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陈金华：佛教与东亚文化的合作研究与“场域”经营

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2017年12月31日。

陈金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学系教授，曾担任加拿大国立东亚佛教讲座教授多年，并曾在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任职。英文专著有Making and Remaking History (1999)﹑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2002)﹑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2007)﹑Legend and Legitimation (2009)﹑Crossfire (2010)。在HJAS﹑JAS﹑T’oung Pao﹑BSOAS﹑Asia Major等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合编论文集七部。其中有关佛教跨文化功能的若干英文文章，经修订﹑翻译后，2016年由中西书局结集出版为《佛教与中外交流》一书。

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之邀，著名东亚佛教史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学系陈金华教授于2017年12月11日莅临武汉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为武大师生带来两场精彩的专场报告之外，还主持了一场关于佛教与东亚宗教多媒质与跨学科国际性合作研究的学术座谈，座谈得到了来自武汉地区相关领域学者的积极响应，与谈嘉宾们就本地学术资源的特征与优势﹑合作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及数据库建立等具体问题予以了热情的回应。即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姜虎愚对陈金华教授进行了采访。 

2017年12月12日陈金华教授在武汉大学校史馆与唐长孺先生照片合影。

姜虎愚：感谢陈老师能就推介From theGround up（拔地入云）这一宏伟的国际性佛教与东亚宗教研究项目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座谈，请问老师对这次活动有何感想？

陈金华：这次座谈能得到武汉地区这么多同行的支持，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与支持，我深感荣幸，也非常感佩。武汉大学一直是我们项目的重要合作者，我们也期待着能与区域内的兄弟院校及其他合作者保持积极的联系。这一为期七年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主旨在于更好地发现﹑研究并传播东亚地区所保存的文本及图像资料，注重打破国界﹑学科及既有的学人群体之间的限隔，我们也已经凝聚了来自东亚与欧美众多顶尖院校的研究力量。

目前的主要课题有以下三个：1.科技与媒介和宗教发展间的关系；2.文本的经典化﹑正统化及其影响；3.图像﹑文本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三个大项下又分别设五个小项，分别由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主持。具体信息大家可以详参我们的官方网站Frogbear.org。

这个项目自一年以前启动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它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个涵括了合作性研究﹑学术会议﹑出版﹑展览﹑数据库建立及人才培养的巨大的国际性事业，除了来自加拿大政府及商界﹑教界的大力支持外，也有赖于同行们不断建言献策，亲身参与。在维系与扩展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始终坚持的理念，比如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促进学教商政与中外学术交流合作的开放精神以及坚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等，此外保持动态与开放的态度也是维持项目生命力的关键。就具体研究项目而言，从选题﹑团队成员、到研究方法的选择都视研究者之间的协调与需求而定，整个研究项目群也一直在“进行时”中不断生长。

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搭建起一个平台显得特别重要，除了东亚地区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扮演越发关键的角色以外，也由于近年来整个人文学界的普遍弱势，我想不同国家的同行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所体会；主要体现在政府投入资金与关注的减少，学科所能吸引到的学生日渐萎缩等等。为了对治这种人文科学的窘境，投身本国际项目的各国同仁带着更多的主动性将各界通力合作的场域建立起来，希望有助于走出困境，激活更多的生命力，也为未来这类合作项目提供一个可靠的范式。

2017年12月15日陈金华教授在《佛教与东亚宗教国际性合作研究》座谈会上引言。

姜虎愚：老师能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两场学术讲座的主要内容吗？

陈金华：这两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我对中古佛教与社会关系的一些新思考。第一场《中国佛教在安史之乱后的历史转向》实际上是我正在完稿中的Collusionand Collision：Buddhismand Taoism’s Politico-economic Roles in the Tang Restoration (704-713)一书的最后一章。安史之乱作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吸引我的是其背后世界性大帝国之所以崩解的内在逻辑，以及它对世界史发展轨迹的改辙，以及世界秩序的重构所起到的重大意义。我认为该逻辑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帝国利益集团对世界性帝国赖以崛起与扩张的普世价值的反噬。包括唐周帝国在内的世界性大帝国都建立在三大要素之上：即政治权力、跨地域商业网络、与提供普世价值体系的世界性宗教。在这些要素的交织中，定义世界性大帝国的全球化进程也在资源与价值的双重维度上进行着。这些要素统一于向外扩张的内在需求，但其发展也有着彼此相异的独特区隔。如政治力始终保持对疆界的执着，而宗教力则寻求对边界的超越。三种权力间的张力预示了唐周帝国发展之隐患的两对根本矛盾：即追求全人类福祉的普世价值与植根于集团利益的地域价值间的矛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贸易文明与追求社会稳定的农耕-手工文化之间的矛盾。最终，这两对矛盾中的后者都否定了前者，帝国则在收缩中目睹了全球化进程的崩解。

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观察安史之乱以前的唐周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佛教，这一自古以来“一带一路”上国际贸易的天然伙伴，同时也是卓具商业精神与国际品格的世界性宗教，值此又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努力。而武则天也继阿育王﹑梁武帝及隋文帝之后，成为史上最成功的佛教全球化浪潮的引领者。武周帝国也因此被形塑为佛教世界的新中心，并藉由佛教在制度创新、吸纳人才、及建立商业网络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遗憾的是，李武交接之后，玄宗旋即摈弃了“武周遗产”，而开放开明的世界主义也转向了内敛自持的孤立主义：对外部世界采取对抗态度，对内则重农鄙商，对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也受到阻遏。最终，对西域诸国的穷兵黩武，阻隔了与中亚的商道沟通，导致国家收入锐减，军队开支难以为继，进而被“外包”给了中亚诸商团所支持的胡族军事首领与各地的割据势力。重器旁落，最终导致的751年怛罗斯惨败，成为“安史之乱”的蒿矢。而安史之乱以后的佛教发展也有值得重视之处，比如都市佛教颓败之后，佛教向非中心地区的扩散中佛教领袖与地方节度使的结合，以及乘之而兴的禅宗与农耕文明的合流等等。

纵观以上，我们还需要对佛教与唐周政权及安史之乱的关系做全方位的考察，同时也应当从武后对关中本位主义﹑门阀主义﹑男权主义的颠覆等角度重新评价武周遗产，以及佛教对唐周帝国制度创新的贡献。此外，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也迈入了全球化进程的又一个关键转型期，就新的普世价值及其话语体系的形成，如何回归传统并面向未来，我想重新思考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也会有其关键的意义所在。

第二场《求异与整合：六朝佛教的身份认同与网络构建》源自我发表于《佛光论文集》（宜兰：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2015年）的《和禅师考》一文，比起第一场带有更多传统考证史学的趣味，但与前一场一样，我仍在其中贯穿了对政治权力与佛教权力之间协调与差异的思考；这一思考让我对这个曾经长期被史家所误解的，往来金陵与邺下的僧团抱有兴趣。问题的出发点来自《续高僧传·慧可传》末被捎带述及的一位“和禅师”。此人在后世所纂集的禅门历史中多被视为慧可门人。但通过爬梳相关史料，特别是《善慧大士语录》中由陈代名士周弘正所作的慧和传记，我认为这名“和禅师”可能就是傅大士的重要门人慧和阇梨。同时因为在知识趣味与信仰实践（林葬与自戕）取向方面的吻合，慧和还有可能是《续高僧传》中静霭﹑玄景及慧侃诸高僧之师，并在当时的佛教界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一考证能够成立，那么随着这位之前行迹湮没且长期被误认为慧可门人的和禅师一起浮出水面的，还有一系列6至7世纪曾活跃于金陵与邺下一南一北两个佛教中心的僧侣群体。在考证工作之余，这一结论也提醒我们要对僧传的成立，及后世纂成的正统禅史中的话语霸权保持清醒的认识。

历史记忆与话语之间的共存并不是静态与和平的，而是充满着“主流”与“正统”的敘述对游离其外的非主流的敘述的打压甚至破坏。可能这一态度有些消极，但在历史真实的破立，即重塑与解构之间，我总倾向于为后者而工作，这也算是历史研究对于我的趣味之一。我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鸿沟一直提醒着我，在从事历史研究时应当保持谦卑的态度。

此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陈志远博士在《佛教史研究》第1卷为我的汉译论文集《佛教与中外交流》（中西书局，2016年）作了一篇很用心的书评，对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加以参考。

《佛教与中外交流》

姜虎愚：请问老师对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有何打算？

陈金华：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的选题往往是随遇而安的，我很享受偶然性所带给我的惊喜与别样风景。我博士论文最初预定的研究对象曾经是唐科学僧人一行。但后来在研究过程当中，日僧最澄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研究计划也就相应转向，而关于一行的书稿至今仍保存在电脑里。这一段经历也可见于我的最澄研究的致谢部分（Legend andLegitimation: The Formation of Tendai Esoteric Buddhism in Japan, Mélange Chinois et Bouddhiques, Vol.30,2009, xi）。如今年过半百，对于我来说比起要研究什么，更重要的是思考不研究什么——我得把时间与精力都放在我认为更有价值的题目之上。但我想日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学术要点我还是会始终关注的：政治﹑商业及宗教之权力间的异同与互动；宗教与灾难；知识与其传播媒介；佛教与商业精神等等。

姜虎愚：除了学术产出以外，您在经营学术公共事业方面更是卓有成就，请问在此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计划与期待？

陈金华：在我和同仁们所经营的事业当中，佛教与东亚文化国际研修班，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佛教班”一直是让我们颇感自豪的。最早于2008年洛阳白马寺举办第一期，到如今已跨入第十个年头，从最初的暑期班，到之后寒假班以及最新的精英班的开展，得到了如此众多的师生与各界合作者的支持，大家能够从中各有所获，是我们由衷感到欣慰的。我们也会不懈努力，相信这些学术志业还可以获得进一步的质变，也请大家保持对我们的关注。

在From the Ground Up以及佛教班的运营背后，有一个我十分重视的理念，那就是对“场域”的经营。所谓“场域”，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平台，或者说人际与资源的网络。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商业家与宗教家，其能力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某一特定场域的营建、维持、扩张与创新，以期时时保持其独特性。我十几年前在东京大学任教之时，曾对一些特异的僧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也激起了我对为何与如何经营场域的一些初心，这些初心的密码保存在我《圣善寺考论》一文当中（见李四龙主编：《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1-510页）。对我来说，这篇文章有着特殊的意义，有心的朋友也可探寻一下个中端倪。

对于当下总体上有些衰颓的人文学界而言，在保证学术应有之义的纯洁性的前提下，不妨创造出这样一个场域，可以让商界﹑教界甚至政界的精英，与不同领域，不同国界的学人们走到一起相互交流。武周时期的空前繁荣正与佛教的开放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亚洲各地的物质与人才资源，缘着普世性信仰的纽带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夏，最终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场域打造成形之后，人们之间的沟通往来，往往会生长出令人惊喜的结果。其中一个弥足珍贵的成果则是学人们通过成为场域的规则制定者与积极参与者，能够收获一份独立与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学术资源得到充分保证，不再为资金问题忧心忡忡，也不再受过多非学术条件掣肘，相信学人们能为纯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话语及价值的重塑做出更多的贡献。  

也正因如此，我对怀抱着淑世精神的青年学人们有着特别的期待，那就是在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学术自信之后，可以尝试锻炼自己经营场域的能力，站在更高的层次思考学术之“用”的问题。而如果带着清高的姿态，让学术过分沦为纯粹闲暇式的消遣活动，那么它就会失去本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学人恐怕也难以摆脱食人之施的依附者身份。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十个大字学人们已经烂熟不过，但如果想要真正地践行，也应当有意识地参与到场域经营中来。

姜虎愚：十分感佩您的现实关照能圆融地体现在您的学问与实践当中。最后，能为有志于佛教与东亚文化研究的同学们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心得与建议吗？

陈金华：我想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着的，要言之可以归纳为三点：所有的区域史研究都应该带有世界史的关怀；所有的个案研究最终都应统一到某个宏观问题的整体当中；所有对既往时代的研究都应该渗透对当前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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