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蒙老叫我读《文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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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老叫我读《文鉴》
——为纪念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
张邦炜
众所周知，与现在不同，从前青年学生崇拜的对象通常不是球星、歌星，而是专家、教授。蒙文通老先生就是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便敬仰的硕学鸿儒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在西康省雅安中学读初中时，我即耳闻蒙老其名。先父告诉我，四川省盐亭县出了一位兼通经学、史学、理学、佛学的国学大师，他的名字叫蒙文通（1894-1968）。蒙老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先父正在北京求学，但他并不学历史，竟知道蒙老的大名和学识，固然事出有因，【1】然而也可见蒙老当年在大学生中名声之大、影响之深。50年代中，转学到四川省成都十二中读高中后，我即目睹蒙老其人。同学中四川大学子弟甚多，他们知道我偏好历史。一次路经九眼桥，与一位留长须、穿长衫的慈祥老者不期而遇。有位同学告诉我，他就是川大教授、历史学家蒙文通。仔细端详之后，景仰之情油然而生。50年前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无疑是由于我不久即到兰州大学读历史系（曾一度并入甘肃师大）。然而我毕竟不是蒙老的学生，无缘在课堂上聆听蒙老的教诲，对蒙老知之甚少，仅登门拜访一次，只记得聊聊数语而已。
确实，小事情也离不开大环境。我去拜访蒙老是在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的1962年夏天，从兰州回成都家中过暑假。带领我去拜访蒙老的是当时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的乡贤黄少荃（1918-1971）前辈。民国时期在家乡川南小县江安，黄、张两个乡绅家庭素来过从甚密，但50年代则几乎无往还，以至我虽然听说，并且知道少荃先生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称南京大学），是钱穆先生在成都齐鲁大学执教时的研究生，学问很好，被誉为“才女”，但从未见过这位前辈。政治运动年代，人人都是惊弓之鸟。先父为人忠厚老实，建国后一向被称许为“组织纪律性强”，行事极谨慎。今天回忆起来，他乐于带我去见少荃先生，并赞成我去拜访蒙老，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较宽松，全国各个高校都在学习、贯彻后来被批判为“右倾投降”的《高教六十条》有关。如果迟至秋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后，很可能就没有这回事了。先父告诉少荃先生，我在甘肃师大（现称西北师大）读研究生，学宋史，请她一定多多指教。少荃先生先满口应承，又谦逊地表示她对先秦和明清比较熟悉，对两宋知之不多，但可以带我去拜访你们两父子都应当知道的蒙文通先生，他正在指导宋史研究生。先父喜出望外，并说蒙先生，他久仰，不久前又亲耳听省委杜心源书记讲，要把老专家的绝学继承下来，准备请蒙先生指导经学研究生。
要去拜访学问博大精深的蒙老，机会难得，我既高兴，又畏惧。当时，我不仅对经学、理学、佛学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历史知识也少得可怜，宋史尚未入门。在去水井街蒙老住所的路上，少荃先生要我到时多提问。我说提不出问题，心里害怕，怕说错话，请少荃先生多讲。少荃先生答应代我提个问题。到达蒙老住所，蒙老还在午休，因事先约好，蒙老即刻起床，同我们交谈。蒙老问我在哪里读书，导师是谁，我一一如实简要回答。少荃先生开门见山，代我提问：他年纪轻，基础差，学宋史，读什么书好？蒙老说，先读李仁甫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且要精读。我说正在读，但读起来很模糊。蒙老说，那就读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浅显易懂。少荃先生先向我介绍，这是一部很好的启蒙读物，可以使人终身受益。又转过头来对蒙老说，他毕竟是学宋史的。蒙老说，那就读吕东莱的《宋文鉴》好了。我表示，还不知道这部书，一定找来认真读。遗憾的是，我当时太拘谨，没有抓住机会，进一步询问《宋文鉴》有什么价值和特点，应当如何阅读，听蒙老多发表高见。蒙老接着同少荃先生谈论了些学术问题，我不大听得懂，因此记不住。少荃先生在告辞时，代我向蒙老表示，以后学好了，再登门请教。两年后，我将毕业论文《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从邮呈送少荃先生。少荃先生回信说，不仅她，而且蒙先生都看了论文以及我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上的习作《关于北宋客户的身份问题》，蒙先生还叫以教研室的名义，写个评语，寄给学校。我不久便远走西藏，“文革”随即开始，蒙老以至少荃先生相继不幸去世，“再登门请教”只能成为梦想。回忆及此，不免令人辛酸。
拜访蒙老的第二天，我去春熙路古旧书店买到蒙老的两本名著，一本是民国年间印行的旧书《古史甄微》，另一本是出版不久的新书《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还买到一部万有文库本《宋文鉴》。这些书伴随我到兰州，去拉萨，回成都，翻越无数名山大川，度过许多难忘岁月，至今仍放在书架上。每当我阅读《宋文鉴》时，总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是蒙老叫我读的书。
当时没问，过后常想，蒙老为什么不让我读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而叫我读吕祖谦的《宋文鉴》？或许是《奏议》当时难找，或许是《文鉴》成书早于《奏议》，或许是《文鉴》作为北宋诗文总集，比性质单纯的《奏议》更能全面反映北宋时期的世态乃至于人心。新近出版的一本《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在介绍宋代史料时，居然只字不提《宋文鉴》，虽然自有其缘故，但恐怕终究是个失误。如果是因为当时就有人否定它，说什么“《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又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所非宜”，【2】那么这些显然正是其优点之所在。南宋著名学者张栻称《文鉴》“无补治道，何益后学”，【3】是在未见其成书之时。读过《文鉴》之后，宋孝宗称赞：“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朱熹肯定：“此书编次，篇篇有意。”【4】朱熹还说：“其所载奏议，亦系一时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尽在其间。”【5】至于“收入了不少平庸之作”云云，则是从纯文学的角度片面评议而已。总之，无论如何《宋文鉴》理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我遵照蒙老指引，反复阅读《宋文鉴》，的确获益良多。如读李泰伯《哀老妇》诗：“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卷17），引发了我探讨宋代妇女再嫁问题的兴趣。而苏东坡的《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闻道一村唯两姓，不将门户嫁崔卢”【6】（卷28），则成为我论述北宋“婚姻不问阀阅”的例证。读江公望《论蔡王府狱》（卷62），以致最终写成《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一文。而司马光《葬论》（卷96）、程颐《葬说》（卷108）、宋祁《治戒》（卷108）等文，则是我描述宋代丧葬习俗的重要依据。诸如此类，不胜其举。更主要的是使我刚步入研习宋史之途，便真切地体会到宋人文集确实是研究宋史的资料宝库，理当在这一领域狠下功夫。我想，宋孝宗作为帝王，评论《宋文鉴》，其标准当然是是否“有益治道”，而蒙老作为思想家治史，叫后学读《宋文鉴》，或许旨在让其从中领悟北宋一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韵。而我只不过把它作为史料，从中寻章摘句而已。这只怕正是凡夫俗子与硕学鸿儒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
说实话，我虽然将蒙老的《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名著放在书架上，但读得并不认真。在蒙老的著作中，我认真拜读并深受教益的当推那篇洋洋十万言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7】其中某些重要结论，我每年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介绍一遍，因而已背诵如流。如“魏晋之于两汉、明清之于唐宋，都是述多于作，不如唐前唐后这一变化深切明著”（第31页）；“金元两代，和宋相比，农业生产，毫无进步”（第51页）；王安石新法“宜于南而不宜于北”，司马光旧法“宜于北而不宜于南”（第90页）；租庸调进一步是二税法，二税法退一步是租庸调，再进一步是一条鞭，金、元将二税法拉回到租庸调（第91页）；等等。《演变》堪称历史论文的典范，它给我最大教益在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应当力求做到纵通和横通结合，宏观与微观互补。蒙老对秦汉至明清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作了深入的纵向考察，将其分为四个段落，又对每个段落从社会生产力（立足于农产量），到生产关系（着眼于赋役制度），到上层建筑（以学术思想为代表）作了全面的横向解剖。《演变》具有高瞻远瞩的全局观和一切俱变的历史感，站得高，很宏观，同时又具体入微，严谨的史事考订、缜密的定量分析随处可见，使精妙的宏观剖析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既不流于空疏，又不失之琐碎。最近再读《演变》，我才较为确切地领悟到如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个别结论是可以讨论的，大师是不可超越的。
最后，还有一件与蒙老有关的事，趁此予以说明。蒙老当初问我，导师姓甚名谁。我回答道，吾师姓金名宝祥（1914－2004），浙江萧山人氏，是蒙老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抗战后期曾在川大历史系任教。蒙老说，记不得，浙江史学传统深厚，相信他学问不错。老师不记得学生是常有的事，但学生永远记得老师。先师有件事，一直萦绕于心，晚年多次对我谈及。事情是这样的：先师在北大读书时，同时选修蒙老的《魏晋南北朝史》和冯家昇先生的《沿革地理》。冯老放暑假前布置作业，先师急于回浙江度假，就将听蒙老讲课的笔记整理增补后，交给冯老。冯老评阅后，认为写得很好，大力加以推荐。此文标题为《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载《禹贡》杂志第5卷第12期，1936年8月出版，作者署名金宝祥。先师生前讲，一定要说清楚，此文的作者不应当是他，理当是蒙老。此事，先师告诉过他的不少弟子，因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魏明孔师弟在介绍导师早年的著述时，仅列举《南宋马政考》等文，绝不提及《南方蛮夷的迁徙》。【8】至于蒙老“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9】与先师一贯强调“读历史应当读出哲学的意境”，是否有某种师承关系，则不得而知。
2004年10月20日午夜，
草成于成都外东狮子山。
（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注 释
1先父张安国（1913－2001）,号定民，化名祯祥。他说，蒙老其人其事，最初是听同乡兼同龄人傅成镛先生介绍。傅先生系蒙老在北大历史系执教时的学生，曾跟随蒙老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2吕乔年：《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见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首，《四部丛刊》本。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总集类·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王应麟：《玉海》卷54《艺文·总集文章·淳熙皇朝文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浙江书局本。
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8《经籍考七十五·集·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6“嫁”原作“买”，据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13《人伦部·婚姻》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载《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27－106页。
8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载田澍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7－5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蒙季甫：《文通先兄论经学》，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74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