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战争》出版：讲述东西方之间“永恒的敌意”
著者简介
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欧洲大学学院任教，现在担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已出版多部关于欧洲民族及其海外帝国的历史著作，包括《帝国的重负：1539年至今》（The Burdens of Empire: 1539 to the Presemt, 2015）、《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2013）。
译者简介
方宇，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硕士。
内容简介
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本书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本书以其令人惊叹的时间跨度、细腻的历史与思想分析，以及切中时弊的现实关怀，于2008年荣获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
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最久、代价最高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目 录
致谢1
前言2
第一章 永恒的敌意1
第二章 亚历山大的影响33
第三章 公民的世界57
第四章 得胜的教会103
第五章 伊斯兰教到来129
第六章 战争之境183
第七章 世界当下的恐怖205
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237
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263
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309
第十一章 帝国东进357
第十二章 结语：面向未来429
注释451
参考文献479
出版后记492
前言（节选）
每一本书的写作都始于偶然。某日清晨吃过早饭后，我的妻子、古典学者朱莉亚·西萨盯着《纽约时报》上一幅一群伊朗人跪下祈祷的照片，评论道：“真是讽刺！这正是那种古波斯人下跪的习惯，令古希腊人感到十分震惊。”“或许，”她补充道，“你可以考虑写本书，讨论一下希罗多德所说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永恒的敌意’。”于是，我这样做了。这本书的灵感、谋篇布局和大部分章节的标题都要归功于她。
不过所有的偶然都有自己的前因。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正等着上大学，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临时做翻译的收入勉强度日。整个夏天，我和我的姐姐住在一起，她的丈夫当时正在驻塞浦路斯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工作。我当时在翻译一本有点枯燥的保罗·塞尚的传记。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去参观古迹，或是跟在姐姐和姐夫身后参加大使馆的聚会，抑或是在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聚居区闲逛，我对这种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文化非常着迷。
塞浦路斯恰好位于从古典时代开始就将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分开的断裂带上，相传它是维纳斯的诞生地，据说几位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归来的希腊英雄选择在这里定居。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依次来到这里，而逃亡的十字军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接着来的是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最后是英国人。
1878年，这座岛被奥斯曼苏丹割让给英国。1960年，经过艰苦的独立战争，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起组成了议会。但是三年后，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垮台了，议会中的土耳其议员实际上无法继续行使他们的职权，这座岛也分裂成土耳其区和希腊区（至今如此），两个区域之间的分界线把岛分成南北两部分。希腊区非常繁荣，欧洲国家承认它是合法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它）。土耳其区则是一块贫穷、处境艰难、自治的飞地，从那时起到现在，只得到土耳其的承认。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两片区域间弯弯曲曲的分界线恣意地将村庄和城镇一分为二，而在之前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和奥斯曼人）治下，人们相对和谐地（或被迫）生活在一起。现在边界的一侧是希腊人，他们将自己形容为西方最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不过我当时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从这些人的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伯里克利或柏拉图完全不同（尽管经常用他们的名字给自己取名）。边界的另一侧是土耳其人，他们背负着另一种历史重担。和大英帝国相似，他们的帝国过往也还是相对较新的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奥斯曼先祖是其骄傲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段历史非常尴尬，是他们期望成为现代欧洲民族的路上的绊脚石。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更同情和喜欢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好感胜过希腊人。
和1989年之前的柏林一样，首都尼科西亚也被一条叫做“绿线”的狭窄条状地带一分为二，一群看起来无精打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正在那里巡逻。没有人因为穿过这条界线被拦下来，很多土耳其人定期到希腊区买东西，有些人甚至在那边工作。但是希腊人很少会冒险进入土耳其区，他们相信，如果过去就绝不可能活着回来。一次又一次地，我会坐下来和一个名叫凯末尔·鲁斯塔姆的人一起喝香甜的土耳其茶，他有一爿小店，卖书和赃货古董（这是土耳其人的新兴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岛上的希腊罗马历史毫无意义），而且他还是土耳其人的政府和希腊人的政府间非正式的联络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故事，间接了解了生活在边界，特别是这里的边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是定期前往希腊区的众多土耳其人中的一员，当我的侄子受洗时，他也来了，这个微笑着的、看起来有些讽刺的、不太虔诚的穆斯林混在一大群同样不太虔诚的基督徒中间。类似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简单经验，使那些自独立以来就让整座岛屿陷入分裂，甚至自那时起就开始让整个中东陷入纷争的可怕的宗教和民族力量看起来非常遥远、荒诞和愚蠢。
塞浦路斯的经历使我开始了解奥斯曼史和伊斯兰教。它也向我展示了欧洲和亚洲由来已久的对立是多么根深蒂固，让我更想知道这种分歧是如何形塑双方的历史的。
翌年，我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制订了一个粗略的论文写作计划，准备研究17世纪伊朗萨法维朝统治者和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这份写作计划最终没能完成，我的兴趣转移到了西班牙和美洲的西班牙帝国。虽然波斯淡出了我的视野（至少部分如此），但是任何一个研究西班牙历史的某个方面的学者，即使只是那些研究它最西边的疆域，都无法完全无视伊斯兰教的存在，或是忽略它在现代欧洲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同样地，土耳其人也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占据着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有点一时冲动地前往土耳其东部，也就是被随意贴上“库尔德斯坦”标签的地区，它位于凡湖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三国边界之间。和现在一样，当时库尔德人正在对遥远的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主人施压，要求独立。虽然我去的时候该地区对外国人开放，不过就在不久之前，它曾一度处于戒严中，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暗示，很快会再次宣布戒严（后来情况确实如此）。我有个朋友在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他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中间都能找到可以帮得上忙的关系，他一直想去东部访问，想找一个能陪他一起旅行的同伴。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由于在凡城染上了副伤寒，我没能走多远。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到了亚拉拉特山脚下，在塔凡城外和警察署长一起朝满不在乎的鹰徒劳地开了几枪，在穆什附近的一条浅河里炸鱼，当穆斯托伐·巴尔札尼的库尔德武装穿过伊拉克边境向这边缓慢移动时，我和他掉队的手下交谈了一番。我还和一伙季节性迁徙放牧的牧羊人一起，睡在寒冷的安纳托利亚的夜空下，我在那里亲身体验到了古老的好客传统，还了解了一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怕之处，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而一些对此一无所知却又多愁善感的西方人常常在哀叹它们的消失。
那些画面，以及像我这样一个既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可以待在那里，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关系的人，却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招待，这些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是令我印象深刻，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来的，是我在旅程行将结束时看到的场景。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站在现代城镇凡城城外的一座山丘上，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正望着山下一座城市的废墟。它几乎完全是用经过日晒的泥巴制成的砖砌成的，在这个地方被遗弃后，严冬的雨水缓慢侵蚀着它，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到三英尺高的外墙遗址。这一幕令人难忘。目之所及，只有一排排过去的房屋、店铺、广场、市集的痕迹，而一种更高、保存更好的石头遗址则遍布在各处。乍看上去，它和1945年2月毁于轰炸的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没什么区别。
但是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并不是炸弹，而是忽视和天气。开车把我带到那里的土耳其人解释说，这个地方非常古老，已经被废弃了几个世纪。我问他曾经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古代民族，”他答道，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是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人了，“非常古老的民族。”他们有名字吗？没有，他答道，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又补充道，这些都是他在学校里听到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个谜，而且和所有其他遗迹一样，只有外国人对它们感兴趣。他看起来确定无疑，而且非常真诚。
但是我知道，我们正望着的那个幽灵般的地方，曾经是亚美尼亚首都凡城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在很久以前”被废弃的，它的住民实际上死于1915年6月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除了土耳其政府之外，所有人都将这起事件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从1894年到1896年，奥斯曼军队曾经有计划地摧毁和掠夺了亚美尼亚人的村庄，很多人认为他们杀害了20万人，《纽约时报》将其称为“另一起亚美尼亚大屠杀”（它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名称的）。亚美尼亚人之所以惨遭杀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基督教的第五纵队，为了争取自身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串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向帝国最棘手的仇敌俄罗斯人寻求帮助，1915年5月，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这件事的后果是，关于胜利的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军队屠杀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传言四起（这点必须提及），伊斯坦布尔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报复，将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驱逐到东南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驱逐的过程中，数千人死于非命、受到有组织的酷刑折磨，他们的住宅和财物被毁坏或抢走，他们的教堂受到亵渎，他们古老的首都被清空，最后关于他们存在过的所有记忆都被抹去了（关于这一点，我的土耳其导游显然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人，即使他自己并不知情）。那天的见闻使我认识到了族群冲突的残暴和现在仍然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在西方世界过着舒适安全生活的人是从未想象过的，至少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是这样的。
当我最终坐下来写这本书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场景：匍匐在地的波斯人和城市的断壁残垣。这两个瞬间处于一个既没有明确的开始，至少在现在看来也不会有可预见的结局的历史之中。
安东尼·帕戈登
洛杉矶-巴黎-威尼斯，2006年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