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王肃

本文原载《中国中古史集刊》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定价86元。另，“文汇学人”2018-08-10刊发此文，题为《一个“北奔南人”对北魏的“贡献”——再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王肃》。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王肃

仇鹿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成于抗战军兴期间，虽篇幅精炼，但奠定此后中文世界学者理解中古史的基本框架，为治史者所必读。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云“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开宗明义地指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 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接下来分别从礼制（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方面证成其说。根据陈寅恪的看法，承北周而来的隋虽然最终完成一统， 但西魏、 北周在隋唐制度三源中反倒是影响最小的， 更具影响的是北魏、北齐及梁、陈两源，而北魏、北齐一源的渊源有二：河西一隅保存的汉魏旧制，二是北奔南人带来东晋南朝之礼乐制度，其中尤重视王肃的影响。

    陈寅恪抉出王肃北奔对于北魏制度建设的作用，无疑是其孤明先发，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常被后学引及。但陈寅恪提出此说的背景，似不见有人查考，实有值得发覆之处。王肃，传见于《魏书》及《北史》，但王肃对北魏制度建设的影响并不见于《魏书》本传，而系李延寿编纂《北史》时所增益，“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卷42《王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540页），这一段《北史》新增的文字成为陈寅恪立说最重要的凭依。无疑这一关于王肃功业总括性的评述并不见于北魏国史，李延寿增补所依据的史源虽不明确，但大体可以推知出自南朝的史籍。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南齐书·魏虏传》：“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凡九品，品各有二”。（《南齐书》卷 57《魏虏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998页）此说后来在南北交聘，使者互争短长的场合中亦被引为谈资：

    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陈书》卷 26《徐陵传》， 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26页）

李大师、延寿父子撰南北史，大体据南北朝各史删润，增益之处不多，以《王肃传》为例，仅增加此一节，甚至连史臣曰亦全搬《魏书》。（《魏书·王肃传》：“王肃流寓之人，见知一面，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荣任赫然，寄同旧列，美矣。”《北史·王肃传》：“王肃流寓之士，见知一面，荣任赫然，寄同旧列，虽器业自致，抑亦逢时之所致焉。”其实从史臣曰来看，北魏史臣亦未将王肃视为制礼作乐式的人物。）李大师编纂南北史的起因便是“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新唐书》卷102《李延寿传》， 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3985页），或因此有意平衡照应南北双方的记载（如其在《北史·王肃传》开头提及“父奂，齐雍州刺史，《南史》有传”，亦存互相照应之意），故将此说补入《北史·王肃传》。南北方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岛夷》、《魏虏》各传保留的记载，较之于南北朝的国史虽有直书不讳的一面，但亦有得自传闻或夸耀本朝、贬低对方的一面，学者对其可信度往往去取不一。（即便陈寅恪本人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也前后尺度不一，论述王肃的作用时，则笃信《魏虏传》的记载，但在“都城建筑”部分便不取《魏虏传》，认为洛阳模仿建康者仅宫殿本身，而整个都市规划另有平城、河西二因子。）既然关于王肃为魏制礼作乐的记载来自南朝史乘，其可靠性似需做进一步的辨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南齐书·魏虏传》所云王肃为魏制定官品“是年”的时间，《魏虏传》将此事系于孝文帝去世之后，所对应的当是后职令的制定，“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及帝崩，世宗初班行之，以为永制”。（《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93页）孝文帝去世前，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共同辅政，“行途丧纪，委肃参量，忧勤经综，有过旧戚”（《魏书》卷 63《王肃传》，第1410页），这是王肃在北魏政治中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王肃太和十七年（493）十月至邺（《通鉴》卷13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42页。关于王肃具体入魏的时间，未有明确的记载，只知其与孝文帝在邺城相见，《通鉴》系时盖本自《魏书》卷 7下《高祖纪》十月癸卯幸邺城）， 在此之前不久的六月，孝文帝刚刚颁布了前职令，“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魏书》卷7下《高祖纪》，第172页）在短短六年之后，便再颁新令，或许确实与王肃带去的南朝新知有关。在唐人的论述中，亦将王肃置于此脉络中，表彰其贡献，如《通典》云“至孝文太和中，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通典》卷19《历代官制总序》，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469页），只是系于“太和中”，时间上有微误。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援据《北史》、《通鉴》，将王肃置于《礼仪》一章中讨论，更重视其在北魏制礼作乐中的作用，但揆诸史籍，尽管有王肃与刘芳讨论《三礼》的记载（《魏书》卷 55《刘芳传》，第1220页），但未有其明确参与国家礼典制定的记载，《魏书·王肃传》 更直言：“肃自谓《礼》、《易》 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魏书》卷 63《王肃传》，第 1407 页）而陈寅恪为论证王肃精于礼仪，云其学承自王俭，“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熏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事实上王肃与王俭族属甚疏， 陈氏的推论不免迂曲。  

另值得注意的是，王肃北奔，恰逢孝文帝力排众议、决意迁都洛阳，因此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但王肃和孝文帝谈论的，主要是陈说治乱之道，“萧氏危灭之兆，可乘之机”，其在太和后期主要的活动是在淮北前线作战（《魏书》卷 63《王肃传》，第1407—1412页），对于朝政的影响似不宜估计过高。直到孝文帝去世后，受遗诏辅政，一度在孝文帝身后的丧礼安排上颇具发言权，“高祖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邢）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魏书》卷 65《邢峦传》，第1450页），但很快便被排挤外放，景明二年（501），卒于寿春。总体而言，王肃无疑对孝文帝后期典章制度的制作增润有所影响，但考虑到其入魏时间较晚，长期居于前线，仅在宣武帝继位之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位居要津， 将其目为对于北魏制度影响最大的北奔人物， 恐需再加酌定。

作为近代学术史上最受关注的学人之一，陈寅恪留下来的关于个人生平思想及治学经历的直接记录并不算多，门人卞僧慧纂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主要辑录同时代学人在各种公私文献中提及陈寅恪的文字成稿。因此，我们对于陈寅恪平素读书的情况所知无多，更遑论窥测其论说之凭依（新近的研究如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勾勒其留学欧美时的学术环境及风潮，试图从侧面窥见其学术成长期所受的影响。刘经富《陈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笺释》（《文史》 2012年第2辑，第229—255页）刊布陈氏自1930年初至1933年初六十封借书、还书、购书的短札，略见其读书情况。但这些对于从阅读史的角度来探究陈寅恪学说的发生恐尚远远不够）， 因此对为何陈寅恪将王肃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加以抉出，仅能略作推测。

在陈寅恪之前，特别将王肃作用表出者，首推隋唐之际的王通。《中说·述史篇》：“子曰：‘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页）众所周知，陈寅恪对于王通其人及学说颇为推重， 尽管在正式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对于王通学说的影响持审慎的意见， 如在《论韩愈》中云“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332页），但在其个人流露生命情感的诗文中则多次引及，如其晚年自述其志的《赠蒋秉南序》：“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透露晚年心境的诗云“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等。他晚年的托孤人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传》中总括其师治学特色有四端，其中之一便是“续命河汾之向往”，并云“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34 页）可知作为学者的理性立场而言，陈寅恪对于王通事涉神异的生平不无怀疑之处，但作为自我的生命体验，又着意效法先贤，以中国文化的续命人自居，而他对于《中说》一书的熟稔，自不待言。陈寅恪对于王肃的推重，是否在潜意识中有受《中说》影响的一面，不免留有让人悬想的余地。

但在悬想之外，稍可推究的是王通此说的可靠性如何，特别是其将高祖王虬与王肃并举，用意值得推敲。王通是隋唐之际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仿圣人立言，续撰《六经》，传唐初功臣房玄龄、魏徵等皆出自其门下。因此，在传统思想史写作的范式中，王通成为唐初首要被提及的人物。但关于《中说》一书的真伪，历来聚讼不已，学者多以为系门人弟子整理其言论而成，但掺杂有不少夸大王通影响的文字。关于王通的家世，目前主要依据是传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王通九代祖寓因永嘉之乱，南渡江南，寓生罕，罕生秀，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至其孙虬因袁粲之乱北奔，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说校注》，第265页），成为王氏定居河东的始祖。

王通虽自云出自太原王氏，但所攀附的宋初名将王玄谟出身北府将门，时人目之为“老伧”，家世本颇可疑，《宋书》云其先世乃“其自叙云尔”（《宋书》 卷 76《王玄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73—1976页），与真正的士族名门高下悬隔，不是假冒牌，便是没落户。而在王通自述的家族谱系中，北奔定居于河东的始祖穆公王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中说》中被频频提及。并将王肃为孝文帝所赏识归功于王虬的推荐，“迁都雒邑，进用王肃，由穆公之潜策也”。（王福畤：《录关子明事》，《中说校注》， 第 276页）另一方面，在整个《中说》的论述体系中非常重视孝文帝改制的地位。

或问魏孝文，子曰：“可与兴化。”（《中说校注》卷2《天地篇》，第68页）

子曰：“苻秦之有臣， 其王猛之所为乎？ 元魏之有主， 其孝文之所为乎？ 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中说校注》卷 4《周公篇》，第107页）

子曰：“《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中说校注》卷 5《问易篇》，第149页）

特别是在《元经》中将南北两朝谁奉为正朔这一关键问题上，王通选择以太和为断限，在此之前“未忘中国”，奉东晋南朝为正统之后则改尊北朝：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中说校注》卷7《述史篇》，第181页）

所谓“贵其时，大其事”便是指孝文改制，目之为“中国”由南入北的转折点，与之相伴随的便是王通在家族叙事中所塑造的王虬与与孝文帝改制关系密切的形象，“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王福畤：《录关子明事》，《中说校注》，第276页），甚至自诩：“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中说校注》卷10《关朗篇》，第247页）事实上，王虬其人并不见诸载籍，所谓参与孝文改制的各种事迹，恐为王氏家族神话所造作，多系乌有。（关于王通家世比较早期的文献如王绩《游北山赋》、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吕才《东皋子后序》等虽皆提及王氏北迁的始祖“穆公”，但未及具体事迹。）或为了使这一叙事变得可信，王通将王肃牵扯其中，编造了“穆公来、王肃至而元魏达矣”的故事。尽管王通关于先世事迹的叙事多有增饰的成分，但其出身北奔南人的家族，这点当无疑问。或可推知王肃对于孝文帝改制贡献颇巨之说，至少在隋唐之际已在北奔家族的群体中流行，故为《中说》所附会。

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史料证明陈寅恪对于王肃的重视乃承自《中说》，但《中说》中真伪掺杂的叙事无疑构成了王肃为魏制礼作乐说的早期源流。若仿陈寅恪之意，将王肃佐孝文帝改制一说分为南北两源， 则主要出自南方史籍的记载； 此说在北方的传布，若以《中说》考之，则流行于北奔的南人家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