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王家范：探究中国历史的奥秘

与其说是书单，不如说是阅读摘录——录自《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豆瓣评分9.0。不过下面提到的书，确实是王家范先生读后推荐的。当然这里只摘录了其中一部分。如有兴趣，可读原著。

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的，当以胡厚宣先生1944年发表的《殷代封建制度考》为早。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差不多已经被我们遗忘，那就是雷海宗先生。1957年6月，雷海宗先生在天津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的讲演。他表示“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是难予考虑的”。……较晚，1973年徐复观先生在海外发表异议。

提醒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在1949年后，傅筑夫先生应是较为突出的一位。傅筑夫先生较早就提出了“战国西汉资本主义因素说”，虽言之有据，在当时着实冒很大风险。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与《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作为姊妹篇在改革开放后的出版，表明即使是“少数派”的意见也得到了应有的学术尊重。

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我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颇多独到创见的一部学术专著。如雷先生以他素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切入中国历史实际，务去陈言，不落俗套。他率先倡论“中国封建社会中既存在商品生产，也有很多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这就提出了古代市场上的“商品”，按经济学概念严格判断，是不是有真与假的区别？我以为这一提示，几乎可以看做开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之谜的一把“钥匙”。

我以为，通过《货殖列传》与成书于西汉的《管子·轻重篇》对读，便可以观察到中国商人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马非百先生对《管子·轻重篇》的研究历数十年心血，凡七易其稿，辩证《轻重》成书年代为西汉末，从名物制度、思想演变到语言词汇考辨，不放过一字一词，历历有据而不蹈虚空。但在我看来，还有一极成功之处不应忽略，先生正是通过对该书经济思想的整体诠释，从两种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经济思想对立，坐实了该书写作的特定时代——它只能出现于帝国经济政策大逆转的年代，西汉中期“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干预政策出台之后。

陈长华君发表有《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一文，对先秦以来背景、形式各不相同，名为“抑商”、实为“重商”的史实，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辨与解析。他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搞官商结合；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

藤井宏连载于1953年的《新安商人研究》，实际发端于1943年的《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他以充分可信的论证最先揭出徽商“雄起”实缘于明清财政背景下官督商办盐业的史实。看来在中国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至迟不晚于1947年即注意到这一重要学术消息，在其论著中加以引申，且有1983年翻译上书之举，国内学术界才逐渐纷起呼应。在日本，寺田隆信在藤井宏的影响下，于1972年完成了《山西商人研究》（1986年始有中译本推出），更详尽地剖析了山陕商人与明代北部军事消费地带的特殊关联，其成果也不离藤井宏所揭示的主旨。

百年以来，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屡次失败，许多学者在辨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特性方面筚路蓝缕，开出了许多新的认识领域，多有超越前贤之处。这里，我想首先提出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再版于1980年）。它是继“社会史大论战”之后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一部学术论著。

陶希圣当年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决非一无是处。颇值得一提的是，陶氏在书中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士大夫独特的身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具有特殊的敏感。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断言“官僚是集权国家的一个傍生的制度（系统）”，“破坏旧国家，必须破坏旧国家的官僚制度”……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显著的特色，便是具有突出的世界眼光，头两篇即从世界已经存在过的各种政治体制的异同分析起，引出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性。全书聚焦的核心，已经从一般的“专制主义”批判，转移到探究“专制主义”在中国存活的深层根基——“官僚政治”和“权力经济”，以及建基于“权力经济与官僚政治”之上的集权体制何以会具有“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中国，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央集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控制的脆弱涣散两重性的分析，关于中国伦理规范性质的法典与西方形式化法典的不同，关于中国“家产世袭官僚制”与近代西方“法理型官僚制”不同的分析，都属于“旁观者清”，为国人增加了多种观察的视角。

旅美学者杨联陞先生曾以《明代地方行政》为题（收入《国史探微》），在“封建论与集权论”的标题下，有一段道人所未道的议论，很是精辟：“事实上，我们无须把两种制度看成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府组织形式。从整个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两种传统的政治形势当作是具有宽广的光系的两极的话，似乎更有意义。”这一提示表达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念：集权与分权乃是一切国家权力统治必难避开的两极，相反而相成，犹如广阔光系的两极。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仅执其一端，必偏执僵硬而丧失生机活力。以此言之，“郡县”与“封建”所包含的政治学意义，细究其潜在的权利资源，远远超越我们看到的具体历史，它具有更复杂、更值得研讨的许多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反对上层与下层完全断裂的那种政体，几乎像是针对中国历史而说的。

在现代学者中，许倬云先生也曾运用社会分层理论，从上中下三层关系纵论中国历朝政治统治的得失（《历史分光镜》），别具只眼，异峰突起。限于篇幅，恕不能详引，仅举其标题或可略窥大意：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这是切入到政治体制框架的内部观察，将中国历史细化的理路，得出的理念与亚氏相似，特别重视中层的组偶用，认为凡事具有坚凝的“中层”，并能起上下转和作用的，一般治理国家都比较成功……

现代学者中有人是看到了“大”对中国传统整体带来的困难。他就是撰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张荫麟先生。他在《史纲》第七章《秦始皇与秦帝国》意味深长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统治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决。”事实上，这一“空前大问题”不仅始皇帝没有解决好，历代帝王都无不为之处心积虑，一代又一代不停地补苴罅漏，直至清亡，仍然悬而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