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西夷”“西夷西”疑问与汉武帝“指求身毒国”探索
本文原载《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李肖主编，三联书店2017年10月。微信版注释从略。
“西夷”“西夷西”疑问与汉武帝“指求身毒国”探索
摘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载，张骞以西域见闻，判断“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间出西夷西”，《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作“间出西南夷”。《史记》研究者对于“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或理解为“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或理解为“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就此有必要认真辨析。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所谓“邛西”“西夷西”，是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间出西夷西”的交通行为，不仅对于丝绸之路史研究意义重要，也是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者应予特别关注的。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载，张骞根据西域见闻，提出“邛西”有往“身毒国”通路的判断，以为这一路径与“大夏”联系“道便近”，有利于汉王朝向西扩张的战略规划。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所谓“邛西”“西夷”“西夷西”，是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间出”这一地区的交通行为，也是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者应予特别关注的学术主题。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交通，实现了汉帝国西南方向打通国际联系的南越和滇越两条通路。作为实现这一历史性进步的最初步骤，即“西夷”“西夷西”方向的探索，其交通史意义也不宜忽视。
一 《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身毒国”信息
张骞西域之行，使得中原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于西域地方比较全面的地理人文知识。其中有涉及“身毒国”的重要信息。《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关于“身毒国”，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字或作‘竺’。《汉书》直云‘身毒’，《史记》一本作‘乾毒’。”骃案：《汉书音义》曰：“一名‘天竺’，则浮屠胡是也。”司马贞《索隐》也说：“身音捐，毒音笃。一本作‘乾毒’。《汉书音义》一名‘天竺’也。”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其中对于“大夏”的介绍涉及“身毒国”：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关于“身毒国”，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身，或作‘乾’，又作‘讫’。”司马贞《索隐》：“身音乾，毒音笃。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谓浮图胡也。’”
《史记》注家所谓身毒国“一名‘天竺’”，“即天竺也，所谓浮图胡也”。指出了其宗教文化的品质。对于“身毒”的初步了解，是中原人西域知识别开生面的内容。来自“身毒”的宗教影响，后来对于中土文化面貌的历史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守节《正义》对于《大宛列传》“身毒”的解说谈到早期佛教：“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其民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银、铁、锡、铅。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张守节《正义》说到“明帝梦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事。有人回答道：“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因此导致佛教传入中国，“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至中国，画形像焉。万震《南州志》云：‘地方三万里，佛道所出。其国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镂。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诸大国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
有关“身毒国”文化信息的传播路径、传播力度和传播效应，以佛教的流布为重要标志，影响了中国社会中古时代的文化走向。文化史进程的这一步骤，无疑与交通开发有重要的关系。
中原社会对“身毒国”文化信息之认识的最初记录，始自张骞“言居大夏时”见闻。这是考察丝绸之路史应当予以特别注意的。而开拓丝路西南重要通道的实践，由自“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的建议，也是丝绸之路研究者应当予以足够重视的历史现象。而“西夷”“西夷西”方向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二 “指求身毒国”方向：西夷·西夷西·西南夷
关于“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及其东南“身毒国”之后，汉王朝有利用“道便近”的交通条件实现新的战略优势的设想。《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因张骞建议，试图开通国际道路由身毒国联系大夏的努力。上文已引录：“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西南夷列传》接着写道：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此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断句。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则作“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究竟是应当读作“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还是应当读作“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呢？思考这一问题，也许应当参考《西南夷列传》所记录大概理解并无歧义的“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之“邛西”方位。
现在看来，“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与“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对这一重要交通探索的空间位置与寻求方向的介绍，似乎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所谓“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已说这条通路指向“汉西南”，应在“蜀”地之“西”。
关于“西夷”，《史记》还有其他说法。而《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略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这些记述，可以大致说明“西夷”的空间方位，包括蜀郡以西又越嶲郡，以及犍为郡部分地方。
《西南夷列传》所见“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或“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写作：“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对于所谓“间出西南夷”，颜师古注：“求间隙而出也。”
将《史记》“西夷”“西夷西”改写作“西南夷”，体现出班固的判断。由“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句式，可知对《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西夷”“西夷西”的歧见取“西夷西”的理解可能接近司马迁原意。《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南蛮上·夜郎》“于是乃令王然于间出西南夷，往身毒国”、《通志》卷一九七《四夷传·南蛮上·西南夷序略》“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四夷七·南蛮三·徼内南蛮》“于是乃令王然于、柏始羌等间出西南夷，往身毒国”、《西汉会要》卷六九《蕃夷中·西南夷》“于是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四裔考六·夜郎国》“于是乃令王然于间出西南夷，往身毒国”等文献载录，均取用《汉书》“间出西南夷”说。
看来，后世史家似乎多不认可《史记》“西夷西”说而信从《汉书》“西南夷”说。
理解《汉书》“间出西南夷”的“西南夷”指向及其与《史记》“西夷西”的逻辑关系，或许应当关注《史记》《汉书》“西南夷”之语义。
三 “西南夷”：“西夷”与“南夷”
方国瑜曾指出，“西南夷”即“巴、蜀以外之南夷与西夷区域”。又如童恩正所说，在《史记》的《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是以巴蜀为中心，叙述了其南方的贵州北部、西南方的云南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的雅安地区、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北部的赣南武都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概括地称之为‘西南夷’。以后一般的研究者即沿袭了这一名词，未加分析。实际上细读《史记》有关部分，我们发现司马迁虽然将篇名成为《西南夷列传》，但实际上又将这些民族分成‘南夷’和‘西夷’两部分”。段渝也指出：“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以及《汉书》的记载，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西’和‘南’均为方位词。西夷是指位于巴蜀以西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南夷是指位于巴蜀以南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篇末“太史公曰”总结“西南夷”与中原关系之历史沿革，曾经明确分述“西夷”和“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关于“西夷后揃”，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音翦。’”司马贞《索隐》：“音剪。揃谓被分割也。”关于“剽分二方”，司马贞《索隐》：“剽音匹妙反。言西夷后被揃迫逐，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属郡县。剽亦分义。”关于“卒为七郡”，裴骃《集解》：“徐广曰：‘犍为、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西南夷”在司马迁笔下叙写中的“揃”“剽”“分割”，在《西南夷列传》开篇是这样记述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开篇前三字“西南夷”，或以为应为“南夷”。童恩正也曾指出：“今本《史记·西南夷列传》一开始就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好像夜郎就是西南夷，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则作‘西夷君长以什数’，这个‘西’字，应为‘南’字之误，王先谦《汉书补注》已有说。所以今本《史记》，一开始也衍了一‘西’字，原文应与《汉书》相同，是‘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应属南夷。正因为如此，《正义》才说：‘在蜀之南’。”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9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校勘记》这样写道：
西南夷 景祐本《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作“南夷”。李笠《广史记订补》卷一〇：“‘南’上本无‘西’字，此以南、西、北方分写，故云南夷长以夜郎为最大，其西靡莫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邛都最大。若总言‘西南’，安得以夜郎属之？下文云‘独置南夷夜郎’，亦可证夜郎属南夷？”
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
司马迁的记述，“分写”“南夷”、“其西靡莫之属”、“自滇以北”、“其外西”、“自嶲以东北”、“自筰以东北”、“自冄駹以东北”地方各族，所谓“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指出《西南夷列传》之“西南夷”即“巴蜀西南外蛮夷”其区域及族属是各有别异的。
如果《西南夷列传》开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应读作“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意见合理，则是“南夷”称谓明朗的例证。此外，《西南夷列传》还有其他明确分写“西夷”和“南夷”的情形。如言唐蒙建议“通夜郎道，为置吏”，“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随后有关司马相如事迹的记述中出现“西夷”和“南夷”：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又汉武帝回应公孙弘对“西南夷”政策的质疑，对西南方向的开发与征服有所收缩，有“西夷”与“南夷”行政的区别：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由此可以明确得知，“西南夷”确实是可以“分写”为“西夷”和“南夷”的。“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句下，裴骃《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 随后的记述，即前引“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汉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显然，此“西夷”“西夷西”，是承接上文“西夷”语的连续性记述。
《西南夷列传》还有两处文字说到“南夷”：“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
前引《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所谓“比南夷”“愈于南夷”者，即“西夷”。司马贞《索隐》：“晋灼曰：‘南夷谓犍为、牂柯也。西夷谓越嶲、益州。’”《史记》注家对“西夷”“南夷”的空间区分有所说明者，又见于司马贞《索隐》对于司马相如“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语所谓“二方”的解释：“谓西夷邛、僰，南夷牂柯、夜郎也。”
分析《史记》“西南夷”及“西夷”“南夷”文字，可以知道《西南夷列传》“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或者读作“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的说法是合理的。《汉书》改说“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取用更笼统的表述方式，当然也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没有《史记》准确具体而已。但是“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之说也容易导致强调“南夷”方向而忽略“西夷”方向的成见。
四 以“蜀犍为”为出发点“四道并出”及“邛西”交通探索
听到张骞有关身毒国“去蜀不远”，“从蜀宜径，又无寇”，“道便近”，“有利无害”的报告，“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进而谋求联系“大夏”事，《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有情节更为具体的记述。对于他们交通道路探索的方向与路线，司马迁保留的信息十分珍贵：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所谓“复事西南夷”，显示这是汉武帝时代又一次“西南夷”经营。司马迁曾经有奉使前往巴蜀以南甚至抵达“邛、笮、昆明”等地方的交通实践，《史记》有关“事西南夷”的记述，可信度是比较强的。正如方国瑜所说，“疑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即为参与经略西南夷”，“当于元鼎五年（前112）秋出发，至六年（前111）十月以后始归，在西南有一年多时间”。“司马迁既为负有经略西南夷之任务而至巴、蜀以外之南夷与西夷区域，当必从事调查，了解此地区之情况，及以前汉朝对西南夷之交涉事件，此司马迁对西南夷有较深刻认识之由来。后为太史令作《史记》，其《西南夷列传》一篇，信而有征，非寻常著作可比也。”
西汉犍为郡治在今四川宜宾。以“蜀犍为”为出发点之所谓“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体现出具有历史民族地理意义的比较明确的历史交通地理信息。所谓“出駹，出冄”，张守节《正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唐代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则“冄、駹”地方，在今四川雅安、荥经、汉源方向。所谓“出徙”，裴骃《集解》：“徐广曰：‘属汉嘉。’”司马贞《索隐》：“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县也。’”张守节《正义》：“徙在嘉州。”所谓“蜀郡有徙县”，据《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徙”在今四川天全东南。谓“出邛、僰”，张守节《正义》：“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唐代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有学者指出，唐代邛州“辖境相当今四川邛崃、大邑、蒲江等市县地”，雅州“辖境相当今四川雅安、名山、荥经、天全、卢山、宝兴等市县地”。司马迁所谓“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的交通方向，现在考定大致均在犍为西北。所谓“皆各行一二千里”，考察其形势，使人联想到现今交通道路可延伸至德格—江达，以及巴塘—芒康的路线。
《大宛列传》接着记述：“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而“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似乎并没有涉及“南方”。也许司马迁的叙说次序，本来就是以“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先说“北方”的探索。按照我们今天的历史民族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知识，“南方闭嶲、昆明”可能在前说“四道并出”之外。
汉武帝“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之西路和北路面对复杂的民族错居形势。有的治西南民族史者称这一方向的少数民族为“氐羌族群”。考察“駹”“冄”“邛”“僰”的民族构成与区域分布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马长寿曾论“徙为叟，为蜀，莋都或羌，或彝，或纳西，均于氐族无关”。“汉之冄駹即隋唐之嘉良，亦即近代的嘉戎。此族非氐，非羌，乃远古时从西藏琼部东迁出来的一族。”《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蜀郡”条在“绵虒”之后说到“旄牛”“徙”“湔氐道”和“汶江”：
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过郡二，行千六百里。徙，湔氐道，《禹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过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北方闭氐、筰”的“氐”，或许即指“湔氐道”等地方。蜀郡“汶江”，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处理，即写作“汶江道”，位置标示于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有关“蜀郡”的文字说到“鲜水出徼外”，“崏山在西徼”，“渽水出徼外”，所谓“徼外”“西徼”，均值得注意。而水道里程的记录“行千六百里”，“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行三千四十里”等，可以读作接近交通史实际的可能经过大致测定获得的数据。而“鲜水”地名对于可能显示此前民族迁徙现象的意义，我们曾经有所讨论。
尽管汉武帝“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尚有许多未知细节，但是这一外交开创与交通探索的意义却是显著的。有的《史记》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汉体现出进取精神的外交政策中最典型的实例。如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二三写道：“自骞既失侯至骞之他旁国一段，与上天子既闻大宛一段暗相应，盖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骞言为然，遣使四出；后原张骞失位怏怏，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将中郎。君臣病根，总来只一贪字为累，便贻国家无穷之戚。”所谓“好大喜功”，所谓“贪”，论者以为“君臣病根”，其实是当时汉民族时代精神之英雄主义与进取追求的表现。
任乃强曾论“蜀布之路”的开拓，认为张骞、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并未亲自作为使节出行。其实据《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可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应当就是“四道并出”的使团首领。关于《大宛列传》所谓“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有学者以为张骞“亲率汉使出四道”，而由“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句式，并没有张骞“亲率汉使出四道”文意。从常理说，张骞也不可能分身为“四”。
五 “事西南夷”“通西南夷”“开西南夷”与“通西南夷道”
前引《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言“事西南夷”。《史记》又有多处称“通西南夷”。如《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又前引《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则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所谓“开西南夷”，未见于《史记》，而《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李贤注引孙盛《蜀谱》亦言“汉武帝开西南夷”。又《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吕凯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曰：“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有学者说，“开西南夷”之“‘开’字延伸为开道（此道指的是开通道路）、开通、开化，都是有文化交流的意思”，汉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开……道’、‘通’和司马迁称张骞的‘凿空’之举都是同义”。《说文·门部》：“开，张也。”段玉裁注：“张者，施弓弦也。门之开如弓之张，门之闭如弓之弛。”又《说文·门部》：“闢，开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开之偁。古多假借辟字。”看来，“开”有迫使对方开通的含义，与“通”并非简单同义。而“凿空”语义或可依段玉裁“开之偁”说予以理解。
《史记》又可见“通西南夷道”。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又《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
实际上，“事西南夷”就是“通西南夷”。前引《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语句前后照应，已经可以说明这一情形。而“通西南夷”即“通西南夷道”也是明白无疑的。如前引《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
六 “通西南夷道”的世界史意义
所谓“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说到的交通形势，可以通过《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予以理解。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直接的地方民族势力对交通的显著阻隔来自“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不过，“西南夷”道路的“闭”，其实只是西南交通事业发展史上短暂的停顿。汉武帝时代的交通建设者并没有中止西南方向交通开拓的探求。正如《大宛列传》所记载的：“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通西南夷道”的事业，使得相对闭塞的巴蜀地方打通了对外联系的经济与文化通道。
一条通道即南越通道，使巴蜀得以通行南越，进而与南洋航路的大港番禺实现联系。《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是“日南徼外”与“大秦”国实现交通的记录。抵达“日南徼外”的外国贡献，也可以通过牂柯江水道抵达巴蜀。
另一通道，即滇越通道，即经过今云南进入缅甸通往印度的道路。《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所谓“加其眩者之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正义》：“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黎靬”，以为有“黎靬”与“汉人幻人”两种“幻人”。但是“幻人”之术的发明和导入，仍由于“黎靬”。伯希和认为：“此犂靬亦即亚历山大之译音也。当时《史记》《汉书》所记此国之事，惟言纪元前一四○至八六年间，安息王以犂靬眩人献于汉，当时亚历山大之魔术者，颇著名。《后汉书》亦曾志及其人由印度赴东方也。则当时之犂靬，即指埃及之Alexandrie。至纪元一世纪末年，中国人与叙利亚（Orient syrien）相接之后，始以大秦名其地。”《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中，记载了“幻人”经西南夷地区转入中原的史实：“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哀牢》也有记述：“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此次“献乐及幻人”，并不是第一次正式交往。此前通过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的记录，还有：“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汉和帝永元六年即94年。莫延“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在“幻人”因雍由调的友好行为进入内地26年之前。此外，“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內附，献象牙、水牛、封牛”史事也值得注意。汉安帝永初元年即107年，也在雍由调永宁元年（120）“献乐及幻人”13年前。有学者指出，汉和帝和汉安帝时代通过这条线路来到洛阳的“掸国”使团，“带来了具有印度或中亚风格的器物”。有学者指出：“掸国就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而对于“敦忍乙”“僬僥种夷”所在，学界虽意见不一，但是都认为在今缅甸境内。
“西南夷道”之滇越道和南越道，与左思《蜀都赋》所谓“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禹之乡”可以对应。
汉武帝“通西南夷道”以及直接“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的决策，对于交通建设、边疆管理、民族融合均有重要意义，也值得世界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对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多有学者研究考察，屡有新见发表。有的研究者认为，“不是纯粹为了西南夷的经济发展”，“通西南夷”的目的“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以为汉武帝时代经营西南夷的努力，主要目的是打通往大夏的国际通道。这样的意见值得重视。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说：“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所谓“为求道西十余辈”，决心不可谓不坚定，努力不可谓不持久，然而最终“莫能通”。我们曾经讨论过汉武帝对“西夷西”道路的探索。“天子”“指求身毒国”却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于这一地区纷杂的多民族势力的存在，致使“留”“闭”现象发生。有学者分析，对“通身毒国”汉使的“留”“闭”，或许有垄断贸易通道的动机。余英时曾经指出：“西南夷有意识地封锁汉朝使者，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汉朝政府对贸易通道的干预和控制会不可避免地剥夺他们在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安息商人采用欺骗的手段阻止汉朝使者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七 “蜀贾”与“徼外”经济文化联系的民间通道
司马迁是根据西域地方有关蜀地商品如“蜀布、邛竹杖”的发现注意到另一交通方向“蜀贾人市”的作用，于是推想大夏“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的。《史记》中三次说到“蜀贾”：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枸酱，《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及卷四《南中志》作“蒟酱”。《资治通鉴》卷四三引“班固论曰”亦作“蒟酱”。班固所言“孝武之世”对外扩张，“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厓七郡；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蒲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将西南夷因“蒟酱”故事通南越道路，引“竹杖”故事通滇越道路两事并说。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是滇越—身毒—大夏交通线路的探索。
《史记》有关“蜀贾”的记载体现了这一社会群体的活跃。他们将“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又经历“牂柯”转贩至于“南越”，进入当地民间饮食生活。“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及“贾人”的回答，说明参与长安经济活动的“蜀贾”对他们在各地的经营内容多是熟悉的。如果长安“蜀贾”曾经有经“夜郎”沿“牂柯江”贩运蜀地“枸酱”往“南越”的实践，则说明他们行贾空间的惊人宽广。如果并非如此，则或可反映这一行业群体内业务交流的密切及其凝聚力度。
蜀地出产见于“大夏”，说明“大夏”通过身毒国“得蜀贾人市”的民间商贸通路的确实存在。这种自由贸易形成的商路，虽然当时未被汉帝国执政者利用，却应当是实际畅通的。《西南夷列传》载张骞所谓“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的判断，应当是有可以说服汉武帝的确实依据的。《大宛列传》载张骞所谓“去蜀不远”，“从蜀宜径，又无寇”。这些交通地理知识，应当来自于“蜀贾”的交通实践。言“蜀贾”经济行为之所谓“持窃出市”，所谓“奸出物”“至”，以传统史家立场指出了“蜀贾”谋求商业利润手段违法或说违反制度的性质。然而其开创意识与冒险精神也因此得到反映。
余英时在论说汉地商人在东北边境贸易活动中的积极表现之后，又写道：“在汉帝国向西南扩张的过程中，中国商人起了相似的作用。四川的商人经常非法越过边境去和夜郎进行贸易，他们的贸易行动最终使汉朝政府注意到夜郎地区的军事、政治重要性。结果是，整个西南（今四川之一部以及云南和贵州）重新向中国开放，好几个蛮夷国家转化成了中国的郡。”“中国与西南夷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武帝试图开通西南通道之前很久就通过四川的商人而建立起来了。”“由于没有相关记载，我们不知道西南夷是否为了商业目的而去过印度。不过，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对印度—缅甸—云南贸易通道有所了解。”也有学者指出，早在“秦汉时官方参与寻求”“西南丝路”之前，“蜀地的商人”以及“缅甸、印度的商人”共同经营着这条道路的“商业活动”。而“蜀地的商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辟了这一通路，他们有的在滇越地方驻留，等待外商交易，“有的甚至继续踏上缅印道，或者翻山越岭、渡涉江河，抵达印度平原，或者由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经海路到印度，与印度和到印度的西方商人交易”。
八 “西夷西”在西南丝绸之路认识中的指向意义
《大宛列传》只言“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而《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较为具体，说到使节姓名：“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也说到这位“王然于”的事迹：“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作为司马相如“副使”者，为“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而探求“西夷西”道路的使节，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为“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而《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光五年”写作：“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卷一九“汉武帝元狩元年”写作：“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突出了“王然于”，略去了“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吕越人”。此“王然于”显然是一位处理“西南夷”方向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专家。据《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后来“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在汉王朝“以兵临滇”的形势下，“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王然于稳定滇国取得了成功。事实上，他“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的交通探索事业，在滇国方向间接取得了进展。“滇王离难西南夷”句，《史记会注考证》：“中井积德曰：‘离难西南夷’五字不通。《汉书》作‘离西夷’三字。颜师古云：谓东乡事汉。愚按‘西南夷’三字，涉下文而衍。‘离难’，滇王名。”也许《汉书》“离西夷”之说，是值得思考的。
司马迁写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又说：“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得以“最宠”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始首善”。可能滇国所处于控制往缅甸—印度通道的重要地位，有重要的作用。
就王然于事迹依时序的记录而言，有这样几个时间坐标值得注意。据《资治通鉴》记载：
1. 元光五年（前130），“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
2. 元狩元年（前122），“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
3. 元封二年（前109），“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于是上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武帝“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未肯听”。“其旁”“同姓相仗”之部“劳深、靡莫”被诛灭后，汉军“临滇”，于是“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劳深、靡莫”据《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作“劳、靡莫”：“劳、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所谓“数侵犯使者吏卒”，应当就是前引《西南夷列传》“为求道西十余辈”，而“岁余，皆闭昆明”，即如淳所谓“为昆明所闭道”，于是“莫能通身毒国”的具体原因。
王然于等人自元光五年（前130）至元封二年（前109）之间20 年“指求身毒国”的艰苦努力，最终因“滇王举国降”，取得了由滇国往缅甸—印度地方交通联系的局部成功。然而起初“赂西夷”，以及继而包括“西夷西”方向的“四道并出”的探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汉武帝最初于“西夷西”方向往身毒国的交通探索，应当有建立在当时交通地理知识基础上的考虑。《西南夷列传》所谓“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应是起初的直接判断。“邛西”，应当正是“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或说“去蜀不远”，“从蜀宜径”的交通方向。较“南夷”方面经历滇国的路线，这一方向确实也没有地方依恃较强武装力量的民族势力的阻隔，即面对所谓“无寇”，“有利无害”的形势。对于《大宛列传》所谓“从蜀宜径”，余太山有所讨论：“‘从蜀宜径’，《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颜注：‘径，直也。宜犹当也。从蜀向大夏，其道当直。’案：张骞在大夏地见到‘蜀物’固系事实，但赴大夏‘从蜀宜径’却只是他的猜度之辞。”其实，考虑“西夷西”“邛西”方向，所谓“从蜀宜径”与“其道当直”，较昆明—缅甸—印度道路而言，显然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将“西南夷”“两粤”及“朝鲜”三个方向的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记述合为一传，班固赞曰：“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严助、朱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是“西南夷”“两粤”及“朝鲜”被称作“三方”。有学者指出，《盐铁论·击之》亦称之为“三方”，而《盐铁论·地广》《备胡》及《击之》又三次称此为“三垂”。于是以为“‘三垂’或‘三方’，西，即西南夷；南，即南越、东越；东，即朝鲜”。“三垂”“三方”似是汉代论边疆民族问题习用语。《汉书》卷六〇《杜钦传》：“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三垂蛮夷无逆理之节。”颜师古注：“三垂谓东、南、西也。”《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割其三垂，以赡齐民”，李善注：“三垂，谓西方、南方、东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谓之‘割’。”《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颜师古注：“三方，谓南、西、北也。”所谓“三垂”“三方”其中“西垂”“西方”，恐怕“西，即西南夷”的说法是略有不妥的。“西南夷”即“西夷”与“南夷”，称“西垂”“西方”，或侧重于“西夷”，如同“南垂”“南方”应包括“南越、东越”，但显然是侧重于“南越”的。
还应当注意到，尽管我们看到了比较充备的“南夷”方向滇越路线实现对外文化交流的诸多实证，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当时“西夷西”方向往身毒国的交通线路已得初步开拓并有所应用的可能。蓝勇考察“零关道”即“牦牛道”时指出：“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命令张骞从犍为郡发间使四路出使，欲打通巴蜀通身毒道路，其一路便出邛僰（西昌），只是未能如愿。”论者是以“灵关道系古代川滇交通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的思路研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的，然而“出邛僰（西昌）”是否可能有其他路径“通身毒”，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许多学者根据现有学术信息，重视云南—缅甸—印度通道的意义。但是有些判断，如伯希和认为，“蜀布邛竹杖此种中国西南之出产，似只有缅甸一道可以输出”，或许还可以斟酌。有些学者又发表绝对化的论定。如有人说：“我认为蜀布邛竹除了取道云南、缅甸、印度而至大夏外，不可能有别的走法。”或断言：“这条路线只能是从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出发经云南，过缅甸或孟加拉，经陆路入印度或阿富汗等南亚和中亚各国。”这样的意见，不大可能完满解释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以及蜀地发现的早期玻璃器等多种与当地文化渊源不同的文物遗存的真实由来。
也许考虑“西夷西”方向的文化沟通的可能是必要的。今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应当可以为这一文化交流路径的历史学探索提供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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