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谁之罪”：他讲的故事影响了司马辽太郎

维特《回忆录》及其影响 

无论是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还是《小村外交史》，都强调了俄罗斯侵略主义背景中维特的和平主义，这种见解的基础是维特著名的《回忆录》。维特1915年死于圣彼得堡的家中。虽然皇帝下令将他的文书封存、没收，但他生前所撰写的《回忆录》已经被送往了国外。这部《回忆录》在俄国革命后的1922至1923年于柏林刊行，〔29〕随即被翻译成世界多国语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讲述俄罗斯帝政史真相的最权威著作。

然而，维特的回忆录却是在俄罗斯展开“开战的责任在谁”这场论争时，他怀着一种执拗的信念，拼命主张自己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写成的。

日俄战争对于俄罗斯人来讲是始料未及之事，由于战争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因此在战争过程中俄罗斯就已经开始追究谁是开战的责任人了。“谁之罪”是俄罗斯人常问的问题。

自1905年年初起，首都的报纸、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报纸开始追究别佐勃拉佐夫的责任。〔30〕对此，别佐勃拉佐夫的盟友、远东问题特别委员会事业局局长阿巴扎于1905年将《远东特别委员会办公厅保管对日交涉资料》以“手稿的权利”，即作为内部资料印刷发布。其中公开了39种秘密材料，证明他们自己如何努力避免与日本的战争。〔31〕

对此，拉姆斯道夫主政的外交部发表了反驳意见书，与之针锋相对。意见书指出，开战前夕，俄罗斯正在协商最后的答复方案之际，阿巴扎擅自与日本公使接触，告知以鸭绿江分水岭为边界的构想，妨碍了外相为删除中立地带条款所做的努力。〔32〕对此，阿巴扎于1905年12月写下长篇意见书《俄罗斯人在朝鲜的企图》呈交皇帝，为自己做了全面辩护。阿巴扎在意见书中不仅批判了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还批判了陆相库罗帕特金、财相维特。〔33〕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研究过尼古拉二世文书中的这份阿巴扎意见书。

另外，1906年，拉姆斯道夫的外交部编印了《1895年至1904年关于朝鲜问题的对日交涉概观》，并附有25种附录材料。这部书的公开发行大概受到了限制，它不及阿巴扎编写的《对日交涉资料》传播得广泛。这是外交部自我辩护的“第二弹”。〔34〕

论争第二回合的主角是库罗帕特金，在日俄开战的同时，他由陆相变为远东军总司令官，在奉天会战后被解职，降为第一军司令官。由于所有人都认为，地面战的失败是他的责任，因此对库罗帕特金来讲，为战争指挥做自我辩护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因此，他还在“满洲”时就开始进行战史研究，并在参谋本部军官的帮助下，写成了库罗帕特金上奏报告四卷。1906年年初，他从“满洲”撤回后就将这份上奏报告呈交给皇帝。报告的第一卷至第三卷探究了辽阳、沙河、奉天各阶段的作战行动，第四卷是《战争总结》。〔35〕在第四卷中，库罗帕特金的自我辩护从日俄战争的前史开始写起。他写道，日本胜利“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能够正确评价日本物质的力量，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无法否认，我们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与日本的战斗”〔36〕。而他自己则自日清战争后，“一直对日本军怀有敬意，并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它的成长。”每次访问日本，“都公正地评价日本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欧洲的水平”，从而思考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战争。然而即使如此，他辩解道，他本人也“完全没有意料到”〔37〕日本人能够发挥出如此程度的“行动能量，高度的爱国心和勇气”。接着他写道：虽然他一直担心俄罗斯在远东兵力上的劣势，但财政部不同意增加军费，把矛头指向了维特的财政部。〔38〕

在此基础上，他称自己是“坚决反对在亚洲进行积极活动的人”，并列举了以下六条理由：一，由于重视西部战线，因而为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倾尽了全力。他一直确信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是可能的。二，维特推动的东清铁路建设是一个错误，他没有参与其中。三，穆拉维约夫外相推动的占领旅顺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这也是在他就任陆相之前就已经决定好的。四，他一直反对别佐勃拉佐夫一派推进的鸭绿江利权企业。在他去远东访问时，维特在内阁会议上表达了与别佐勃拉佐夫一致的意见，增加了与日本决裂的危险。五，他本人主张尽早从南部、北部“满洲”撤退，认为在义和团事件后，为了保卫铁道，有必要在哈尔滨布置兵力。六，为了防止与日本的战争，他提出了将旅顺和“关东州”还给清国，出售东清铁道“南满”支线这一决定性的方案。〔39〕

库罗帕特金写道：“尽管如此，我仍然疑虑，为了防止与日本的战争，自己是否做了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无论是我，还是陛下身边的其他大臣，都完全明白陛下坚定地希望避免与日本战争的意愿。然而我们、陛下的近臣们却没能执行陛下的意志。”〔40〕这些不过是自我正当化的说辞而已。库罗帕特金对他在开战后的作战指挥也做了自我辩护，文中充满了对部下将军们的批判。

对于这份上奏报告，当时的陆相列季格尔严厉地批评道：“这是库罗帕特金对自己的颂诗，却让整个军队、将军、军官和士兵背上了污名。”理所当然地，库罗帕特金的这份报告被禁止出版，当时可能只印刷了数十份或者数百份。〔41〕然而，这份报告却流传到国外出版了，并且逆流回国，最终得以在俄罗斯国内出版，正如库罗帕特金所期待的那样。

对库罗帕特金的这份报告反应最强烈的是维特。维特已经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了由打字机写作、原稿长达769页的《日俄战争的起源》。之前，他曾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文书资料声讨了别佐勃拉佐夫派的开战责任。〔42〕这次遭到库罗帕特金的公然攻击，维特便以这份原稿为基础，首先反驳了库罗帕特金。

维特于1909年自费出版了《维特伯爵被迫对〈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对日战争报告〉做出的辩解》。在该书中，维特将俄罗斯与列国诸强的军费进行了比较，指出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并不少，为了这项预算支出他费尽心力，因此不能说他轻视军费。〔43〕特别是关于避免战争的努力，维特指责库罗帕特金在报告中的主张与他以前上奏皇帝时的意见并不一致。他引用了库罗帕特金1900年3月27日（俄罗斯历14日）和1903年8月6日（7月24日）的上奏，其中库罗帕特金主张俄罗斯能够击退日本的进攻、取得战争的胜利。〔44〕【译者注：除特别指出外，下文括号中的纪年均为与公历对应的俄罗斯历。】

维特进而写道，库罗帕特金所列举的、导致远东局势紧张的要因的第一条——建设东清铁路，他后来不是也支持了吗。〔45〕要因的第二条关于租借旅顺，租借交涉是库罗帕特金就任陆相后进行的，他对此没有反对，后来还发表言论称占领是有益的。〔46〕要因的第三条，“满洲”撤兵问题，提出撤兵条件的不正是库罗帕特金吗。〔47〕要因的第四条，关于鸭绿江利权公司，维特反驳说，认定财相赞同别佐勃拉佐夫的公司方案是基于5月20日（7日）特别协商会议事录的错误记录得出的。〔48〕维特进而转为攻势，反问道，陆相在1903年6月的旅顺会议上要求清算别佐勃拉佐夫的公司，主张变为事实上纯经济性质的公司，但遭到别佐勃拉佐夫的反驳，最终不是不了了之吗。〔49〕

到了1914年，维特在《历史杂志》上借用记者格林斯基之名，将过去写的《日俄战争的起源》长篇原稿以《日俄战争的序曲（文书资料）》为题发表。维特去世后，1916年，格林斯基将其编辑为单行本《日俄战争的序曲——来自维特伯爵的文书资料》出版。〔50〕

维特一系列反驳和自我辩解的第三弹是全三卷的《回忆录》。他在书中不仅批判了库罗帕特金，还将追究战争责任的矛头指向了皇帝尼古拉二世、普列韦内相、别佐勃拉佐夫派，他认为只有他自己借助外相拉姆斯道夫的帮助，为和平而努力着，然而却无能为力，无法阻止日俄战争。由于维特作为俄罗斯改革派的政治家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回忆录出版不久就被翻译为各国语言，被人们视为传达了俄罗斯帝国政治内幕真相的书。其中特别有名的是，维特记载了从库罗帕特金处听到的普列韦的一句话：“为了压制革命，我们需要一场不费力气就能获胜的战争。”〔51〕普列韦并没有讲过这句话，然而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谎言，至今世界各地出版的俄罗斯历史书基本都引用了这句话。

由此，在有关战争责任的论争中，维特一人获得了胜利，他所讲的故事也被司马辽太郎接受了。

大量的战争体验手记

实际上，除了政治家的论争外，俄罗斯的军人们也拼命进行了总结。对于他们来讲，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斯特塞尔等防卫旅顺的指挥官们、罗热斯特文斯基等日本海海战的指挥官们都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斯特塞尔被判处死刑，后被皇帝赦免；罗热斯特文斯基则被判无罪。〔52〕但是，他们的名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伤。众多在“满洲”战斗过的军官、联队长、参谋以及日本海海战生还的海军士官们纷纷写下了回忆录和体验手记。大家同样都在批判性地思考战败的原因并追究战争责任。

其中反响最大的大概要数埃渥盖尼·马丁诺夫的《令人悲痛的日俄战争经验》（1906年）。埃渥盖尼·马丁诺夫是参谋本部大学教官，在战争中，他作为步兵联队长出征，其后担任过第三西伯利亚军团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他被晋升为少将，以此军衔写下了这本书。

埃渥盖尼·马丁诺夫在书中盛赞日本人和日本军队的同时，彻底批判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军，其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库罗帕特金。俄罗斯军集结兵力需要时间，库罗帕特金作为司令官，对日军采取拖延时间的战略无可非议，他起初回避决战的做法可以理解。然而，在回避决战的过程中，俄军开始在意识上萌生出无法与日军作战的想法。1904年9月，在发出“进攻的时刻到了”这个著名的命令后的沙河会战中，俄军又一次退却，从而使军队丧失了对库罗帕特金的信赖。奉天会战“使得官兵们对他作为司令官的才能的最后幻想也烟消云散了”〔53〕。

马丁诺夫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回航也很肯定地写道：“这是一个丝毫没有成功机会的计划，谁都一目了然。”〔54〕他认为对马海战（日本海海战）败战迫使政府寻求和谈，然而当时陆军的战势已变得十分有利，没必要急着和谈。马丁诺夫甚至极端地写道，俄罗斯应该暂时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接下来，他对陆军也进行了批判。那些成为败战战犯的将军们，他们的任命完全是靠关系决定的。大多数军官没有使命感。留在军中的，除少数例外，都是些“升迁迟缓、无精打采的家伙”〔55〕。士兵的素质也逊于日本。“日本士兵都识字，能阅读报纸。”〔56〕在日本，军事训练从进入军队之前就开始了。

马丁诺夫反复追问道：“日本到底强在哪里？俄罗斯又弱在哪里呢？”他进行了这样的对比：“日本国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日本人的梦想是加入被供奉在“招魂社”中的英雄行列。〔57〕而在俄罗斯，爱国心只是一句空话，人们认为战争是“犯罪或时代错误”，军事是“可耻的工作”。〔58〕

这种抨击俄军的书自然很受日本军人的喜爱。该书很快于1907年就由偕行社以《令人悲痛的日俄战争经验》之名翻译出版，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构成另一个极端的是亚历山大·斯韦钦。他是第22东西伯利亚狙击兵联队军官，在九连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后来在第三军参谋部工作。与上层对立的他在返回首都后，从1906年起以每年一本书的频率撰写着回忆录和战争记。他在1910年写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根据战史委员会的资料》一书，被评价为个人著作中最优秀的日俄战争史。斯韦钦在该书结尾写道：

本书并不是要尝试叙述之前战争经验中所有最为重要的东西。笔者只想以全面的概说，为自主的、成熟的工作提供所必需的整体性定位。重要的是，笔者想警告的是过去那种对待战争的轻率态度，仅仅试图将失败归咎于个别指挥官的无能、敌人神一般的战斗素质、俄罗斯人低识字率、国内的骚乱状况等。我们既不需要战犯，也不需要偶像，因为无论是哪一类，都只会妨碍我们探讨错误并合理地纠正错误。〔59〕

作为战史学家，斯韦钦的这项工作让人感受到了成熟的目光。无论是马丁诺夫还是斯韦钦，都在俄国革命后返回国内协助红军。

俄军的正式战史和希曼斯基调查书

在这种空前的、带有批判性的现场报告大量喷涌而出的背景中，军方当局推出了正式的战史。1906年9月，陆军在参谋本部设立了战史委员会。瓦西里·洛梅克-戈尔科大将担任委员长，八名少将、上校担任委员。委员会于1910年刊行了由9卷16册构成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60〕该书也是认真扎实且富有批判性的日俄战争研究。

这部正式战史的第一卷题为《日俄战争之前的东方诸事件和这场战争的准备》。开头的第一章由希曼斯基少将负责编写。他的研究特别重要。

希曼斯基生于1866年，由普斯科夫的士官武备学校进入士官学校，1891年从尼古拉陆军大学校毕业，在莫斯科军区担任参谋。他发挥出历史学家的才能，潜心于战史研究。1896年成为士官学校教师，同年翻译了德国人冯·缪拉撰写的《日清战争》，并在加上注释和附录后出版了该书。其后，他于1899年出版了斯沃洛夫的传记，于1903年撰写了有关俄土战争时普列文要塞攻夺战的著作。虽然于1902年成为莫斯科第一掷弹兵师团参谋长，但他没有参加日俄战争，自1904年6月起担任莫斯科市内罗斯托夫掷弹兵联队队长。因联队士兵在莫斯科12月的叛乱中拒绝开炮，他被追究责任，于1906年11月在军事法庭受到禁闭八个月的处分，不过后来获得了皇帝的赦免，只关了一个月禁闭。尽管有着这样的经历，但他作为战史学家的非凡才能仍然受到关注，于1907年2月加入了日俄战争史的编写团队。〔61〕

希曼斯基在这一写作中投入了极其令人震惊的精力，他涉猎了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庞大的文书资料，又与相关人员面谈，阅读其个人文书，于1910年完成了三卷本的调查书《日俄战争之前的东方诸事件》。第一卷为19世纪90年代俄日在朝鲜的争斗，第二卷为1900年至1902年俄日在中国的争斗，第三卷为“战争前的最后一年”，只写了1903年。他的这份调查书的印刷总页数达791页。〔62〕这部作品分析认真全面、令人震撼，作为开战过程的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准。

从内容上来看，无论是希曼斯基的调查书，还是参谋本部的正式战史，都表现出批判库罗帕特金，而赞同别佐勃拉佐夫和沃加克等人增兵远东主张的倾向。这是关键的一点。

由于希曼斯基的调查书使用的机密资料过多，在外相伊兹沃利斯基的抗议下未能出版。为了参考，当时只印制了七部，分别送给了皇帝、陆军部秘密文书科、外交部、东京公使馆、北京公使馆、洛梅克-戈尔科大将和作者。〔63〕因此这个调查书的存在完全不为人所知，没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很好地利用。

海军方面，海军军令部于1908年成立了1904—1905年战争海军行动记述历史委员会。自1912年至1917年陆续刊行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全七卷，这套书还参考了日本方面的战史。〔64〕稍早于此，资料汇编集《海军的行动》全九卷已于1907年至1914年刊行。〔65〕内容上当然对海军部和罗热斯特文斯基军令部长非常严苛。太平洋舰队将旅顺作为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欠妥？难道不应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作为根据地吗？并且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回航难道不应中止吗？书中对这些论点都做了详细探讨。

希曼斯基没有像马丁诺夫、斯韦钦那样留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但是，他也和他们一样，希望俄罗斯能够回避没有意义的战争，而一旦战争打响，则能够为了胜利集结一切力量。他们就日俄战争得出的结论是，在尼古拉二世的帝政下，俄罗斯无法赢得20世纪的战争。然而，希曼斯基直到去世也没能在流亡地出版他的三卷本，他的著作最终就那样湮灭在历史的暗幕中。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