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如何认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推荐序
阎步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中国的历史》，将以中文出版，提供给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其中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史。他以中国为中心，对东亚的政治史、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等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这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深入浅出，文笔兼平实与活泼之致，颇具可读性；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叙述和解说，来自川本先生长期研究的个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学界对此期历史的许多看法。被译为中文的日本中国史论著，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历史》这个系列，包括川本先生的这部著作，应能推动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
因地缘临近的关系和悠久的文化交流，日本对中国史的了解较早且相当深入。其传统学风本来就具有细密扎实的特点，中国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化了其浓厚的实证精神。明治以来，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又催生了现代的新鲜眼光。对中国语言的熟悉，更是其超过西方学者的得天独厚优势。有的中国学者这样评价：在中国之外，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绩，在总体上超过欧美。
在宏观框架和具体史实的解释上，中日学者各有见仁见智之处。这一点自是读者所当注意且最有启迪的。例如，川本先生在本书的“前言”部分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出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知识分子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所谓“贵族制”，乃是日本学者长久研讨的论题，涉及了其对魏晋南北朝的总体看法。文史专业的中国读者，对之当然不会陌生；而对非文史专业的读者，就未必都清楚了。
近代以来，在用新眼光审视中国史上，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一步。“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把中国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所谓“上古”或“古代”，至东汉中期而止，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期。经东汉中期到西晋的过渡，进入了六朝这个“中世”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贵族制”：“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唐宋之际，中国又向“近世”推进。
这个“三段论”的模式，看上去与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有某种可比之处。“近世”的各种变化，是参照西欧“近世”而被阐述的。又，法国学者白乐日、谢和耐所勾勒的中国史分期，与之有类似之处。
“古代国家”、“六朝贵族”、“唐宋变革”等论题，此后被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不断地充实、深化。在“贵族制”的长久讨论中，各种观点纷纷涌现，异彩纷呈。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学人，与京都学派不尽相同，对中古“贵族的自律性”的评估没那么大，对此期的君权和官僚身份，则有更多的强调。矢野认为，“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贵族就是寄生官僚”（《门阀社会成立史》）。越智主张，贵族阶层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成立，从而凸显了君主对于贵族阶级的优越性（《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川本先生是越智的学生。其对“贵族制”的认知，构成了本书中相关人物、事件、制度的背景。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阐述了“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第四章的标题是“江南贵族社会”，其第一节的标题是“东晋的贵族社会”，都反映了这样一点。这是中国读者所当注意的。又如，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被译为“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原文是“貴族制の変容と宋·斉軍事政権”），所申说的实际是“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这就是在提示读者，由贵族制到军人政权，其间已发生了某种“转变”。按，此前越智已提出，自刘宋到梁武帝天监年间，由于皇帝改革，通过起用寒人阶层而加强了皇权，贵族便丧失了“自律性”。宫崎市定对此期政治变动的阐述，是“军阀帝王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序）。中国学者田余庆先生，则把刘裕集团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相关论点的同异，不妨对照观看。
中国现代史学的萌发过程中，一代宗师也在不断涌现。除了各个专题、断代研究的巨大进步外，在历史分期方面，两千年传统史学家们闻所未闻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被学人纳入视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其中郭沫若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借助“五种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框架，最富理论性。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功业”（《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在郭氏的最终看法中，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战国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之一，在于“豪强士族地主”。因种种原因，郭氏的分期之法进入了大学与中学教科书。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和书刊，至今仍然习用着“战国以来的封建社会”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史的若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主张“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出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仲荦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魏晋南北朝史》）
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因以唯物史观为本，中国学者更多聚焦于“所有制”的辨析之上。而日本学界对“贵族制”的讨论，通过各种事象辨析皇权、贵族、官僚之关系，相对更为细密，其分析方法，即便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当然，对士族门阀现象，中国学者仍有非常出色的研究，如唐长孺先生对士族升降沉浮等现象的讨论，如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阐述。同时在“二战”之后，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日本史学，对经济关系大为重视了，发展出了把汉唐间的社会视为奴隶制、农奴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新看法；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也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如租佃制）和社会层面（如“共同体”）推进了。
“战国封建论”与战国秦汉的剧烈社会转型合拍。这时发生了一个剧烈转型，古人也作此观感。王夫之有“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之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间一大变局”之说。“魏晋封建论”把汉晋之交处理为两大社会形态的转捩之点，自此之后，就一直“封建”下去了。在这里，以及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战国的那场历史巨变不够鲜明。“唐宋变革”的提法，令中国史的中后期波澜再起，以此来解说唐宋间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会感觉很“给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关注大增，若干唐宋史学者乐于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参用其说。在内藤的“三段论”中，“贵族制”与“唐宋变革”是相关的。“变革”的表现之一被认为是君主独裁，而六朝的“贵族制”，就反衬出了唐宋间的变化足以构成“变革”，是划时代的。但如认为六朝大体仍是皇权主导，贵族制只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社会形态，那么它与宋代君主独裁的反差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到足以构成“变革”的程度，就应再行推敲了。
除了“贵族制”之外，民族问题，一向被看做魏晋南北朝的又一时代主题。东亚民族研究，是川本先生用力最勤的课题之一，有专著专论。本书也把此期确定为一个“汉民族与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大对抗、大融合时期”，并揭举了这样的任务：“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这个时期将会有什么样的真相浮出水面？”进而对十六国北朝的胡汉民族、胡汉政治集团和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对相关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论述。（当然，南方少数族问题也未被忽略）
对此期胡汉关系的大趋势，作者使用了“中国化”一词。第七章第二节的一个论断，就是“孝文帝的各项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中国化”的用词，也被用于解释此期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即对东亚各地区的外部辐射。这也是川本先生长期致力的论题之一。较早时候，中国学者在论述十六国北朝时，除了使用“汉化”一词之外，还有人使用过“封建化”的概念。这个“封建化”概念，其实是容易引起疑问的，因为对什么是封建制，有很不相同的定义。川本先生还进一步提出“华夷秩序的变貌”的问题：原属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朝发展为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是一种逆转现象”，“原来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这里展现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实，此期北方少数族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什么？无疑值得深思。
内藤湖南的上古、中古和近世“三段论”，不妨说是一种“文化史观”。如内藤之所云：“我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上古史》绪言）内藤认为，受中国文化浸润的异民族，又给了中国本土以反作用，使中国这个逐步衰颓的民族得以“返青”（《新支那论》）。进而，宫崎市定伸张“朴素主义”之说，意谓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走向纤细颓靡；而胡族入主带来的“朴素主义”，使中华得以克服了“文明主义”的颓靡（《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这类论点因其背后的政治意向，即适应当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意向，在“二战”之后受到批判。中国学者的常见表述，是此期的所谓“五胡”经“汉化”而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从而在经历了民族冲突之后，迎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唐长孺先生在若干年前提出了“南朝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进入唐朝之后，北朝在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残留影响，就在不断地淡化，并向南朝所代表的方向转变；由此看来，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这一论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周边少数族“汉化”的必然性。而数十年前陈寅恪先生论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吴宓转述）。如果这样的话，北朝就不完全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了。李唐皇室血统的考证，连带引发了陈氏的这一感想，但无更进一步的具体讨论。钱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病”的时代，而北朝受病较浅；北周继承了汉代儒学，用周礼改制，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钱穆：《纵论南北朝隋唐的儒学》，《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钱穆既承认北朝的振兴政治之功，又将之归结为中华文化之功，而且把它具体化了，具体化到儒学、周礼之上了。田余庆先生又有“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的论断（《东晋门阀政治》）。
对十六国北朝史的不同认识，在更大范围上说，还涉及了历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现象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程树德、陈寅恪都曾对南北朝的制度源流关系提出专论。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南北差异，是又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话题，并且可以在借鉴政治学方法，在政治结构、政治集团、政治文化多方面深入下去。近年李治安先生还以“南制─北制”视角观察元明时代，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南北朝”的论题（《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经济史观”所使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模式，来自西方史学；将其用于中国史，难免会引发另一些学者的“生硬”之感。基于“文化史观”的“三段论”，与西欧史的“三阶段”有神似处。而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节奏与韵律，是否被淡化了呢？在内藤湖南观察欧洲思想史时，已看到了一个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进程。日本学者讨论日本史的“近世”，比照西欧从文艺复兴向绝对王权的发展，以镰仓、室町时代为“近世”，由此进及中国史的“近世”，即以宋元明为“近世”。学界曾有“打破王朝体系”的尝试。内藤云：“从历史特别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唐宋时代’这个惯用语是没有意义的。”打破了“王朝体系”，很多新鲜线索随即就能映入眼帘；但王朝的治、乱、分、合，其实也是中国史的固有发展逻辑的一个反映。六朝与隋唐被划入了一个时代，可它们一个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其政治社会面貌，存在着巨大差异。借用西欧近代化的诸特点来解释唐宋历史，未必尽皆贴合。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提法，也并非不能质疑。若无外力推动，而是沿着自己的“历史中轴线”自然前行，明清真的进入“后期”了吗？实际上，大多数的中日研究者，仍是在力图发掘中国历史之独特性的。像“贵族制”、“非封建的中世”等提法，日本学者认为恰好就是中国有异于西欧中世纪的独特之处。而郭沫若的封建分期，也被评论为“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这个改革与东欧、俄罗斯改革的重大差异，给了学人新的刺激与想象。一些日本学者再度反省中国史，指出了“经济史观”（主要是“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即前述“三段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专制国家论”的新切入路径，或采用“世界体系”、“全球化”等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等等，很多尝试已超越了旧说。近年来，我揭举“制度史观”，参考田余庆先生的若干论述，试图用“常态─变态─回归”等概念，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详见我近年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值21世纪，期望“中国历史独特性”和“全球化”两点，能给认识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宏大问题的。从系统、结构上看历史，与从其他视角看历史，各有千秋。毕竟，每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独一无二、无限丰富的意义，其与“史观”的关系，只是理解它们的无数途径之一，远非全部。那么，川本先生此书对各个人物、事件与现象的具体论述，各具匠心、各有胜境，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异同，相信同样能够引发阅读兴趣。无论如何，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有助于磨砺中国读者的眼力与思维。
因编辑杨晓燕女士力促，勉为此序，仅就个人眼下思绪所及，表达若干感想而已。写作之中，王铿、徐冲、孙正军诸君分别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谨此致谢。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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