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思思：在全球史视野下考察云南

评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

Yang Bin,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x+338 pp.

《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是一部富有创见的边疆史研究著作。作者以世界史视野考察云南地区，对其自秦汉以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到最终成为中华帝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长时段研究。作者杨斌师从著名世界史学者帕特里克·曼宁，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该书是在他完成于美国东北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曾获2004年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古登堡奖(Gutenberg-e Prize)。

在传统的研究路数中，云南研究往往被置于边疆研究的范畴内。自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问世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已有70余年之久。但这些研究均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侧重于对满、蒙、藏、疆等西北边疆的研究而绝少关注南方边疆。对于许多学人特别是本土学者而言，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云南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中心观作祟的缘故。尽管1970年代以来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在出现伊始是对“欧洲中心观”的拨乱反正，但这样的提法却容易使人走进逻辑相似的另一个误区。特别是当“中国中心观”与本土学者更为熟悉的民族中心主义研究路径彼此纠缠时，就更容易得出一些有失偏狭的推论：譬如，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北方，因此忽视南方地区及人群在文明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或者，从汉族视角出发研究边疆的历史，构建出一幅中原文化进入并征服边疆的单向度图景。在这一框架下，西南地区人群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均被消解殆尽，变成了沃尔夫笔下“没有历史的人民”。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作者采用全球史视角，将云南这一区域置于东亚、东南亚与南亚这一殊为宏观的范围内进行考察。这一处理办法首先将云南的重要性在跨区域的历史事件/进程中体现出来（p.15）。譬如，在海上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广阔区域内，云南是海陆之间重要的联结点以及几条路线的汇合处，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而这一点在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叙事逻辑中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云南地区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亦因此凸显出来。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一直对这一地区展开攻略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周边的吐蕃以及中南半岛诸政权，也分别于不同时期在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云南发生着影响。此外，云南地方社会自身发展出来的复杂社会与政治势力，也在与周边势力的互动中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南诏和大理在与中原王朝的纵横捭阖中，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而明清以后云南地方文化的建构和认同的形成，也是正统意识形态和当地文化合力的结果。

本书的写作是作者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个案研究。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言，交代了全书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脉络。自第二章之后的内容，探讨了云南从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发展成中国的一部分的历程。作者援引大量非中文史料，从不同层面对这一长达2000年的长时段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

在作者的立论中，云南在跨区域互动中的枢纽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第二章《西南丝绸之路：全球化语境中的云南》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例，论证了这一点。据考古学资料显示，西南丝绸之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甚至更早。在这漫长岁月中，从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货物沿着这条贸易通路源源不断进入这一区域，这里的锡、茶叶、马匹等特产也由这一通路输往世界各地。而云南正是这些商路的交会之地。作者特别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在欧亚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云南在其间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因云南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改变。此外，西南丝绸之路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两条丝绸之路彼此联结，构成了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庞大贸易网络，东西方之间藉由这一网络频繁互动，其所经过的地方社会也得以形塑（p.53）。作者以马匹贸易为例，论证了这一观点。

既然云南在跨区域贸易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那么为何云南无法保持其独立性？它又是在何时，以及怎样的情况下成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呢？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这一跨区域贸易网络的存在，使得以往从中国视角出发的解释存在不足（p.57）。欲回答这一问题，不仅要考虑中原王朝的因素，更要考虑边疆地区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作者分别从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四个方面逐项展示了自元以降，云南逐渐内化于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

第三章《针对云南的军事行动：一项跨区域研究》在跨国家、跨区域的互动框架内梳理了云南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并分析了这些军事活动发生的国际背景。作者着重讨论了唐、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这一个案正表明了在跨区域视角下云南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吐蕃和南诏文献的分析，不难发现，南诏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不仅在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东南亚政治边界的形成以及与当地人口的互动中也影响深远。进而言之，南方和北方的边疆问题并非彼此独立、互不干涉的存在，相反，二者往往形成互动。综观有关云南的军事活动，北部边疆的情况往往决定了中原王朝是否对云南用兵；而云南最终从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也是北部边疆的政治实体入侵的结果，进而对中原王朝产生了威胁（p.89）。

军事征服总是伴随着政治变迁。第四章《基于地方习俗的规则》从政治层面讨论了中原王朝同云南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梳理了汉代以来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之间的关系。与军事层面的情形类似，自汉至唐，中原王朝不断试图向云南渗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始终未能成功。蒙古入侵是云南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征服云南之后，蒙古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派驻皇子，建立行省，推行土司制度。这些政治遗产几乎被后人全盘继承，明清两朝政府对云南控制的持续加强正是在这一政策框架内展开的。通过裁抑土司、削弱藩王、设立行省等方式，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直接管辖得以逐渐确立（p.126）。

云南行政建制的变动与确立，与明代以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密不可分。第五章《中国化与本土化：云南人的出现》讨论了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浪潮，以及由此在文化层面给云南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明代向云南的移民总数大约在100万人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必然对云南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原的农业社会及生产方式改变了云南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模式，同时，儒家教育也改变了土著的心智、观念和社会礼仪。与此同时，土著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族移民（p.151）。作者援引并拓展余英时“汉化”和“胡化”的理论范式，考察了土著文明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汉族移民。作者指出，云南的气候、地形、矿藏、商业、货币都影响到了汉族移民的生计，甚至其生活风俗和文化习惯也有部分被汉人接受并流传下来。作者引用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概念并加以发挥，藉此理解一体两面的“汉化”和“胡化”（p.160）。按照怀特的理论，中间地带是文化相互妥协、接受、借用之处，但使用这一概念却有着夸大特殊时间和空间之作用的危险。因此，作者使用长时段视角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承认云南具有中间地带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将“汉化”和“胡化”视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指出其对认同的影响。经过了“汉化”和“胡化”的历史进程，云南在明末形成了新的混合社会，建立了一种关于“云南人”的认同，这一以省为单位的地方认同是中国人在国家舞台上的自我展现。云南的内化不仅拓展了中国的领土和人口，还促进了中国文化和认同作为一种复合统一体的转变和发展（这一点在第七章中还有进一步的讨论）（p.169）。

明清两代人口的迁徙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的变迁，它对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云南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对中国和东南亚经济意义甚大。明清以降，随着云南逐渐内化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其经济结构与经济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重新定位，建立起一种区域性的中心-边缘结构（p.211）。第六章《银、海贝和铜：经济的重新定位》分析了这一历史进程：云南的白银不仅一直以来是中原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而且还向东南亚地区出口。而原本在云南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贝币，最终在清初被铜铸币取代，采铜业成为云南的主要产业，并重新形塑了云南的经济模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贝币制度的实践及崩溃应当如何理解呢？作者援引了两种观点：一种将贝币视为较低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其消失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考虑到了外部的因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秩序，使得贝币价格高涨，无法流入云南。作者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海外贝币增值的同时，云南的贝币却在贬值，这是因为大量汉人移民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影响所导致的（p.189）。基于这一判断，作者针对学术界“1250年是否存在一个世界体系”的争论，从侧面给出了一个肯定性的论据：“贝币体系的废止，表明发源于欧洲的、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体系在兼并融合前资本主义的印度洋世界体系的时候，云南作为印度洋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两个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覆盖的边远地区，被推入到中国的世界体系中去。”（p.190）

在考察过前现代的情形后，第七章《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分类》将目光从古代转向现代，从边缘转向中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族群如何被统治者感知、标注、命名、分类？历朝统治者都基于现实考量，对云南采取了比较平等的态度。元代以降，随着中原王朝征服云南并将其视为中国组成部分，明清皇帝开始视地方族群为帝国附属，将其看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而非等而下之的他者。这一历史遗产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基本被全盘继承，其具体表现就是民族识别政策。这一政策既非空前创造，亦非马克思主义或苏联模式的简单应用（p.239）。此外，作者还根据云南的经验，肯定了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p.244）。

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理解云南，为探索研究中国历史的新途径提供了尝试。在传统的王朝断代史框架中，边疆地区和社群的历史被人为切割，按照中原王朝兴亡更替的顺序重新排列组合。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话语，也无视边疆地区和社群之间深刻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联系，过于强调各自民族的起源、迁徙与消亡（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近年来，新清史从族群的角度出发，使用非中文史料，研究清代边疆，推动了国内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对内亚传统的关注。不过，受到学界传统的影响，学界关注点仍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内亚，除了邵式柏（John R.Shepherd）对台湾的研究（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几乎无人论及中国南方。杨斌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南方族群及其政权对中国文明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点在学界才刚刚开始被理解。

对云南以至整个南方地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以及彼此间的复杂互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追问，该如何理解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蕴含着的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异质性”？它是否与更大范围内的南亚、东南亚有某些关系？杨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该书中已经通过数个个案进行了分析，但受议题所限，作者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而没有在其他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这种非中原文明的“异质性”，罗新曾经以内亚研究为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认为，内亚政治和文化具有独立性和连续性，中国历史与内亚历史的“深刻纠缠”，“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第72页）。笔者以为，如果把“内亚”换成“东南亚”或者“南亚”，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西南地区。相比起缺少文字传统，以游牧社会形态为主的内亚地区，南亚、东南亚地区既包括类似内亚缺乏史料的山地部落，也包括留存丰富史料的谷地平原国家，更有蕴含海洋传统的岛屿社会，这种更加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无疑更加具备挑战性和研究潜质。从利奇（Edmund Leach）对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研究到斯科特（James Scott）对“赞米亚”（Zomia）及其人群的研究，人类学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埃德蒙·R. 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詹姆士·斯科特：《逃离统治的艺术》，三联书店2016年版）相比起最终被中原王朝征服的云南，那些最终保持独立的政权又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这些形态迥异的政治实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又当如何理解？对这些政权和区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一“东南亚性”（South-Asia-ness），进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

（本文选自《全球史评论》第十二辑。经授权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