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逸飞：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导读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本文原载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5月29日。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导读
游逸飞
（中兴大学助理教授）
若不算王子今于2009年出版的《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文世界的秦汉史通论已久未更新，学界多半还在使用三十年前林剑鸣的《秦汉史》，甚至连民国初年钱穆的《秦汉史》也常为学者的重要参考书。故日本讲谈社“中国の历史”多卷本中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的引进，无疑为中文世界的秦汉史通论注入一道活水，也让我们翘首企盼新的中文秦汉史通论的书写出版。
过去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往往具有相对浓厚的理论色彩，令中文世界的读者不易把握。但拜日本学界强盛的公众史学写作传统所赐，《始皇帝的遗产》文笔流畅，内容可谓平易近人。虽然我在愉悦阅读的同时，也不免想念日本学者精深晦涩的概念思考。
至少在中文世界里，过去的秦汉史通论，或因出版条件的限制、或因重文献而轻图像，所附的文物图版往往少得可怜，历史当真成了“黑白”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拜讲坛社“中国の历史”规划所赐，《始皇帝的遗产》配置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图版，从金缕玉衣到随葬陶俑，从竹木简到画像砖，在在带给读者丰富的视觉飨宴。本文想进一步强调这些文物图版并非简单的插图、文字的附庸，它们是活生生的史料，带有文献未曾留下的历史讯息，必须和文字一样被细腻解读，方能从中得出新鲜的历史认识。透过《始皇帝的遗产》，读者得以更贴近文物，逐步走入情境化的历史。
例如《始皇帝的遗产》指出凶恶的蚩尤在汉代是以“军神”形象出现，然后配置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上的蚩尤形象，头与四肢各持戈、剑、弩等五种兵器，不仅图文互证，画像石更引导读者去注意蚩尤发明“五兵”的传说。
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上的蚩尤
再如书中的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照片，棺中的死者从头到脚摆放着千余枚竹简，如此特殊的随葬现象反映这些以法律文书为主体的竹简深受墓主重视。参照《后汉书》里儒生周磐以儒家经典《尚书》随葬之例，睡虎地秦墓似乎显示秦汉文法吏发展出自我的身分认同。千枚睡虎地秦简文字上头没有记载的历史现象，一张睡虎地秦墓棺内平面图便可充分展现。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棺中照片
文物的功能不仅是补充文字的历史而已，作者还尝试根据出土文物去重新解释文字的历史。例如他根据西汉阳信公主陪葬坑出土的中空鎏金铜马，推测汉朝使者从大宛带回来的金马可能也是一样的形制。此说虽无法确证，但无疑开启了一扇窗，不仅让读者更加重视文物，藉此反思原先所知的历史；更引导读者将历史情境化，不再只是读到文献表面的“金马”二字，而是能具体推敲金马的形状、质材及制作方式。
西汉阳信公主陪葬坑出土的中空鎏金铜马
文物只是将历史情境化的契机之一，掌握将历史情境化的技巧后，仅凭文字，我们亦可建构出生动活泼的情境化历史，甚至据此探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发掘前所未见的历史真相，这就是情境史的意义所在。
作者注意到项羽的叔叔项梁在栎阳有案在身时，透过蕲县狱掾曹咎跟栎阳狱掾司马欣联络，方得以脱身。面对这一历史故事，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项羽后来封司马欣为塞王，曹咎也当上海春侯、大司马。项氏叔侄显然颇念旧情、知恩图报，与大杀功臣、“不知老父处”的刘邦大相径庭。这正是司马迁书写项、刘的用意之一。
但作者并未停留在“善体太史公意”的层次，他进一步指出曹咎与司马欣的关系并非偶然，在识字率不高的秦汉社会里，“狱掾”不宜等闲视之，这群拥有专业法律知识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广泛的人际网络。相较于“细察人情”的传统史家，现代史家更关心个人如何组织成群体、庞大的帝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作者探讨此故事背后的普遍性背景，突破了个案的限制，超越项梁、曹咎、司马欣等个人，进入了社会史的层次，值得咀嚼再三。
本文想从制度史的背景，进一步为狱掾的人际网络补充论证。根据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文书，我们已知秦至汉初最基层的史职为世袭性官职：只有“史”的儿子可以在十七岁时进入“学室”、成为“史学童”，用三年的时间学习文字等相关知识，然后通过统一考试，分发为吏。考试成绩优异者，有机会进入郡甚至中央政府担任地位更高的史职。掌握这一制度，我们便可理解为何栎阳与蕲县远距千里，两地的狱掾却可以有所往来。狱掾之间的人际网络，是在整个史职培养、任用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推而广之，先秦以来各个独立的地域社会之所以能凝聚成一个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得以成为帝国统治下的吏民，其原理亦可从各种帝国制度中窥见。制度史与社会史相依互存，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复杂关系于焉呈现。而上述所有历史解释的起点，皆来自于生动且深入地重建历史情境。
秦至汉初的史职制度所建立的历史情境，还有助于解决一个两千年来聚讼纷纭、但本书的多数读者可能会忽略的问题——刘邦的年龄。《始皇帝的遗产》书末提供了一份历史年表，其中在公元前247年记载了“刘邦出生”。这样的书写体裁，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刘邦在此年出生是一项历史常识、甚至是定论。其实不然，此说虽有其文献根据（《汉书·高帝纪》师古注引臣瓒曰），但信从者不多，绝非常识或定论。学界较普遍接受的是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之说，其根据同样为早期注解（《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
虽然限于体例，本书在此未能详论，但我受其启发，细究刘邦的年龄问题后，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见，转而支持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之说，为什么呢？
除了早年的故事，刘邦为人熟知的事迹，多见于他成为沛公之后。此时刘邦已近中年，上述刘邦生年的二说，相差不过十岁，对一个接近中年的男子来说，并没有显著区别，因此不易论定二说优劣。
但对年轻时的刘邦来说，“十岁”的差异不可谓不大。而上面介绍的秦至汉初的史职制度，又为我们提供了相对精确且普遍适用的制度社会史背景。今日我们如果细细考察刘邦早年的事迹，并结合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新认识，其实不难找出关键证据，解决刘邦生年这个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疑难问题。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
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由于《礼记·曲礼》记载“三十曰壮”，过去学者往往认为刘邦要到三十岁以后才通过考试，担任泗水亭长。如此一来，可以说刘邦甫登上历史舞台便已年纪不小，于公元前256年出生之说自然与之更为协调，遂成为主流。
但刘邦“试为吏”的制度，应与上述秦至汉初的史职制度有着密切关联。十七岁的“史子”在“学室”学满三年，通过考试担任史职时应是十九岁。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叶书》）恰恰记载了墓主“喜”十七岁时“傅”，十九岁时任史，与上述制度非常契合。张家山汉简也存在大量以“十七岁”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据此我们可笃定地说《史记》此处“壮”的具体年纪，应根据秦至汉初的制度与法律理解为“十七岁”，“十七岁”是当时编户齐民的成年标准。《礼记》的“三十曰壮”，即使渊源自周代贵族社会，在秦至汉初也只存于儒家典籍之中，与现实制度的关系并不密切。因此〈高祖本纪〉的记载必须理解为刘邦年满十七岁以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泗水亭长。即使刘邦没有在十九岁时就考上，也不应间隔太久。如此一来，刘邦成为泗水亭长的年纪至多二十出头，与三十岁的传统说法恰好差了十岁左右，于公元前247年出生之说显然更加协调。
除了成年及任吏年龄，婚龄亦是可以参考的社会标准。由于刘邦与吕雉结婚的时间必为秦统一天下之后。若以上述推论为前提，秦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时，刘邦的年纪为二十七岁。若不久便与未来的岳父吕公相见，就可能在三十岁前后与吕雉完婚。相较之下，公元前256年出生之说导致刘邦必定在三十五岁以后，方与吕雉完婚。综合上述对刘邦成年及任吏年龄的探讨，我们几乎不必考虑刘邦晚婚的可能性。
刘邦年龄大十岁、小十岁，只是一个细微的历史考证，并不影响重大的历史解释，但这个例子颇有助于我们理解“情境史”的价值与意义。两千年来曾关心此问题的学者必然都熟读《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对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于秦统一后与吕雉完婚的史实了若指掌。但只有根据出土文献清晰重建刘邦成年及考试任吏的历史情境后，我们才能将这些历史事实准确地安置在刘邦的编年史中，进而对刘邦的婚龄与生年得出恰当的结论。
上文尝试探讨《始皇帝的遗产》一书带给我们的几个“情境史”佳例，希望让读者理解将历史情境化的重要性。接下来我想讨论一则《始皇帝的遗产》并未述及的史事。
《始皇帝的遗产》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诸吕之乱后，周勃等功臣将代王刘恒迎来即位、成为汉文帝的过程，波澜壮阔，耸动人心。但与《史记》、《汉书》的叙事相比，或因篇幅有限之故，《始皇帝的遗产》笔下的代王在此过程当中直如扯线木偶，任群臣摆布。
其实从《史记》、《汉书》里刘恒在代国与群臣议事、派遣大臣入京等举措，我们很容易读出汉文帝的谨慎与果断，其能成为一代贤君，绝非巧合。周勃等群臣虽然占据了主动，但其政治手腕未必高于刘恒。而代王即天子位的过程中，有一处《始皇帝的遗产》删去的细节，尤其值得我们品味再三，那就是在代王府邸里，周勃等群臣固请代王即天子时：
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
根据如淳注，此处座次的东西向为主客位，南北向为君臣位。代王一开始西向坐，连续往北侧身避让三次，然后转身南向坐于君位，再经过两次推辞，完成了从东西主客位到南北君臣位的乾坤大挪移。透过座次的转换，代王与群臣的关系也从主客关系转换为君臣关系，简单明了，似无剩义，这或许就是《始皇帝的遗产》将此细节删去的原因。
但若我们配合示意图，具体重建当时的历史情境，便不难见识到代王巧妙的政治艺术，从而对此细节提出新的诠释。一开始西向坐的代王，为什么要连续往北侧身避让三次，才转身南向坐于君位呢？复原当时的场景，代王往北一让再让三让，让到最后座位已接近北墙，无法再往北侧身避让，于是只好转身南向，应是最合理的解释。进一步说，西向坐的代王，最终若要转为南向坐，一开始的侧身避让方向就必须往北，不可往南。若往南侧身避让，不管几次，最终只能转身北向，反居于臣位。虽然往北避让与往南避让的或然率各占百分之五十，但就结果论言之、就历史书写言之、就帝王心术言之，代王一开始往北避让的举动，应是有意为之，代王迈出第一步之时，便已考虑到五让之后即天子位的结果。
“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整个场面虽有如行云流水般自然，但背后却隐藏着精心周详的安排，体现了代王洗练的政治艺术。如果周勃等群臣当时体会到代王的用心，并积极配合代王的举动，那整个场面就是一场精彩的政治表演。
“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何其自然！何其巧妙！如果我们没有将历史情境化，就不能读懂司马迁十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不能理解政治史的复杂机巧。情境史是我们读懂历史的一把必备钥匙。
代王与群臣让位示意图
本文最后想举一个例子，藉此说明《始皇帝的遗产》所揭示的诸种历史情境并非定于一尊，或有商榷空间。读者应以中正平和之心，享受作者带来的知识飨宴，不轻疑，亦不轻信。
作者探讨二十一世纪的重大发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时，主张里耶秦简的出土地——两千年前的迁陵县，是秦人从洞庭湖沿着沅水、酉水逆流而上，在酉水上游设置的据点，并指出这一行进方向与《桃花源记》中的渔夫驾着小船自沅水逆流而上一致。除了《桃花源记》，作者应该还参考了两种交通路线：一是今日从湖南省会长沙前往里耶的路线，一是里耶秦简里洞庭郡传递公文到迁陵县的路线。此说既符合当时公文传递的路线，又符合后世及现代的交通，建构的历史情境似无疑义。
但当我们考虑到更多历史情境时，未始不能提出别解。第一，当代里耶镇亦有道路通往西北方的重庆。第二，里耶秦简里有迁陵县与西北方的巴郡属县涪陵往来的纪录，这条“西北道”在当时确实存在。第三，考古学者指出湘西地区有不少战国中晚期的楚城遗址，反映了当时西秦东楚在此区域拉锯角力的情势。里耶古城当不自外于此。综上所述，迁陵县亦可能为秦人自巴蜀顺流东下，侵略楚国的桥头堡；也是秦人雄踞湘西山地，虎视洞庭湖平原的哨站。我们甚至不妨考虑秦王政二十五年置迁陵县之前，秦人便已控制这一地区，甚至筑城的可能性。
秦代洞庭郡疆域示意图
历史情境千变万化，随着人事时地物的不同，情境也随之改变，几无规律与通则可循。而“人”所处的情势、环境方可称之为“情境”，故历史情境必然参杂了所处之人的主观认识，并非绝对客观的存在。历史学者要想掌握并不客观的历史情境，自然也得运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于是每个人所描绘的历史情境，绝不会完全一致。撰写一部秦汉史通论，显然不可能建立全面而统一的历史情境，引发诸多议论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以上几个情境史的例子，只是餐前小菜，希望有助于引出《始皇帝的遗产》所揭示的精彩历史情境，让读者大快朵颐，进而建构出更深入的历史情境。历史情境于焉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更加丰富。
（作者自注：“本文的部分观点曾得阎鸿中老师赐教，示意图由陈弘音协助绘制，唯一切错误皆由我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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