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变幻的空间与空间结构的“解构”

本文原载澎湃私家历史2015年4月16日，题作《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历史，理解历史》。周六（180623）晚上在复旦史地所聆听鲁西奇、李华瑞、王利华三位教授的报告，很受教益。会后鲁老师提到这篇文章，有一部分是我当初没有读懂的，现在感觉略微明白一点了。谨此志念并致谢。

原编者按：

厦门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这学期在台湾暨南大学教书，本文就是他刚刚在暨大完成的。

2014年鲁教授出版了《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这篇文章是对相关批评意见的一个回应，凝聚了他这几年来的新思索和新见解。为撰写此文，他还自学黎曼几何，做算术题。他说自己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是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我也更愿意停在路边，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蚂蚁，而不愿在空中飞行，俯瞰苍茫大地。地方差异、文化多样、对地方感知的差别，对我而言，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我更愿意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想象自己就如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过的一个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庐前和邻居大碗喝水（没有酒），共话桑麻，听婆娘唠叨，儿女哭闹，一起痛骂官府老财。然后死去，归于黄土。”

这是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讨论的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但多读几遍，或能理解这份“莫名其妙”（或者说“苦心孤诣”）。这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的思想结晶。

本文原题《变幻的空间与空间结构的“解构”》，现题为编者所拟。

空间的结构及其“被结构”

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代序”里，我曾经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为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 每个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我用这个设想中的场景来描述空间及其构成要素：位置、距离、方向。事实上，空间及其三要素，奠定了《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基本分析框架：（1）空间的分划，导致了“区域”观念，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等认识（卷一）。（2）位置与距离的分析方法，直接启发了“核心”与“边缘”的讨论，其中，对于不同地区与集团在政治与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与“距离”的思考，引导我重新界定“核心区”概念，关注“内地的边缘”以及“边缘区域内边缘人群中的‘核心集团’”等论题（卷二）。（3）位置、距离与方向三要素的综合考虑，则是城市与乡村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城市威权意义的强调，展示出权力从中心位置发生并扩展的模式；对于乡村居住的集聚与离散两种倾向与事实的分析，则将村庄的位置、村落相互间及其内部家屋庭院间的距离以及村庄分化的方向等因素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的考虑（卷三）。

因此，《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结构主义”倾向非常突出。我试图主要运用建基于欧氏几何的空间观念与思想方法，以空间分划（二维与三维空间）以及位置（点）、距离（线）、方向（坐标）等欧氏几何中的空间要素作为分析指标，构想并描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蓝图及其历史发展轨迹，并以“结构”的形式将之展现出来。多样性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包括内地的边缘）、集村与散村，既是空间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运用此种方法认知中国历史过程的结果。所以，“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是“被结构”出来的。

无需讨论中国历史进程自身的“结构”形式或“内在的结构性”与作为认知框架的“结构”范式（或者可以称为“认识的结构性”）之间的关联，因为实际上，前者在根本上也不过是一种“认识”，其所谓“内在的结构性”也仅仅或主要在认识论上具有意义。关键在于：中国历史的“认识的结构性”（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等结构），都是研究者或思想者“主观”“建构”出来的，都是“被结构”的。“被结构”出来的“结构”如何且不论，重要的也许是研究者或思想者建构某种“结构”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本来无意于“建构”这个“结构”。在我早年的学习与研究生涯中，我曾倘佯于襄阳城下的鱼梁洲滩头，看落日舟渡，听逝水呜咽；也曾站在五门堰的堰坝上，遥想前人生计之艰，费力之巨，技艺之精；偶尔，我会抬起头来，看山峦起伏，草木无言，或者满天星斗，宇宙空寂。直到今天，我也更愿意停在路边，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蚂蚁，而不愿在空中飞行，俯瞰苍茫大地。地方差异、文化多样、对地方感知的差别，对我而言，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我更愿意从生活的经验出发，想象自己就如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过的一个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庐前和邻居大碗喝水（没有酒），共话桑麻，听婆娘唠叨，儿女哭闹，一起痛骂官府老财。然后死去，归于黄土。我非常羡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罗新教授，如苍鹰一般掠过草原、沙漠，纵横万里千年，看狼烟起灭，天下浮沉。但我终不过是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而已。

可这是一只“中国燕雀”，生活在中国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我不能不去想：我所生活的这个山谷，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不是我的）往世与今生又是如何。我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与他人间的距离，以及我可能盘旋或飞翔的方向。同时，作为教师，我还有责任和同学们一起去思考并讨论这样的问题。虽然自己是雀燕，却不得不努力鼓励、引导同学们成为鸿鹄苍鹰。在《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刊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2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今天，任何没有偏见的学者都不会怀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实体的“中国”在整体上的“统一性”，以及这种统一性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同样，任何一位没有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障蔽的学人，也不会无视这种“统一性”掩盖下中国内部各区域间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同区域与人群间明暗相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会无视这种多样性与多元性乃至矛盾与冲突的历史基础和未来前景。由此，就向历史学者（以及人类学者、社会学者乃至“文化学者”）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也最具吸引力的课题：像中国这样庞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涵盖了多种经济形态，包括了数十个不同渊源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内部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各区域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又是如此地不同，它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维系其“统一性”的呢？换言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国是如何成立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说，“多元而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

显然，这个问题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没有、也完全不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不可能也不需要得到回答吧。但这确然是我试图“建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主观意图”。 

看落日舟渡，听逝水呜咽。对地方差异、文化多样的感知，是生活的经验而不是学理的探究。

在中国文化、人类历史与认识史意义上的“空间” 

“结构主义”的思想方法早已受到广泛而深入的质疑与批判，今天，即使是“老牌的结构主义者”，也不再着意于揭示并描述某种“结构”，而更侧重于分析、阐释“结构”形成并演化的过程，亦即所谓“结构过程”或“结构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思想方法并不新颖。虽然我将“结构”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但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结构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与演变的过程，而是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展现。换言之，我所探讨的是中国历史进程所展现出来的“结构性”倾向，而并非这种结构的形成与演进。所以，我还没有走到“结构过程”这一思想阶段上，仍基本停留在“结构”本身的揭示（或建构）、描述与阐释阶段。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仍然显示出我试图“建构”一种“结构性体系”的努力。显然，我没有能够给出这样的系统性描述与阐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出版后，不少师友和读者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一些论文的结集，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论述，不少论点更是一点即过，浅尝辄止，未予展开。这个问题，在我讲课时即已显露出来，很多听课的同学觉得我分别讲述了对几个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没有串连起来，以至于听了一学期的课，竟然无法形成一个总概性的认识。在整理成论文、修改发表、合集出版的过程中，更是删除了很多在课堂上会略加介绍的知识与学术背景。但是，没有能够给出系统性描述与阐释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思考本身就没有形成系统；而系统性的认识与阐释，甚至不是我的学术追求，或者说，我并未打算形成某种系统性的认识。事实上，我一直非常警惕或畏惧任何“系统性”认识或思想体系，担心其中潜含着诸多危险或陷阱，特别是可能隐藏着思想专制的倾向。

那么，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摸索、思考相关问题，会有怎样的方向、提出怎样的问题？实际上，我所设想用以说明空间及其构成要素的那个场景，还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思考、阐发的地方：

第一，现实中的教室，大多是排定好桌椅的，老师和学生一般都处在排定的位置上，不太可能“任意选择一个位置”。教室更是按规制建好并配备相应的设施。显然，这个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距离、方向都是预设的、给定的，是早已“被结构”的。这个“结构”既不来自老师、同学，也不来自“我”（外来的观察者），而来自先于老师、同学以及“我”早已存在的“制度”与“文化”，在“制度”与“文化”的背后又是“思维方式”在发挥作用。分析这个教室的“空间结构”固然可以窥见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乃至“制作”这个教室的人群的“思维方式”，但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处在教室中的老师和同学为什么会“心甘情愿”或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教室，遵守、执行乃至强化其所给定的“秩序”？这种“空间结构”所给定的秩序与规范，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制约着老师和同学们的人生？

把这个问题转换到中国历史的讨论上来，就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及其各自的差别），究竟是怎样“塑造”了中国、中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国人”？它将以怎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着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现在与未来？

为了思考这一方向上的问题，我尝试着转换观察视角，不再从空间的角度观察人与社会，而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思考空间的意义。在《人为本位：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刊《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中，我试图从认知历史的个体出发，去看“结构”对于人的意义。但迄今为止，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还是肤浅的、甚至没有明确的方向。

第二，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处在教室这个空间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老师和同学们会离开这个教室，在教研室、图书馆、操场活动，并回到各自的家中。虽然分处于不同的具体空间中，但在一定时间内，老师与同学们构成的那个空间还在，位置、距离与方向仍然在发挥作用。教室空间的“规范与制约”在远为广大的空间中散布开来，并深入到群体每一分子的日常行为与思维方式中。

由此出发，我意识到空间及其结构是可以“流动”的：不是说人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空间中（那是人在流动），而是说空间及其秩序是可以“脱离”特定的空间范畴而存在的。把这一思考方法转换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上来，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结构性”倾向——建立在多样性之上的高度统一性，通过控制“核心区”统治庞大的帝国，以及以中心集聚和威权展示的方式控制乡村区域，就可能“超脱”于中华帝国的具体疆域而存续，并成为人类组织群体、构建社会的一种模式。换言之，对中国历史空间结构的认识与“建构”，可以放在人类历史的空间结构及其类型或模式的总体背景下加以思考与认识。

第三，在我设想的那个教室空间里，老师和每一位同学，对其所处空间的感知、构想与描述是不一样的，其对于各自在教室空间中所处位置、与他者距离及其观察与注意方向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具体空间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种“空间”以及“被结构”的“空间结构”。同样，生活、活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对于自身及其所属人群的历史的结构以及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联、“中国历史的结构”的认知、构想与描述也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

在《层累、汇聚地造成的地域古史系统——以先秦越国的历史叙述为中心》（刊《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1卷第2期，2013年12月）一文中，我曾讨论不同人群对先秦越国历史与文化及其与“中国（华夏）历史”的认识与构想的差异；而在《“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刊《东吴历史学报》第32期，2014年12月）中，我则试图探讨关于越人历史与文化的叙述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化叙述之组成部分的过程。通过这些探讨，我初步认识到：可能有很多种被构想、描述和阐释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这些“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不仅是历史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今天与未来的“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也许，从知识史的角度，探究不同人群对于“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认识、构想与描述，比探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本身更为重要。 

空间是会“流动”的，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和描述也不尽相同，甚至迥然有别。

变幻的“空间”

那么，我会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摸索、思考吗？我不能确定。除了自身认识、思考能力的限制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思想方法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物理世界上的空间，通常是限于三维的。我们所讨论的历史过程，在三维之上，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四维。而人类生活的多种面向，历史过程中的多种维度，使历史学者要考虑、处理的维度，较之于物理世界远为复杂。当我们需要考虑历史进程中更多的面向时，就不得不引进更多的维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精神的、心理的、感知的，等等，而与这些维度相对应的时间维度并不总是一致，所以并不一定可以将之纳入到同一时间维度中，可能需要m个时间元与之对应。这样，历史过程就可以表述为“nm维空间－时间流形”。历史过程中的个体与事件，就是在这种“nm维空间－时间流形”中变幻的影像：它有多种“变身”，无时不刻都在变化自己的位置与形象，所以，它是无法或很难“确定”、无法或很难“捕捉”的，当然，更难以描述。也许，我们所有的认识与描述，都不过是它在某一时刻的某一种“变身”的幻影而已。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由各种意义不同的“圆”或“球”组成的。许多研究指出，人类交往、组织与社会的基本形态是“圆形”：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到台湾学者的“祭祀圈”，以及“核心”与“边缘”，等等，都是“圆圈”。这些圆圈中构成各种关系的线，并不是单一的、可以度量的“直线”，而往往是多重缠绕的、无法度量的曲线；而由这些关系构成的各种社会网络，更不会是平面，而是多种面向交织重合的各种曲面。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由球的表面形成的空间，其曲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滑落，而其滑落的方向又无法预知并且可能随时转换；由于点及其变化的方向均不能确定，所以，曲面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也不能确定，甚至无法度量；不同的曲面又重叠交织在一起，而且随时变换其组合方式。

在以往的学习、思考与研究中，我和许多学者一样，设想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基本方法，是以“我”为中心，划一个或多个圆圈，自内而外，关系由紧密而疏远，认知由清晰而模糊。并且，我们相信，“我”总是处于某些性质不同的“圆圈”里，并因此而获得生存空间和安全感。现在，我更愿意想象自己处在由空间中一个曲面（不一定是球面）组成的世界上，是那个曲面上的一个点，其运动的方向取决于“邻域曲面”的性质，以及“充满曲面的物质”的性质：“我”可能随时“滑落”或者“被抛出”，也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双曲点”上。进而，我去构想历史过程中的个体、人群以及他们“制造”或“参与”的事件，发现它们在我的“视野”中全部“晃动”起来或处于准备“晃动”的状态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能随时被抛弃、掩埋，当然，也随时又可能被“挖掘出来”，用聚光灯照射，“闪亮登场”。处在“曲面”世界上的个体、人群，都有诸多的可能性方向，却无法确定，更无以描述。

在上述自学的、一知半解的数学（以及更少的物理学）知识与思想方法的启发下，我在思考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曾经赖以建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基石——空间分划、位置、距离、方向，在我“建构”它们的同时，就已经“晃动”起来，这两年，“晃动”得更厉害了。而且，我因此而把自己置于另一个我无法知道“邻域”的曲面上，使我在诸多的不可知的恐惧之上，增添了另一份不可知的恐惧。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由各种意义不同的“圆”或“球”组成的。

解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所以，“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还远远没有“建构”起来，我却已经决意将它“解构”。虽然匆忙了些，但我却愿意尽早地“忘却”这本拙著，就如我在几年前就已“忘却”我早年的“科学主义”的历史地理研究著作《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样。

201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还没有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解析文献中所见的“海上人”、“白水郎”以及海螺姑娘的故事、“漂浮的罗浮山”的传说，去探究中古时代活动在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的生活与流动，看他们与王朝国家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组织的方式。这是一篇立足于文献梳理与考证的文章，因为史料不足，证据不能完全落实，我不得不使用一些神话、传说“原型”解析的方法，并尝试着将“想象”运用到材料的处理与分析以及事实的构想上来。我知道这存在着一些危险，却仍然努力试图去突破自己。

受到论文形式的限制，我不能在文中描绘我真正希望描述的一个图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乌云早已遮蔽了星空，一叶孤舟，飘荡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的罗盘坏了，或者本来就没有罗盘。水手们疲倦至极，早已放弃了努力，任凭小船随波飘荡。后来，他们都死了，因为没有人会写字，也就没有“漂流瓶”留下他们的遗言。他们出海时并未登记，再完备的官府档案也不会有他们的踪影。但在那个夜晚，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叶孤舟，孤舟上的水手，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没有位置，没有距离，没有方向，他们不处在任何一个“结构”里，无论是地理的，还是政治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但他们确然“存在”过。时光穿越，一道闪电划过，我们瞥见了海面上的那叶孤舟，一闪即逝。当然，这不过是我在电脑前打了个盹而已。

生命及其历史，原来如此而已。何必“中国历史”？何必“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又何必要写这篇“文字”？

在寂寥甚至略显荒凉的暨大校园，随着那叶孤舟的亡魂，我越过南中国海，来到苏门答腊、爪哇、柬埔寨，开始研读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古时代的碑铭。这些用梵文、巴利文、吉蔑文、泰文等文字书写的古代碑铭，经过Georges Cœdès，J.G.de Casparis等西方学者的整理、注释与研究，使我这个仅受中国正统史学训练的学者勉强可以阅读。有一方碑铭，发现于苏门答腊巨港附近的格杜干吉夫，它告诉我们：682年4月23日（或683年4月13日，不同学者的推算结果不同），一位国王乘船出发去远征。5月19日（或5月3日），他离开一个小港湾；一个月后，他胜利回归，赢得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荣耀。学者们相信，碑铭中未具名的这位国王，就是中国求法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描述过的佛逝（室利佛逝）的国王阇耶那沙。两年以后，他又让人立了一方碑，上面铭刻着祈愿文，祝愿他的事业与功德能够普济众生，使他们开悟。我吃力地借助辞典，一点一点地读这些相关研究，有时一天只能读一页。恍惚间，我能感受到阇耶那沙国王可能正在瞪视着我，眼光里饱含着愤怒：这个待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坑的家伙，在企图把我放在一个怎样的“结构”里？

内亚的、中国的、海域亚洲的，这个“三分结构”，是我这两年来逐步关注、有些朦胧认识的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可以断言，我永远不会真的试图去建构或研究这个“结构”，而将一直停留在阅读与思考的层面上。这不仅因为我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精力，更因为如上所言，我已经对“结构”及其思想方法失去了信心。可是，我一定要说明，把“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置入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中去观察，也是对“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一种“解构”。

显然，这两个方向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试图“越过”时间、空间等结构性要素，以生命的相似性或共同性为基础，直接去洞察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及其生活、情感与思想，而“忽略”其曾经生存过的那些时间、空间特征，像在夏日的夜晚观察闪烁的星星与星群那样，去看待历史长河（没有办法，这是一种“结构性”表达）中的人（个体与人群）。另一方面，我又试图去构想一个更为宏大的“认识性结构”，并将对“中国历史及其结构”的认识置于那个“结构”中，以便用一种简约的方式去认知并把握这个世界。这种冲突和两难困境，既是一个在中国崛起与全球化进程背景下的中国学者都可能面对的问题，在我而言，更是一个现实的生活问题：我不能每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喃喃自语，或者只是写下自己明白的文字；我还是要教书，我需要说一种能让同学们明白并理解甚至有点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