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交通史视角的早期国家考察

【按】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系该刊“中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与各地文明化进程”专题中的一篇。微信版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参原文。

交通史视角的早期国家考察

王子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考察中国早期历史发展道路与文明化进程特点，不能忽略交通条件的重要历史作用。夏禹事业体现出交通进步成为国家出现的历史条件。有关“轩辕”和“连山”神话的交通史记忆，也是我们探索早期文明起源时应当注意的信息。先古圣王交通能力与行政权威的关系，同样是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文化现象。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的“巡狩”传说，可能部分反映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数量有限，但对于说明交通进步之历史的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将进一步证明交通条件对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将不断充实并更新我们对早期交通史与早期文明史进程的认识。

一、“轩辕”、“连山”神话：远古交通史记忆

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名曰轩辕。”“轩”、“辕”二字皆从“车”。“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作为后人所认同的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名号，暗示当时较高等级交通车辆的发明和使用，是文明进程迈入这一阶段的典型标志。班固《东都赋》写道：“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舟舆”等交通工具的创制，被看作“轩辕氏”“开帝功”的重要条件。李善引《周易》曰：“黄帝、尧、舜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也强调“黄帝、尧、舜氏”等制作水上交通工具的历史贡献。看来，“舟”、“车”的发明和早期制作很可能是黄帝名号“轩辕氏”的由来。所谓“天下号之”，指出“轩辕”起初象征荣誉而后作为社会公认的代表领袖地位的文化符号的意义。而“分州土，立市朝”的成就，也是以交通发展为基本条件的。

炎帝亦称“连山氏”。早期易学文献所谓《连山》或《连山易》，其著作权或与“又曰‘连山氏’”的炎帝有关。屈原《远游》所谓“炎帝”“直驰”，“往乎南疑”而“览方外之荒忽”，正是远古先王疾行历远的交通实践的一种文学映象。有学者指出“连”和“联”可以通假。如《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联。”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这样说来，推想“连山”似可理解为体验长途行历山地的交通实践的某种心理记忆。“连山”的“连”字，其实原本就有与交通相关的意义。《说文·辵部》：“连，贠连也。”段玉裁以为“贠连”应正之为“负车”。以为“连”即古文“辇”也。“‘联’‘连’为古今字，‘连’‘辇’为古今字……故云‘联，连也’者，今义也；云‘连，负车也’者，古义也。”所谓“连，负车也”体现“古义”，使人联想到“连山”名号出现的时代，人们的交通行为留下深刻历史印象。

总之，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远古传说“里面掺杂的神话很多”，所体现早期历史的面貌往往是“颇渺茫的，多矛盾的”，但是“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轩辕”、“连山”神话，可以理解为远古交通史通过传说保留的遗存。

二、新石器时代部族交往与夏禹“随山刊木”传说 

远古人类很早就已表现出相当强的交通能力。以秦岭南北交通为例，老官台文化“分布于关中的渭、泾河流域和陕南的汉江、丹江上游地区”。同一文化形态跨秦岭的分布，体现秦岭严重的交通阻障已经能够被初步克服，形成文化传播的基本条件。有些考古学者将相关地区的遗存纳入“大地湾文化”的范畴之中。对于大地湾文化的分布区域，研究者有这样的分析：“主要分布于甘肃的陇东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以渭河下游地区较为密集，另外，陕南的汉水上游地区也有分布。”根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的表述，大地湾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文化类型，即大地湾类型和李家村类型。大地湾类型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个别分布在丹江上游。而属于李家村类型的遗址“分布比较集中，多分布在汉水流域”。《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执笔者指出，通过年代分析可以知道，“从总体上看，大地湾类型的绝对年代普遍早于李家村类型”。也就是说，从渭河流域得到早期发育条件的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来越过秦岭，扩展到汉江流域。而“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的仰韶文化，“中心分布区”包括“关中”和“陕南”。汉江流域的两处遗址西乡何家湾和南郑龙岗寺，被列入半坡文化的“典型遗址”之中。半坡文化遗存在汉江流域的典型性存在，说明秦岭交通开发已达到新的历史阶段。汉江流域居民全面复制了渭河流域的文化创造，反映跨越秦岭的早期道路已实现文化沟通的职能。

《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了传说时代诸种文明进步的迹象，其中包括交通建设的成就，如交通道路的开通。《禹贡》开篇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孔氏传：“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尚书·益稷》关于禹的事迹，也有“随山刊木”的说法。孔氏传：“随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开通道路，以治水也。”而“治水”，是禹成就政治功业的重要条件。如《禹贡》所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于是“四海会同”，“告厥成功”。《史记·夏本纪》保留了有关夏禹时代交通建设的相关传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大致说来，“刊木”或说“斩木”，或说“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都是开通山林道路的工程形式。“禹敷土”，“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有“通道”等交通条件的成熟与完善以为基础。

《史记·夏本纪》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写道：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夏王朝的成立，应以空前丰富的文化创造、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空前完善的政治形式为条件。而“贡赋备”、“会诸侯”体现的交通能力的提升和交通行为的成功，正是文明初期的重要历史迹象。

三、城与早期国家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已发现多处，这些遗存应与早期国家的出现有关。恩格斯说到文明初期国家形态的特征，包括“城”的出现时指出：“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这种建筑形式可以看作从“氏族制度”向“文明时代”进步的时代标志：“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显然，“城墙”和“壕沟”作为防卫性建筑设施，直接作用是阻隔交通。《通志·都邑略》开篇说：“建邦设都，皆冯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跋履山川，逾越险阻。”明确说“险阻”即交通障碍。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碣石刻石所谓“墮坏城郭”、“夷去险阻”，就是便利交通的举措。而另一方面，“城墙”和“壕沟”这种古代建筑形式的发明又告知我们，当时交通条件已发展至相当程度，以致把握社会组织领导权力的人们有意对导致危机的可能予以控制。

在古代中国，城的营造主要凭借夯筑技术的采用。与鲧、禹治水事迹相关的传说有“息壤”情节。《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璞解释说：“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淮南子·地形》：“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高诱的解说可能更接近于“息壤”原义。吕思勉用《汉书·沟洫志》“堤防之作”“壅防百川”语，以为“防者，筑为堤防，《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坚固若石而“不耗减”，正是夯土的特征。夯筑层土，令其坚实，以阻御洪水，是传统防治水害的方式，即吕思勉所谓“此盖古代治水诚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

然而其最初的应用，却体现出人类为了生存和自然力胜利抗争的革命性意义。夯土密度大于一般土壤，更大于新掘之疏土，形成“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的直觉感受，可能是“息壤”神话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远古先民发明和应用的夯土技术，是适应黄河中下游地区较普遍的地理条件的最经济、最实用、最有效的工程形式之一。传说“窃帝之息壤”的鲧，应是筑城技术的发明者。《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高诱注：“鲧，禹父也，筑作城郭。”《淮南子·原道》也有“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世本·作》也写道：“鲧作城郭。”钱穆曾论述城的早期作用：“耕稼民族的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徐旭生也曾指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息壤”神话的背景，其实就是城的出现。

考古发掘所见大型中心城址以及其中宫殿性质建筑的出现，体现出包括交通条件设计规划在内的社会劳动组织水平的成熟。“建造大型中心城址远非单个聚落可以胜任，应动员组织更大范围人力、物力才得以完成，也表明已能在较大地域范围内行使权力。”而这一“地域范围”的规模，自然因交通能力所决定。较早的城址突出防卫功能，如淮阳平粮台城址只有通行条件有限的南北两个城门。而稍晚的时代，“许多城址除作为防卫设施外，主要功能已演变为地区性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心。”石峁等城址对于城门营造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的城作为交通中心的地位。

四、“入山林不迷”：交通能力与行政权威 

先古圣王政治威望的形成与行政权力的把握，与交通能力直接相关。《尚书·舜典》说，尧考察舜的能力，曾“历试诸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述，尧选用舜作为执政权力继承人，首先考验他的交通能力：“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所谓“使舜入山林川泽”，“入于大麓”，直接的理解实际是一种对于交通能力的测试。《论衡·吉验》写道：“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于是“卒受帝命，践天子祚”。苏轼解释《尚书》“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以为“其度量有绝人者”。有人疑惑舜的这一行为是否有政治神学的意义，朱熹则判断应依据司马迁的记述作直接理解：“《史记》载使舜入山林，烈风雷雨，弗迷其道。当从《史记》。”“‘纳于大麓’，当以《史记》为据。”“‘烈风雷雨弗迷’，只当如太史公说。”《史记》所谓“行不迷”，后人理解为“行不迷惑”，“弗迷其道”，体现出交通能力之“绝人”高超，于是“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抱朴子·登涉》说，“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山林行旅灾异除了“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之外，又有“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等逆境与险情，都严重威胁交通安全。在原始时代，类似情形应更为严重。对种种阻碍交通的“神灵”、“患害”的克服，可以形成当时社会“以为圣”的威望，甚至被看作具有“足授天下”的资质。这是符合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实际的。

五、早期国家的军事交通与行政交通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轩辕”时代以军事方式与战争手段实现的部族征服：“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所谓“抚万民，度四方”的功业，通过对于“蚩尤”和“炎帝”部族势力的“征”，以“用干戈”的方式实现。而这种战争的获胜，需要通过交通程序实现。《五帝本纪》又有更为直接、具体的记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万国和”政治局面的形成，有“披山通道”、“迁徙往来无常处”等军事交通方面的强势以为条件。而“合符釜山”、“监于万国”等行政成功，也必须依赖交通能力的优越。据《史记·夏本纪》，夏禹行政包括“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的交通运输经营，于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很可能标志着中原文明迈向早期国家之重要阶梯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中心是河南省中部和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陕西省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扩展至陕西关中东部以及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鄂豫交界地区，向东至少分布至开封地区，北抵沁河流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群的“二里头文化层”也显现出二里头文化南下至长江沿岸的影响。考古学者描述，“二里头文化在其鼎盛时期，强烈地影响着周边地区，王国文明之光，辐射到了很远的地方，北起塞外，南过长江，东至海滨，西抵河湟，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由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多中心，最终形成以发展水平最高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重心。”“在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常可看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曾发现具有周边文化因素的遗物。”海贝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意味着中原地区与遥远的沿海居民存在着某种交往和联系”。这种对于“很远的地方”的强力“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于“周边文化因素”的接受，其力度、方式和路径，都是交通史研究的课题。

文明初期东方地区来自西北的玉器的发现，西北高原出土来自南洋的海贝的发现等，都告知我们当时各地物资远距离“相给”，因交通的进步得以实现。有学者认为，“中国从帝尧时代到大禹时代进行过大范围的地理测量，对大地尺寸形成了明确的概念。”这与“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时代”“结束”，“要建立‘一统’的国家”的历史需要有关。并以为古文献关于大地“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正好符合以中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西、南—北的距离”，相信这是禹“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这种直接的交通考察获得的结论。这样的认识需要更确切的证明，但是“具体的测量方法是步测”的意见，却大致符合当时中原人的交通行为已大致覆盖早期“天下”、“四海”地域的历史真实。 

六、“巡狩”：交通实践与国家控制

传说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或有体现文明进程“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尚书·舜典》记述帝舜“巡守”故事：“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五载一巡守。”司马迁说，他曾经考察“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于五帝传说有“其文不雅驯”与“其言尤雅者”的甄别，取“其所表见皆不虚者”，著《五帝本纪》。其中“巡守”作“巡狩”，又写道：“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看来帝尧尚在世时，已将国家行政权力交给帝舜。而“巡狩”这种交通行为是执政的重要方式。帝舜的“巡狩”曾获得直接成效。据《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处罚“治水无状”的鲧并起用禹，都是“巡狩”途中的决策。帝舜的政治生涯在“巡狩”途中结束：“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

禹治水成功，因辛劳奔走的交通实践获得声名。《史记·夏本纪》：“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通过“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的艰苦实践，得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所谓“通九道”，可以理解为对于国家经济管理与行政控制助益有力的交通建设。禹的建国功业得到承认，执政能力得到肯定，重要因由在于交通方面的突出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禹也在“巡狩”的行程中结束了他的人生：“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后来又有周天子死于“巡狩”途中事，即“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秦始皇也于出巡途中“崩于沙丘平台”。秦二世决意仿效秦始皇“巡行”天下的管理方式，曾经表态：“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巡行”“以示强”，“不巡行，即见弱”的政治心理，体现了上古时代执政者对于“巡狩”这种交通方式之效用的特殊重视。由此也可察知先古圣王“巡狩”故事所反映的传统理念的持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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