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全球激进民族主义间隙的无政府主义重力

《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导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仰望热带旱季没有月亮的夜空，可以看到闪耀的群星。星星固定不动，连接它们的只有人的想象，还有可见的黑暗。这场景极具静谧之美，所以需要动番脑筋才能想到，群星其实永远在狂乱地运动着；它们无可逃避地处在各种重力场当中，在中间积极运动，也处处受无形力量的驱使。比较研究的方法便带有这种占星术般的优雅，比如我就曾借此将“日本”与“匈牙利”、“委内瑞拉”与“美国”、“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的民族主义并列而论。每一个对象都在发出各自稳定而独有的光彩。

当夜空降临革命中的海地，此时的夏尔·勒克莱克将军正统率着黄热病流行的波兰军队。他们是拿破仑派来重建奴隶制度的。就在不远处，他们听到敌军正在歌唱《马赛曲》和《一切都会好！》（Ça ira！）。这简直是种羞辱，拒绝执行屠杀黑人俘虏的命令是他们做出的回应。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塑造美国反殖民起义有决定性意义。西班牙裔美洲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普世主义浪潮密不可分。浪漫主义、民主、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后来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无不被认为拥有向全球伸展、连接起各个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是其中化合价最高的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与其他各个元素相结合。

本书是一次政治天文学的试验，也许梅尔维尔（Melville）会用这个词。它试图描绘世界各地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无政府主义重力。伴随着第一国际的解散以及1883年马克思的逝世，无政府主义这个元素以它一向以来的多样形式，主导了拥有国际主义自我意识的激进左派。无政府主义在年轻一代产生了一位富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克鲁泡特金（年龄比马克思小22岁），还有一位有趣而极具魅力的活跃分子兼领袖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年龄比恩格斯小33岁），令马克思主义主流无可企及。但还不止于此。纵然无政府主义常常借用马克思高耸的思想大厦，但在一个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主要局限于欧洲北部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没有轻视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它向“布尔乔亚”作家和艺术家开放，这在当时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是没有的。就像它敌视帝国主义那样，它对“卑鄙的”“非历史的”民族主义（包括殖民世界的那些）也没有理论偏见。无政府主义者还更加迅速地利用了那个时代规模空前的跨洋迁移。马拉泰斯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过四年对于从未出过西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五一劳动节是为了纪念1887年在美国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移民。

本书关注的时期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此还有其他几个理由。新世界的最后一次民族主义起义（古巴，1895年）和亚洲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起义（菲律宾群岛，1896年）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古巴和菲律宾同是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国最后仅存的重要殖民地。两地的原住民即古巴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和菲律宾人不仅互通有无，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民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各自的行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全球性的协作。最终，起义相继在几年内遭到行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的同等残酷的镇压。不过，奥连特（Oriente）和甲米地（Cavite）破碎的山村之间没有直接的协作，而是通过“代表”从中穿针引线；尤其重要的是巴黎的代表，其次是香港、伦敦和纽约的代表。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热切地关注古巴和菲律宾的消息——还有菲律宾人也曾学习过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布尔民族主义斗争——从中学习如何“干”革命、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菲律宾人和古巴人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他们最可靠的盟友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么做各有各的理由，常常并非出于民族主义。

这些协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19世纪最后20年见证了——我们不妨称之为——“早期全球化”的开端。电报发明以后迅速得到许多改进，跨洋海底电缆也铺设完毕。全球的城市人民很快就对电报习以为常。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向自己拍发了一封环球电报，在九分钟之后收到。1876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大大加速了信件、杂志、报纸、照片和书籍在全球的可靠投递。安全、迅捷而廉价的蒸汽船使国家与国家、帝国与帝国、大洲与大洲之间有了大规模移民的可能，史无前例。日益细密的铁路网络在国家和殖民地边界内运送数以百万计的人和商品，偏远的内陆得以相互连接，并通达港口和首都。

在1815—1894年这80年间，世界大体处于保守的和平之中。美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专制或者立宪的君主制。三场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和美国的内战，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60年代巴拉圭与其强邻之间的可怕斗争。俾斯麦压倒性地击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迅如闪电，没给自己带来多少人员损失。欧洲在工业、金融、科技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优势，使得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无人能挡，只有印度的叛乱是特例。资本也迅速地、颇为自由地穿越现存的国家和帝国边界。

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降，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初步的震颤，它预兆着日后我们有着各自记忆的那场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投掷炸弹的激进分子暗杀，这些人称自己为“人民意志党”（The Peoples Will）；在接下来的25年间，又有一位法国总统、一位意大利国王、一位奥地利皇后和一位王储、一位葡萄牙国王和他的继承人、一位西班牙总理、两位美国总统、一位希腊国王、一位塞尔维亚国王，以及俄国、爱尔兰和日本的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政治家被杀。当然，暗杀失败的次数要比这多得多。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了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暗杀活动，但民族主义者不久也紧随其后。多数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各国颁布大批严酷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实行就地处决，（公共和秘密的）警察还有军队采用刑讯的做法也日趋平常。但那些暗杀者——有些可谓是早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认为自己此举是在通过新闻机构、报纸、宗教进步主义者、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组织等，向全世界的观众表演。

迟至1880年，帝国主义竞争仍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而后进国家如德国（在非洲、东北亚和大洋洲）、美国（在太平洋对岸和加勒比海内部）、意大利（在非洲）和日本（在东亚），正日益使帝国主义的竞争加剧。抵抗运动同样正展现出更现代、更有力的面貌。19世纪90年代，西班牙不得不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军力，穿越大西洋，以图粉碎古巴的马蒂（Martí）起义。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顶住了一场民族主义起义，但未能将其击败。在南非，布尔起义震动了大英帝国老迈的身躯。

本书的主角们正是游走于这样一个舞台之上。也许这样说会更生动一些：读者将会在阿根廷、新泽西、法国和巴斯克人故乡碰到意大利人，在海地、美国、法国和菲律宾碰到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国、巴西和菲律宾碰到西班牙人，在巴黎碰到俄国人，在比利时、奥地利、日本、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碰到菲律宾人，在墨西哥、旧金山和马尼拉碰到日本人；在伦敦和大洋洲碰到德国人，在菲律宾和日本碰到中国人；在阿根廷、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碰到法国人，等等。

从原理上讲，选取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研究这个广阔的地下茎网络——研究俄国最后肯定会研究到古巴，研究比利时会想到埃塞俄比亚，研究波多黎各也不能忽视中国。但本书这项特别的研究之所以从菲律宾开始，有两个简单的理由。首先，我和菲律宾关系很深，20年来断断续续对它有所研究。其次，在19世纪90年代，菲律宾虽然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但它一度短暂地扮演过世界性的角色。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就是我能够接触到菲律宾的材料。研究所关注的三位人物，都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彼此年龄相差不过三四岁，生活在复印、传真和网络尚未降临的宗教时代。他们著述颇丰——书信、小册子、文章、学术研究和小说。他们用的是落笔后无法修改的钢笔和墨水，写在被认为保存寿命近乎永久的纸上。（美国档案馆至今仍拒绝接受任何复印材料，因为20年后它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也不接受电子格式的材料，因为技术创新的生猛步伐，电子材料甚至很快就会无法读取或者读取成本非常之高。）

尽管如此，一项走过里约热内卢、横滨、根特、巴塞罗那、伦敦、哈勒尔、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的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马尼拉、利托梅日采、西礁岛和新加坡的研究，再怎么肤浅，也需要有自己的组合叙述风格。这种风格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二个要素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个要素是查尔斯·狄更斯和尤金·苏（Eugène Sue）所创作的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因此，读者需要想象自己在欣赏一部黑白电影，或是阅读一部未竟的小说，它的结局超出了这位疲惫小说家的视野。

做一名好读者还有一项负担。在19世纪晚期，还没有什么丑陋的、贬值的“国际语言”。菲律宾人跟奥地利人写信用的是德语，跟日本人用的是英语，相互之间用的是法语、西班牙语或者塔加洛语（Tagalog），字里行间透露出最后那种国际语言——典雅的拉丁语的人文熏陶。他们当中有人懂点俄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和汉语。将电报传遍全球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但真正的交流需要有掌握多语种之人真诚、坚实的国际主义。菲律宾人的领袖在这样一个巴别塔式的世界如鱼得水。政敌的语言同时也是他们私人之间所讲的语言，在菲律宾却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听懂。塔加洛语是马尼拉及其周边的土著语言，大部分菲律宾人都听不懂，对于国际交流无论如何都没有用处。许多操其他地方语言（尤其是宿雾语和伊洛卡诺语）的人更倾向于说西班牙语，即便在菲律宾这种语言是精英或者菲奸身份的明显标记。为了让读者最生动地体会到这个已经消失的多语世界，本研究引用的都是不同语言的原文，这些人就是用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并与非菲律宾人交流的。（除特别指出外，本书中所有的翻译都是我所做。）

本书的方法和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结构。它的起点明确地（也许有点随意地）定在19世纪80年代那安静、偏僻的马尼拉，随后逐渐向欧洲、美洲和亚洲发散，直至走到一个甚至比开头更为随意的结尾，未能得出任何看似适宜的“结论”。它锁定（不知这是不是确切的描述）了三位知名的菲律宾爱国者，他们都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出生的年轻人：天才小说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开创性的人类学家也是爱好争论的记者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协调组织者马里亚诺·庞塞（Mariano Ponce）。

第一、二两章是对两本不同寻常的书做比较研究：分别是伊萨贝洛的《菲律宾民俗学》（马尼拉，1887年）和黎萨尔谜一般的第二部小说《煽动者》（根特，1891年）。它们将探究：（1）人类学家伊萨贝洛如何公开地利用当时欧洲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作品，加上自己在当地的研究，来破坏宗教和世俗殖民当局的思想声誉；（2）小说家黎萨尔如何移花接木，借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前卫文学的关键人物，创作了一部煽风点火的反殖民小说，这样一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人写的小说，也许在史上还是头一回。

接下去的一章从业余的文学批评转向政治领域。《煽动者》仍是讨论的主要话题，但黎萨尔于1882年到1891年间在欧洲的阅读和经历，以及他精彩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造成的效应（他因此成了菲律宾人抵抗殖民统治的标志，也使他受到许多位高权重之人的仇视）都将会被考虑在内。这一章也会讨论在西班牙的菲律宾活动家之间尖锐化的政治矛盾。《煽动者》相比它之前的那部《不许犯我》，堪称是全球化小说。它里边的角色不再是简单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统治的土著，而是将来自法国、中国、美国乃至（有些人怀疑）古巴的游士也包括在内。俾斯麦在欧洲和东亚撒下的阴影、诺贝尔发明的工业爆炸物、俄国的虚无主义，还有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无不在其中显露。

第四章涵盖了黎萨尔从1891年回国到1896年底被处决之间的那四年时间，主要探讨的是古巴的变革以及佛罗里达和纽约的古巴移民群体的变革。这些变革使马蒂得以于1895年计划和发动一场武装革命起义（他的后继者花了巨大代价，成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规模庞大的远征军）。这场革命拉开序幕前一周不到，在中日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刚刚和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东京接管了台湾，使第一个亚洲霸权离吕宋岛北海岸只有一天的航程。黎萨尔曾计划在婆罗洲（Borneo）东北部建立一个菲律宾殖民地，但这个计划以流产告终。这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会用来写他的这个计划，以及他和地下党卡提普南党人的紧张关系（后者于1896年发动了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武装起义）。

第五章的内容最为复杂。就在卡提普南起义爆发前两个月，战时巴塞罗那发生了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最为血腥的爆炸事件。总理卡诺瓦斯（Cánovas）的保守政权对此的回应是在城内实行宵禁，大规模逮捕左翼分子，在阴暗的蒙胡伊克（Montjuich）要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讯。克里奥尔古巴人、无政府主义者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Tarrida del Mármol）是受关押者中值得注意的一位。获释后他前往巴黎，在那里发动了一场反对卡诺瓦斯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主要是通过《白色杂志》的文章展开的。当时，《白色杂志》是法国、也许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前卫刊物。塔里达在黎萨尔遭处决前不久动笔的一长串文章，将在古巴、波多黎各、巴塞罗那和菲律宾群岛的残酷镇压串联起来。笔杆子的斗争迅速通过无政府主义报刊传遍欧洲，传到了大西洋对岸，并很快得到了其他许多进步主义组织和杂志的强力支持。在巴黎，他主要的盟友有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和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费内翁是《白色杂志》的主心骨、出色的艺术和戏剧批评家，还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毫不犹豫地亲手引爆过炸弹。克列孟梭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巴黎公社时期做过蒙马特市长，结识了许多被监禁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记者和政客的他致力于为工人谋权利。在1897年秋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当中，两人都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随后，该章转而考虑1897年8月9日年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歇尔·安焦列洛（Michele Angiolillo）暗杀卡诺瓦斯的背景。这起事件预告了西班牙帝国在次年的崩溃。关键人物是拉蒙·贝坦西斯（Ramón Betances）博士，这位神奇的波多黎各人密谋安的列斯群岛殖民地的独立，是西班牙和贪婪的美国的敌人。拉蒙博士本人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事业最具活力的欧洲盟友，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最后两个大的章节以黎萨尔的密友马里亚诺·庞塞的活动，以及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为主轴。1896年秋，庞塞溜出西班牙，不久就成为菲律宾革命政府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先后在香港和横滨活动。庞塞与菲律宾人还有各种外国人的书信往来颇引人注目——他的足迹遍布墨西哥城、新奥尔良、纽约、巴塞罗那、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上海、东京和新加坡。本书将对他的书信进行分析，考量显示出他的影响的各种迹象，尤其是在日本以及旅日华人群体中有哪些反映。另一方面，伊萨贝洛在卡提普南起义不久就被囚禁，最终被送往巴塞罗那的蒙胡伊克监狱。在那里他与室友们结识——一群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并备受他们的感染。回到马尼拉，面对新的美国殖民政权，正是他最先将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和马拉泰斯塔的著作带入他的祖国。他实践了无政府主义者们传授给他的经验，在菲律宾组织起了第一个真刀真枪的、激进的总工会。

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这个感觉并没有错。2004年纽约的共和党大会由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保卫，大都会警察局长告诉记者，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来自激进的穆斯林，而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候，芝加哥竖起了干草市场无政府主义殉难者的纪念碑。《纽约时报》自鸣得意地评论道，落成典礼引燃的“激情到现在才总算完全平息了下来”。确实，美洲真是一个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