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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杰:从草原民族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

蔡伟杰 随读随写 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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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从草原民族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

蔡伟杰

(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


近年来,台湾出版界引介日本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不遗余力。其中关于蒙古与内亚游牧民族历史的部分,则以杉山正明教授的作品为主。杉山正明现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荣誉教授,专攻蒙古帝国史与内陆欧亚史。他曾于一九九五年以《忽必烈的挑战》一书荣获三得利学艺奖,二〇〇三年获得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二〇〇七年以《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一书荣获日本学士院奖,是仅次于日本文化勋章的崇高荣誉。

而今天摆在读者眼前的这本《疾驰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则是作为日本讲谈社中国史系列丛书的第八册,日文原版于二〇〇五年发行,中国稍早于二〇一四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简体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乌兰教授与内蒙古外国语职业学院的乌日娜两位老师合译,并由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撰写推荐序。如今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了完整的讲谈社中国史系列,并且全部重译,这种大手笔在今日规模日益缩小的台湾出版界中,可说是难能可贵。由于姚大力教授先前已经针对本书的内容与写作立场做过评述,为免重覆,本篇导读则以介绍本书主要论点以及新近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主,以供读者按图索骥。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脉络交会

本书的书名虽已提示了主要内容,但实际上所涵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上自中唐的安史之乱,下至蒙古帝国的崩溃,都包含在内。本书除前言与结语外,正文共分为六章,另外书末附有主要人物略传、历史关键词解说与年表等,方便读者利用。

前言揭示了作者意图将这段六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脉络中来考察的宏大构想,作者认为,在大元兀鲁思(即元朝)出现之前的中国,是所谓的「小中国」。虽然唐朝初期曾经将政治势力扩张到中华本土(或译为中国本部)以外,但是实际上这段时期相当短暂,只有三十年左右,仅能算是瞬间即逝的大帝国。

自中唐以降的中国,包括北宋与南宋的疆域都相对较小,即便加上辽、金与西夏的领域,也顶多只能算是中型规模。到了元朝之后,无论是明或清,在疆域上都大为扩张。可以说中华的领域自蒙古时代以降大为扩展,由「小中国」走向了多民族的「大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除了中国以外,欧亚世界同时也发生了剧变:在欧亚东部由粟特系领袖发起的安史之乱失败了,但在欧亚西部伊朗系领袖的举兵却成功建立了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回鹘的衰微造成了突厥系人民往西迁徙,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也造成后来「突厥–伊斯兰时代」的展开。契丹人建立辽朝,之后被女真人击败后又往西迁徙,在中亚建立了西辽,而后来的蒙古帝国更是横跨了欧亚大陆。甚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过去的神学思想朝理性思辨的转变,还有藉由资本主义而诞生的观念,都是受到以蒙古为中心的东方所影响。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史的发展对世界史所造成的影响,故有必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来探讨。

起于安史之乱的欧亚世界六百年

在前言交代完了全书架构之后,第一章「巨大变貌的前奏」则是从时间尺度与历史分期来探讨唐朝史。作者主张不能将唐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唐初的世界帝国结构,实际上并未持续到唐末。他也批评已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所提出以唐朝为东亚文化圈中心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日本人以汉字文化圈为出发的偏颇观点。而册封体制论认为草原国家是受到唐朝册封的属国,则与事实相距甚远,回鹘与黠戛斯基本上与唐朝都是处于对等的关系;而整个欧亚东部世界的大变动,则始于安史之乱。

作者强调了安禄山出身为营州杂胡的文化与种族多元性,并且批评了汉文史料对安禄山的污蔑与偏见。而安史之乱本身就具有国际化的性质,例如唐朝仰赖了回鹘与大食的援军而得以获得最终胜利,但也因此受制于回鹘。唐代后期在欧亚东部形成了回鹘与吐蕃两强争霸的局面,而九世纪中叶回鹘与吐蕃这两大强权的崩溃,也成为后来契丹与沙陀兴起的背景。

第二章「迈向契丹帝国的道路」,则以《将门记》与《扶桑略记》中记载日本已经得知公元九二六年契丹灭渤海国的消息一事为引子,铺陈出当时契丹勃兴于东北亚的情势。而稍早于九二三年,突厥系的沙陀军阀李存勗称帝,建立后唐,并且灭了由篡夺唐朝的朱全忠所建立的后梁政权,华北自此落入沙陀之手。作者特别强调了耶律阿保机在创立契丹帝国的过程中,突破传统草原可汗选举体制,完成中央集权的部分。

契丹帝国继承了自中唐以降在中国本部东北一带积蓄的多种族力量,采纳了来自燕地的韩延徽与韩知古等人的建议,建立起一个二元的畜牧、农业与都市的复合国家。然而沙陀系的华北五代政权仍旧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中国式国家。沙陀与契丹南北两大政权的争霸成为后来的历史基调。

第三章「迈向南北共存的时代」则聚焦于沙陀与契丹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双方互有胜负,契丹虽占上风,但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作者在此批评了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述偏颇,将契丹与沙陀的战争视为是夷狄与中华之战。他认为,沙陀政权的本质为无序而残暴的军事联盟,实难以视其为过去的中华。另外,作者也强调耶律阿保机崩逝后,出身回鹘的述律皇后月里朵在维持辽朝声势与选择阿保机继任者上的关键地位。

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突欲和次子尧骨之间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辽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动荡。耶律突欲原先贵为皇太子,在契丹灭渤海国后负责治理在渤海故地新成立的东丹国,但是治理成效不彰,又与月里朵太后关系紧张,最后在皇位斗争败下阵来,后来甚至离乡投奔后唐李嗣源,被作者视为悲剧性人物。而契丹一度成功使华北的沙陀政权后晋成为属国,直到公元一〇〇四年北宋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后,南北和平对峙的国与国关系才确立下来,直到蒙古帝国兴起才又打破这个局面。

第四章「造访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眺望历史与现在」则有两条主轴,一为作者于二〇〇四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在内蒙古的调查活动,造访了庆州(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的白塔与庆陵、辽上京与耶律阿保机祖陵等辽代遗址,另一则为契丹辽朝的遗产与史论。作者感叹了辽史研究材料的稀缺,并认为蒙古帝国似乎不愿意见到有关契丹的历史材料传世。他认为契丹的国号先后共有三种,即「契丹国」、「大契丹国」与「大辽国」,每个国号的产生背后都有政治因素。

另外,作者在内蒙旅行时见到草原的沙漠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并且批评了中国的生态移民政策,认为游牧民被迫定居为畜产农户,被卷入现金经济的浪潮当中,结果可能更加贫困。最后作者总结,契丹的前身为拓跋,而其后继者则是蒙古,但契丹不仅是欧亚内陆世界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唐朝的继承者,这点从耶律阿保机于唐朝灭亡后的九〇七年即契丹大汗位,而且唐与契丹的皇帝陵形制相同可以得见。

第五章「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讨论西夏与金朝的历史。作者认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并未留下系统记载,而以西夏文写成的文书又多属断简残编,远不足以构建其历史轮廓,因此必须仰赖如《资治通鉴》一类的中国典籍,主要的关键也是在于蒙古帝国并未留下太多关于西夏的记录。

然而,西夏对蒙古帝国的影响不容忽视,例如西藏文化就是透过西夏而传入蒙古帝国。至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则是在一一一四年由完颜阿骨打率领女真人反抗契丹,并于一一二五年灭辽,一一二七年灭北宋。取代辽成为东亚的强权。作者认为除了宋朝以外,其实辽、西夏与金,都具有中华色彩,也就是说当时曾经存在着不同的中华国家,而东亚以可以被视为以澶渊模式为主的多国体系。

第六章「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领域之下」,则探讨成吉思汗与他于一二〇六年一手创建的大蒙古国如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作者除了提及金朝当时在章宗统治下专注于国内事务,未能防范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诸部以外,而且还强调了高昌回鹘与契丹人投靠蒙古,对于后来帝国扩张的正面作用,后来蒙古西征灭西辽、花剌子模与西夏等;继任的窝阔台汗则灭金朝,并且在蒙古本部建立新都哈剌和林,并命拔都西征,征服了钦察草原、俄罗斯与东欧。第四任大汗蒙哥则派遣其弟旭烈兀进军伊朗,并且灭了阿拔斯王朝。到了忽必烈汗灭亡南宋,蒙古帝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欧亚帝国,不仅统合了游牧、农业与城市地区,而且向海洋扩张。最终,蒙古帝国的崩溃与十四世纪气候异常的小冰河期有所关联。

在结语中,作者认为突厥与唐朝都是瞬间的世界帝国,霸权都是稍纵即逝。而契丹国则是一种统一草原与中华体系的新形态国家实验形式,沙陀政权内部则比契丹更加复杂,但是缺乏明确的国家计划,也缺乏军力与政治力来一统诸势力。北宋则是继承了五代沙陀政权以来的形势,为了从军阀手中夺回兵权而立下文治的立国方针,但也因此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拜「澶渊之盟」所赐,才得以维持下来。西夏与金都是作为部族联盟与多种族的混合体国家,但是两者在国家规模与地域上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金,原先很有可能在辽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内部无法整合,最终还是未能成功整合草原与中华世界。

蒙古帝国在吸取了过往契丹与女真等国家的历史经验后,成功将草原、农业与城市整合起来,并且向海洋发展。即便在蒙古帝国崩溃后,明清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等,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多元复合国家与巨大版图的遗产。

了解蒙古如何打造欧亚大帝国的历史视角

严格来说,本书的架构并不平均,从前述内容可见,全书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契丹与辽,以至于分配给西夏与金的篇幅明显过于单薄;就算是关于辽的部分,也偏重于澶渊之盟以前的早期历史。

作者为何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架构不得而知,但就我看来,要透过本书了解辽、西夏、金与元朝各自的历史面貌并非易事。做为读者,又如何定位这本书呢?我的建议是,把这本书视为一种理解中唐以来至蒙古帝国崩溃之历史趋势的视角。例如由小中国到大中国的演变,辽继承了自北魏以来渗透王朝的历史经验发展出更为细致的草原、农业与城市的复合政体,以及多国共存的澶渊体系,到最后蒙古帝国成熟发展为横跨欧亚大陆与海洋的大帝国,并成为近代世界的先声。循着这条主轴来阅读这本书,也许会比较容易把握全书重点。

西夏、金、元历史的最新研究与延伸阅读

接下来我想就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谈谈其背景与近几年来的研究进展,做为读者未来的进阶阅读建议。

‧安禄山的出身与死亡

首先是有关安禄山的相关研究。作者在提到安禄山时,主要仰赖关西大学藤善真澄教授所写的《安禄山:皇帝宝座的觊觎者》一书。这本书的中译本最近也由中西书局出版。不过作者提及藤善真澄主张安禄山有糖尿病一事,经翻检该书中译与日文原版后仍未能寻得,仅提及疽病发作,不确定是否真为藤善真澄的主张。

关于安禄山的研究,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增补重刊之作〈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一文中,强调了安禄山叛乱以祆教作为号召以及其粟特人的种族身份之外,近年来较具规模的研究,应属北京大学沈睿文教授着《安禄山服散考》一书。沈睿文从人类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等角度研究安禄山,主张安禄山的诞生故事具有祆教色彩,被视为斗战神的化身。安禄山很可能是非婚生子,以至于生父不详。另外,从安禄山长疮病疽、目昏不见物与性情暴躁之病征,认为是安禄山奉行道教服散,并非患糖尿病所致,而且从唐玄宗长年赐丹、厌胜与赐浴安禄山之举看来,似乎是试图用道教来控制安禄山。这个推论比较大胆,也有书评予以商榷。不过在目前缺乏新的文字材料下,本书中的跨学科取材与分析,也算提示了未来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方向。

‧《辽史》最新修订版──以契丹大小字和出土文献参校

关于辽史方面的研究进展,最重要的应该属二〇一六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的出版。总其事的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于二〇一五年一月病逝前,完成了修订本的统稿工作,相信后来的学界同仁都会感佩其贡献。

这次修订《辽史》以百衲本为底本,以明代钞本与清代殿本进行校对,并且利用了传世文献与出土契丹大小字碑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本书中所提到的契丹国号与东丹国,刘浦江教授也有所研究。他利用了契丹文与女真文石刻材料,证明辽朝的非汉文国号为喀喇契丹,与汉文国号大契丹、大辽等等有所出入;利用墓志材料说明了东丹国直到九九八年仍旧存在,驳斥了九五二年东丹国名实俱亡的陈说等等。刘浦江教授的研究,可说是以契丹文治辽史的代表。

另外,北京大学王小甫教授则是从回鹘人对契丹的影响来谈辽朝政治文化的多元来源。例如本书所提到的述律皇后,小字月里朵,王小甫推测这个词是源自回鹘语ört,意为火焰、光芒。他也分析了《辽史》对耶律阿保机诞生与去世的描述,包括其母梦见太阳而有孕,出生时的「神光」与「异香」,以及去世时「大星坠地」与「黄龙缭绕」等异象。王小甫认为这些情节是仿自摩尼降生和受启神话,并推测是受到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融入契丹后所产生的影响。

而阿保机死前三年的预言,目的是在于将其自身塑造为摩尼教三位一体的救世主。另外北京大学罗新教授引《周书》中记载突厥在立可汗仪式上让新可汗预言自己的在位年限,认为耶律阿保机预言自己死亡时间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受到透过回鹘传入的突厥文化所影响。

‧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最新成果

至于元史的主要新成果,近年两岸分别出版了《元典章》点校本可以算是一件盛事。中国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高华、刘晓教授与北京大学张帆、党宝海教授四位负责点校;而台湾版则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洪金富教授,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六年完成点校。《元典章》是元代前、中期法令文书的汇编,书中记载了大量民事与刑事诉讼案件,是研究元代基层社会的重要材料。另外,文书也载明了处理流程,故对于研究元代各机构的职掌与运作也有所裨益。最后文书中所使用的各种元代俗语也反映了当时的汉语使用情况,因此对于汉语史研究也有所帮助。

在本书中,作者提到所谓元代存在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人制的说法,事实上是二次大战以前日本学者的虚构,近年来针对这种陈说也确实存在反思。现任广岛大学教授舩田善之就注意到,元代文献中找不到色目人的蒙古文对译,以及元代许多高级官员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当的情况是「根脚」(意指出身背景)的反映,而非制度性的四等人歧视。因此他主张色目与汉人、南人的任官差别,仅仅是一种集团主义(collectivism)用人方法的结果。

不过,近来四川大学教授洪丽珠则从元代基层州县官员的族群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达鲁花赤之类的高层地方官以色目人为主、蒙古人为辅,不分南北,即便是汉人也难任此官。而在中层以下的地方官员上,汉人则在南北都能任官,且比例较南人为高。而南人的任官不仅侷限在南方,且官缺远低于北方,任官机会相对稀少。所以即便四等人的分别不见得是制度化的歧视,但是这种出于族群制衡的作法,造成的这四类人任官比例失衡的现象,却造成了在任官与法律地位上,这四类人之间有存在不公差异的结果。

‧一探蒙古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联

关于本书所述及蒙古帝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教授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值得注意。该书探讨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征服了广大的穆斯林领地,并且比较了蒙古征服中东期间与后来内战所造成的破坏规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让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统治,后来蒙古人如何接纳伊斯兰教,以及蒙古统治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等议题。杰克生认为穆斯林对西辽称霸中亚的看法预示了后来对蒙古帝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评价,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

而旭烈兀西征的大军底下充满了许多穆斯林的同盟军这点,使其对手难以利用圣战(jihād)的名义来抵抗蒙古大军,而且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对。杰克生也认为蒙古帝国后来的连年内战,难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一词,但是蒙古的统治所带来的东西方之间物质、科技与艺术交流成就确实难以忽视。而蒙古帝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则是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综上所述,虽然读完本书,尚无法详细了解辽、西夏、金、元等朝代之历史细节,但是相信读者读完全书后,能够掌握自唐朝中叶以降至蒙古帝国崩溃这段时间内的欧亚历史演变趋势。本人期待本篇导读能够起到帮助读者提纲挈领的效果,并且对于本书所涉之部分议题的最新研究发展能够有所认识。


(本文原有注释,此处删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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