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三国志的世界》的三个突出优点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一部值得中国读者阅读的三国史
黎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翻译出版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邀我为本书写个推荐序，当时我想：现在中国历史普及性读物很多，三国历史中许多内容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再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翻译出版这类书籍是否值得？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当我阅读完本书序章“华丽的乱世”和第一章“夕阳西下的汉帝国”之后，我就被作者引人入胜的叙述和诸多新见和创意所吸引。拜读之后，我的总体感觉和结论是：这本由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三国史是一部值得中国读者认真阅读的好书。
我以为本书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色和优点：一是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二是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三是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而这三个特色和优点是与本书著者所独具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以及著者兼具中国历史和文学素养于一身有着密切关系的。
本书的著者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金文京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及说唱文学历史的研究，尤以《三国演义》研究方面为长。著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是这样谦虚地介绍自己的：“我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韩国人，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小说，最近一直从事《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研究，由我这个异邦的外行人来写三国历史，实在难免有不自量力之嫌。因此，我也不敢说我这本书有什么补遗钩隐的学术价值，或旁观者清的独特观点，只是长年的读书心得和不成熟的思考当中，倘有愚者一得，则为万幸。”
由此可见著者是作为具有日本、韩国的身世和文化背景这一独特身份而进行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也可以说著者集中、日、韩三国历史和文化之学养于一身，故其眼界与视觉与一般中国学者相比自有其独特之处；同时还应当指出，著者虽然以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作为研究专业，但是其对于三国历史也是有着深入认识和研究的，故而得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具体而微、生动活泼的解读。以著者所具有的日本、韩国的文化背景这一独特身份而又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有素，恰恰是本书之所以独具魅力且不可多得的前提和优势，作者从一个与我们习以为常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时代，从而使本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本书在撰述中广泛吸收了史学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它们融会于一炉，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本书的三个特色和优点。
一，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
在中国几千年不断更替的王朝历史中，唯独三国有一部反映其时代的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其他朝代虽然也多少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小说，如《封神传》、《东周列国志》、《说唐演义全传》等，但是它们无论在质量和影响上均不能与《三国演义》分庭抗礼，《三国演义》之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为其他历史小说无法望其项背。三国时代有这样一部独步古今的小说，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好处是有利于普及三国历史知识，故在中国古代诸王朝中数三国为广大民众所耳熟能详；坏处是毕竟小说与历史不同，以《三国演义》而论，虽然有七分历史事实根据，但是也掺杂了三分虚构，于是民众关于三国历史的知识就往往存在虚虚实实、真假不分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剧中心摄制大型历史剧《三国演义》时曾经邀请我去做他们的历史顾问，我给编导和演员们讲了几次课，其中主要就是谈历史的三国与小说中的三国的区分问题。对于两者进行区分并不是要否定《三国演义》中那些虚构的内容，因为那些内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分子和广大民众的精神食粮。但是，人们也应当知道历史的三国与小说的三国的区分和异同，这不仅是知识界也是处于现代文明的民众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
本书对于历史的三国和小说的三国进行了细致的区分，指出它们之间诸多的异同与真伪，对我们更好地对两者进行区分和辨别它们的真伪异同有所助益。
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历史的三国与小说的三国之间的真伪异同：
一是史实上的真伪异同。《三国演义》在史实上的虚构存在于大小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中，贯穿于全书，将虚构与史实糅合为浑然一体，达到了令人难于分辨的程度。
历史人物如吴将朱然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抓获关羽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朱然，而他后来在刘备挑起的夷陵之战中死于蜀的武将赵云手下，这完全是作者因为偏爱关羽而虚构的情节。从史书《三国志》的记载可以知道朱然后来累建军功，病死于六十八岁。而且朱然的墓葬也于1984 年在南京附近的马鞍山被发现，从而让人们得以更具体深入了解真实的朱然。
历史事件如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最为恢宏而又精彩纷呈、脍炙人口的部分，由黄盖受“苦肉计”诈降、庞统巧施“连环计”诱曹操锁战船、曹操使者蒋干“群英会”中计、诸葛亮南屏山筑台祭风、诸葛亮三气周瑜、曹操败走华容、关羽义释曹操等一系列故事所组成。本书指出，这些故事情节基本上属于虚构创作，只有蒋干出使东吴为史实，但那是赤壁之战之前的事情。诸如此类，不烦枚举。
《三国演义》之所以这样进行虚构，并非随意地胡编乱造，而是与本书的主旨密切相关。本书对于三国有一个总体理念，即以蜀为正统，以曹魏为叛逆，而孙吴不过是一个配角。因此，书中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虚构基本上都是服务于这个指导思想的，对于刘、关、张的美化，诸葛亮的神化，以及对于曹操的丑化和鲁肃的矮化等等，莫不与此相关。以鲁肃而论，事实上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到借荆州与刘备巩固同盟这一连串的决策，都是鲁肃主导的结果，可是《三国演义》却将这些全都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则被描写成一个奔波于刘备、孙权之间的滑稽可笑的老好人。再如夷陵之战被完全写成了为关羽报仇的一场复仇战，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奋勇出阵，连斩潘璋、马忠、朱然等吴将，最后连陆逊也误入诸葛亮的八阵图，落得个沮丧而归，读起来让人觉得打了败仗的不是蜀而是吴。
二是地理上的错误。作为历史著作，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活动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必须是准确的，但是《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则没有完全遵循这种严格的地理概念，而是出现不少错误。著者认为“《演义》在地理关系的记述上，有关南方的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有关北方的记述错误很多，可以想象作者很有可能是南方人”。
小说在描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有曹操在荥阳被从洛阳逃往长安的董卓打败的情节，事实上荥阳在洛阳的东边，董卓从洛阳往西边的长安逃跑的话，不可能经过荥阳。关羽从许都到河北袁绍那里寻找刘备而“过五关斩六将”时，却绕道相反方向的洛阳、荥阳，不过这时荥阳的位置又恢复正常了。《演义》里写庞统死于落凤坡，以“落凤”来隐喻“凤雏”庞统的死，而这却是一个架空的地名。“六出祁山”中的地理错误尤多，比如第一次北伐时，赵云等人屯驻的箕谷实际上与祁山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是在《演义》里箕谷和祁山被写成是在同一方向。著者认为何以会发生这个错误？可能与参考了某些有错误的历史地图有关，宋代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三国鼎峙图》里面的祁山位置比实际靠东得多，而且旁注里有诸葛亮“由斜谷道取郿，遂据箕谷，攻祁山”的记述。
三是时代背景的错误。人类的历史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发生和存在的，三国历史也不例外。《三国演义》写的是3 世纪的事情，但是描写方法却是14 世纪的，著者认为：“14 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罗贯中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比如三国时代纸刚刚发明不久，所以纸几乎还没有普及……但是罗贯中好像对此全然不知，或者是明知故犯，有意不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小说里。”与纸张问题相联系的是印刷术的问题，“在《三国志演义》的初期版本里竟然出现了印刷的书籍，众所周知，印刷术的发明要在更久以后了”。
二，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
本书著者认为：“当今东亚世界，中日韩三国的交流日趋密切，矛盾也随之而生，乃殆识者隐忧。有人说这就是新的东亚三国时代，也不无道理，何况这三国的国际关系，就可追溯到三国时代。此际回顾当年，不无令人反思的历史意义。且日韩人民早就熟悉三国的历史，一部《三国演义》长期以来就成为他们爱不释手、津津乐道的古典作品，其熟悉的程度比之中国人或许当仁不让。” 可以说本书著者是立足于现代东亚而进行三国历史的撰述的，著者的日、韩文化背景和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养，使他得以将三国历史与日、韩历史进行对比，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国时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在朝鲜半岛则有高句丽以及马韩、辰韩、弁韩“三韩”等。这个时代是东亚国际交流的开端，而日本和朝鲜半岛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同时，引进了汉字文化、儒教、佛教等文化要素，从而促进了绵延至今的汉字文化圈的诞生。因此作者说：“追溯三国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它对后世的影响并借此展望东亚的未来，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鹄的。”
著者强调指出，中国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是以三国时代为起点而形成的，例如纸的普及，儒、佛、道的传播和论争，政治上对于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的理念之确立等，而这些文化对于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影响尤为巨大。
本书在介绍作为三国时代发展背景的后汉历史时，对于牵动后汉历史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情况作了深入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不仅同时介绍了后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发展变化情况，而且还介绍了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特点，指出被视为“中国政治之祸根”的宦官在日本不曾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中国自后汉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却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在朝鲜外戚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著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朝鲜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已经传入日本和朝鲜，但其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都是有所取舍的。
再以儒教官僚来说，在日本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朝鲜虽然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则很强。
三国时代在政治方面对东亚各国、各族的影响是本书的重要关注方面，例如著者认为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魏文帝，这一事件的思想背景是正统论。正统论不仅关系当时魏、蜀、吴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史书和小说《三国演义》的撰写。三国之间的争斗，既是围绕领土的现实之争，也是围绕正统的理念之争。而这种正统论还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与东亚诸民族或国家的关系，同时正统论又影响了东亚诸国和诸民族，著者认为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日本也以天下自居，把天皇置于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地位，把国内偏远地区，比如东北地方的人称为夷狄，并把朝鲜等国外交使节的访问当作朝贡对待，幕府末期则视西洋人为夷狄。此外，越南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又摆出一副中国皇帝的架势来对待自己的左邻右舍。朝鲜虽然是中国朝贡体制下的优等生，但是17世纪清朝建立后，却视清政府为夷狄，而以小中华自居。著者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国际关系对现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阐述三国时代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本书特别设置专章《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比较详细深入介绍了这个时期以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关系，包括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认为这个时期的国际交往是今日东亚国际关系的原型，现代这个地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三国魏晋时代形成的国际关系。本书并非为历史而谈历史，并非停留在三国时代，而是通过三国历史着眼于现代，因此本书以《三国时代与现代东亚地区》作为终章，表现了著者通古今之变的史识。
三国文化对于日、韩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例如著者认为从后汉三国兴起的清谈风气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于彼此相反的各种命题进行质疑问难的“问答游戏”，不仅在中国历代相承发展，如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学《茶酒论》为然，而且对于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游戏文学在室町时代末期可能由五山禅僧带进日本，在日本也有人写了像《茶酒论》、《酒饼论》、《酒饭论》等同类作品”。
中国文化对于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影响，《三国演义》堪称代表。但是本书不限于一般的介绍《三国演义》从中国向东亚各国的流传，同时反观其在中国流传中存在的问题。《三国演义》的前身是元朝末年产生的《三国志平话》，但是《三国志平话》现在在中国已经散佚不存，而在日本内阁文库（江户时代幕府藏书）收藏有原本以及在天理图书馆收藏有流传本。此外，高丽时代在朝鲜半岛编写的汉语会话教材《老乞大》中，有高丽商人在元大都（今北京）书肆购买《三国志平话》的会话场景。著者指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的书籍中对这本书却完全没有言及。由此可见，在日本和朝鲜，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对三国小说表现出甚至超出中国人的强烈关心，这一点很值得关注”。著者在这里的叙述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起源于中国的文化有的在本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传承，而在别的国家得到保存和传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
本书在对历史的三国和小说的三国进行厘清时，是以三国历史的基本史料——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进行的。例如《三国演义》所叙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故事，著者指出所谓十八路诸侯是《演义》的虚构，这里面有名字的公孙瓒、孔融、陶谦、马腾等人实际上都没有参加诸侯军；《演义》所说十八路诸侯响应曹操号召集结于陈留，实际上当时冀州牧韩馥屯兵河北的邺，渤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黄河北岸的河内，而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破虏将军鲍信、奋武将军曹操等屯驻陈留郡的酸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后将军袁术及其部下孙坚则屯兵鲁阳。这些就是著者根据史料而作出的订正。诸如此类的考订不胜枚举，莫不如斯。例如上文所述本书对于《三国演义》史事真伪虚实的厘清，都是根据相关史料而作出的。普及读物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敷衍乃至编造，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传播科学的、严谨的历史知识，本书就是这样的著作。
本书的体系并不受《三国演义》叙事范围的束缚而以历史的三国时代进行补充和铺陈。在论述三国历史的由来——后汉历史时，本书增加了“没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这个问题，著者写道：“《演义》开场写了宦官专横之后，接下来转笔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等都出场到齐，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另一件没有被写进《演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即党锢之祸。何以有此必要？著者认为党锢实际上是清流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党锢之祸实际上是宦官为主体的政权与清流派知识阶层的矛盾斗争，黄巾之乱正是在这两者间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爆发的。不仅如此，著者还将刘备、曹操、孙坚以及董卓等人与清流派阶层联系起来分析他们的属性，确定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认为《演义》把关东诸侯与关西董卓等人的斗争描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是关东与关西两大势力的斗争，关东诸侯实际上就是清流派官僚的联合。
本书所增加的没有被《三国演义》所写的大大小小历史内容还有很多，例如本书第七章《三教鼎立的时代》，叙述了儒、道、佛的发展变化；第八章《文学的自觉时代》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成就；第九章《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则展示了这个时期东亚各国各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远远超出《三国演义》的框架而为阐述历史的三国所必需的内容。
此外，本书还特别指出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学术著作对于吴国历史的忽视，这是因为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则以蜀为中心进行描述，因此吴国就被置于配角的地位。例如在《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中，第一百十九回叙述蜀国灭亡以及司马受禅，最后的一百二十回就突然到了吴国的灭亡。实际上从黄巾之乱到吴国灭亡共有96年，蜀亡后吴单独与魏晋对峙还长达17年，差不多占了这段历史的六分之一。
因此，本书特别注重加强对于吴国历史的论述。著者写道：“有关三国时代的著作虽然很多，但以吴为中心的恐怕还找不到。从吴的角度来看三国时代，我们也许会看到迄今为止我们忽略的一些侧面。这也是本书的又一个意图。”本书对于吴国历史的加强除了补充吴国的资料和篇幅之外，还体现于对吴国历史和吴国历史人物作用的评价方面，例如对于鲁肃，认为他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洞察和预见在三国时代可谓首屈一指，高于广受推崇的诸葛亮；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到借荆州与刘备巩固同盟这一连串战略决策都是鲁肃主导的结果，而这一决策是符合当时三国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了他高出于同时代人的高瞻远瞩之胆略，实为当时第一流的战略家。
本书还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而补充了不少三国历史方面的内容。著者指出，河姆渡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恰恰就位于三国时代吴国和蜀国的所在地，“所以说三国时代是中国统一与分裂、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时代”。在叙述吴国的内政问题时，本书补充了近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资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吴国乃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三国历史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以往文献资料的局限而别开生面。这一考古资料的补充表明本书对于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
最后还应当指出，本书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本书认为吴、蜀所订二帝并尊的互不侵犯盟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帝国站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上缔结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独一无二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只有在三国这个特殊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早在西汉前期汉与匈奴之间就曾经订立过这样的条约，当时汉皇帝和匈奴单于订立的和亲条约，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尊号和统治地位，规定互不侵犯边境的条约。如此的个别之处，是我们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地方。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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