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这本隋唐史令人耳目一新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绚烂的世界帝国》推荐序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翻译介绍国外的中国通史类书籍,以《剑桥中国史》最为著名。那是比较专业的通史,比较通俗些的有台北稻香出版社1990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该书是从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十一册《新书东洋史》中抽出前四册(即先秦至清代的中国历史)编辑而成,作者伊藤道治、谷川道雄、竺沙雅章、岩见宏、谷口规矩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这套书被当做台湾地区大学中国通史课的教材,到2004 年印刷了7 版。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通史》,也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作者就是曾任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的气贺泽保规教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气贺泽教授的这本隋唐史,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颎、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认为隋文帝即位之后反周武帝废佛政策而采取的一些崇佛举措,对于争取人心至关重要。作者甚至认为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罢免宰相高颎之事,简直就是一场“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其背景就是以杨勇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实力与以杨广为代表江南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
为了论证这种看法,作者还进一步分析说;其一,杨勇作为太子,未来是皇帝的接班人,势必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中心主义的政治路线。其二,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由于这一教派筹集信徒因为布施的缘故,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十分团结,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前述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其三,杨素有过人的才能、有显赫家世的影响(弘农杨氏),却未能融入政界主流、处在高颎的阴影之下,总是心有不甘做老二。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他与杨广两个不愿意做“老二”的人一拍即合,于是策划了这场政变。
一般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位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改变是在炀帝即位以后才明确起来,即是隋炀帝改变了隋文帝时期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但是,本书认为,实际上正是隋文帝本人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已经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甚至推测,隋大业三年(607),即倭国的推古十五年,倭国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朝递交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开头的著名国书,明确地表明过访问隋朝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为什么倭国使者会这样说呢?这里提到的菩萨天子,虽然指当时的隋朝皇帝炀帝,然而炀帝实际上并非如使者所说的那样虔诚地信奉佛教。那么,为什么遣隋使团里会有这么多的僧侣呢?
作者分析道,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圣德太子或推古天皇就派出过一次遣隋使。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于隋朝政界的气氛。倭国使者带回日本列岛的这些情报信息,在促使古代日本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整备的同时,也一定直接促成了七年之后的大业三年派遣大规模的以佛教使节团为重点的赴隋活动。
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台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有专门的叙述。对于唐代制度史(日本学者称律令制)、东亚国际关系史都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作者以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基本史料,详细讨论了圆仁在九世纪中国各地所遇到的风物人情、乡村社会,特别的在山东新罗侨民社区等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以上这些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丰富了本书的血肉,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序章“急剧动荡的东亚”和末章“如何理解‘唐宋之变革’”,有助于读者高屋建瓴地认识唐代在整个中古史以及东亚世界的历史地位。对于文化部分,作者重点介绍唐代的诗歌艺术与历史学成就,其他一概从略,避免了国内教科书面面俱到、蜻蜓点水的毛病。总之,全书的章节布局重点突出,但是又照顾到一般断代史应有的系统性;作者的文字严谨而晓畅,娓娓道来,不像一般教科书的刻板。书后的几个附录“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
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谨向读者朋友郑重推荐。
20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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