的分类来理解政治生活是错误的，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探究多样具体的细节以及运作的整个过程。他提出政策演讲影响罗马民众的重大作用曾经被长期低估，而且指出这些演讲会被抄写下来，在一两天内流传到离罗马很远的意大利其他地方。口才出众的政治家能够轻易说服民众，不善于沟通的贵族则因为态度或者言辞不当而惹怒他们。古罗马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范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有一章，以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有一部，写过大贵族出身的科利奥兰纳斯（公元前5世纪）。他军功卓著，但是蔑视穷人，老是反对以粮食接济饥饿的百姓和赦免他们的债务。他在演讲时尽力展示自己身上的作战伤痕，希望以自己的军事功绩感动民众。普鲁塔克描述说，他的个性直率刚愎，在演讲时往往疾言厉色，所以听过和听人讲述过他的演讲的民众对他越来越气愤。在他又一次反对免费发放粮食给大家之后，他被民众大会判决流放，最后他甚至被迫投向罗马的敌人。而与科氏同时的另外一位罗马元老阿格里帕却非常善于沟通，他劝说民众与富贵阶层妥协的演说后来甚至成为西方的一则寓言。他言辞恳切地说：四肢因为食物都到了肠胃那里而不高兴，而元老们虽然富有，实际上他们的财富就像是肠胃接受的食物，最后被消化之后成为四肢的营养，也就是说，还是会被大公无私地分配给众人。
到了共和国后期，有几次失败的政治沟通激化了罗马的社会矛盾，公元前2世纪的提比略·格拉古改革就是其中一例。其实包括元老院贵族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当时都支持解决无地贫民的问题。格拉古改革方案开始是得到各方面支持的，然而他急于求成的政治野心驱使他匆忙加快改革的步骤和激烈程度。他凭借多年刻意训练的演讲才华有效地在贫困人群中间组织起来力量，反对和打击温和派。最后，他与整个中上层阶级的决裂不仅破坏了罗马长期的和谐局面，也延误了本来可以顺畅、按部就班进行的土地改革。格拉古讨好底层民众的激进言论被传递得非常有效。他往往用谦卑语气和他们交流，不时流下感动的眼泪，并耐心说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只是他忘却了，鼓动一部分人去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样是失败的沟通。
在任何社会，沟通都必须是善意和无私的。其实妨碍对电动车进行规范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情绪化的：这是平民的出行工具，过于严格的规范让民众不方便了。这背后难道真的是对民众的关心吗？电动车骑行者在快车道上面临被汽车撞的危险，在慢车道上又往往威胁和撞倒自行车与行人，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然成为道路事故死亡比例最高的人群。在征求意见和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电动车时速和重量等方面的新国家标准，当然是有益的。不过真正能够消除电动车乱象以及行人和其他车辆频繁违章现象的有效沟通，可能并不是强制限定车辆的时速，更不是利益的争夺和妥协，而是触动人们彼此关爱和热爱生命的心。只有善意和无私的充分沟通才能传递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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