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宜方：在台湾眺望世界帝国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命运的对位：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五线谱上跳舞？
廖宜方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
一
原书日文版出版于二〇〇五年，其后中国的广西师范大学取得翻译成中文简体并在中国销售的版权。本书则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另外翻译成中文繁体在台湾贩售。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一八九七年的上海，乃是近代中国最早、最成功与影响最大的新式出版事业之一。本篇导读之撰写者目前工作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一九二八年的广州，在动荡的社会中标举追求真知的大旗。
这两个机构，由于日中战争与共国内战而流徙各地，个别成员更因思想取向而分裂成不同的阵线，最后在国民党政权败退迁台之际，有些人决定留守家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有些人迁移渡海，落脚台湾。以上之所以介绍这两个机构的背景，意在提醒读者：一本书的诞生、一篇导读的成形，其背后有无数人的用心，其牵涉的条件与因素实有长远的渊源与复杂的牵连；一本日文书的中文译本之所以区分成繁简两体，两种译本皆有导读，而读者眼下这份不同于另外一篇的思想形貌，正反映了东亚政治与文化交错牵连又区隔差异的型态。迁台后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与中央研究院，在战后台湾的学术与出版、教育与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两个机构未迁台，则台湾战后的社会与文化面貌必与今日大不同，读者不一定能看到手中的这本书和导言。历史研究的众多目标之一，是希望读者能从当下看似理所当然的表象，找出人事地物在过去时间中的蛛丝马迹，从而对眼前的事象产生恍然大悟的理解，进而让人能从散乱的蹄印中一眼看出敌军的数量、动向与士气，或清楚辨识、一手拨开纠缠的蜘蛛丝。
二
公元七世纪，来自关中的隋唐政权统一南北，重建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雄崌东亚大陆。此一新的形势，引起外围政治势力的关注。朝鲜半岛处于不同政权抗衡的格局已数百年，彼此混战、交互结盟。在此情势下，陆地相连的中国和一海之隔的日本（时称「倭」国），成为高句丽、新罗和百济既争取支持、又担忧介入过深的对象。然而，统一后的中国从东方虎视眈眈，从隋文帝、炀帝、唐太宗到高宗，皆曾派兵攻打高句丽；至于日本，对半岛南方，若非曾经直接统治，至少也有强大的影响力。终于在六六三年，在半岛西侧的白村江（或称白江，今称锦江），爆发一场国际战争。三年前遭唐与新罗联军灭国的百济，凭着各地遗民的游击力量，加上日本派遣的援军，向唐与新罗发起复国战争，但战争的结果让这个希望彻底沉没在白村江的浪花底下。
白村江之战的结果，不只改变了东亚国际政治的版图，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个人的命运。在六六〇年百济亡国之战中，有位将领黑齿常之先降伏唐军，但又叛逃加入遗民的反抗军，直到复国战争完全失败才彻底归顺唐国。他的军事才华深受肯定，逐渐获得唐帝国君臣的信任，从而在十余年后，率领唐国的军队在青海成功反击吐蕃。此后他转战东亚各地，不但在武则天夺权时平定在扬州举起的叛旗，更击败东突厥的侵略。黑齿常之以一介降将，立下汗马功劳、战功卓著，成为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最常胜不败的将军之一。但在武则天即位后的恐怖统治中，被猜忌、诬告，最后以谋反的罪名下狱而死。此时离他身为亡国降将的屈辱处境，已经超过二十年。像黑齿常之这样出身非汉民族的将领，称为蕃将。唐朝蕃将的数量之多，介入内外局势之深，乃其政治史与军事史的一大特色，更与唐朝的崛起、中衰与结束相始终。
异族降将，获得异国新君的重用，在之前与后来的历史中并不多见。那个时代和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不同：种族与政体并不强求一致的界限，「民族」与「国家」可以错开，没有后世强烈的爱国主义或种族歧视的意识型态。当时人并非不曾意识到人我出身的种族，但也没有提倡民族熔炉、多元文化或多样性这样的观念；虽不能说汉民族毫无文化优越，但人们也没有刻意强调汉民族及其文化至上。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共存，彷彿是自然与历史的常态。
黑齿常之的一生呈现出隋唐世界帝国中「军事人」的轨迹之一：他从边缘跨入核心，衔命四处征战，足迹踏遍塞外与江南。如此际遇，恐非他当年在朝鲜半岛所能预期。如果他在百济复国战中阵亡，唐国内外的战争是否还能长保胜利，亦属未知。他在人生的行旅中走出自己的命运，也参与形塑了大历史的面貌。
三
既然台湾的繁体中文译本与这篇导读，并非理所当然，那么追本溯源，日本学术界与出版业又为什么固定合作，针对中国历史，联手策划这样一套书，总集日本中国史学界研究成果一时之大成？甚至，日本人为什么要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去研究中国历史？其实，台湾商务印书馆决定引入这套作品，并另外邀请台湾的历史学者执笔导读，意在突显「台湾观点」。不过在此之前，或许我们应先了解原书「日本观点」的历史。
日本与中国密切互动，正始于本书讲述的隋唐时代。白村江一役败战后，日本逐步与唐修复外交关系，并派出遣唐使，学习唐的国家体制与先进文化，完成国家整合。这个时代常被视为「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开端：汉字、律令、佛教与儒学四个要素，从中国传播到日本、韩国和越南等。由于日本的国家形成和隋唐时代的历史直接相关，因此日本人了解隋唐时代，同时也意在探讨自己的历史。
日本派遣外交使节和留学生赴唐，前后一百多年。直到唐朝国势衰颓与内乱，这种官方交流终止于十世纪的宋朝开始之前。停止派遣后，日本也迈入「国风文化」（こくふうぶんか）阶段：即日本本土特质主导文化发展的走向。但日本仍透过民间贸易的往来，输入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包括书籍、绘画和器物等。即使到了江户时代限制外来贸易与传教，文化菁英多半具备阅读汉字并以之创作的教养。总之，日本与中国有长久的交流，认识中国是了解自身文化的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环。
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在西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此后一百五十年间，在鼎盛的国力下，学术研究蓬勃发展，伴随军事、政治与经济的侵略、殖民与扩张，同时也进行深入而周密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将知识的视野，幅射到亚洲其他地域。这是现代帝国主义与经济扩张对「他者」的探究：立足于地缘政治的前提，培养国民的知识力，思辨与探索「国族」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
除了黑齿常之，还有不少人因缘际会在从东北亚到中亚的陆地、从东南亚到南亚的海域上，凭着族群秉赋的文化，加上个人的才华，穿梭在不同的政体，或经商逐利，或行政管理，或学习与传播不同国度的语言、文化与宗教。这些奇材异能之士带动了不同地域的物质与知识的流通。
六八四年，反对者在扬州起兵对抗武则天的统治，黑齿常之率兵讨伐。数年后，当地的淳于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于十四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这所寺院正是武则天下令设立），法号鉴真。四年后，他北上长安、洛阳求学，在唐国佛教学术的中心研究佛教的学问；后来他返回故乡扬州主持僧尼的授戒事宜，逐渐在长江、淮河一带，成为众人景仰的高僧。七四二年，来自日本的遣唐僧拜访鉴真，请求他赴日授戒，协助日本整顿僧团纪律，以便国家管理。此时鉴真已经五十余岁，地位崇高。然而，他的弟子中竟然无人愿意冒险乘船渡海前往日本。鉴真决定以身作则，放下已有的事业，亲率弟子赴日。但他低估了此行的困难。由于这是鉴真个人的志愿，官方并不支持，反而屡加干扰。造船和聘雇船员，途中所需的粮食，以及带去日本的宗教与文化器物，各种开销都由鉴真筹措。这趟旅程更是多灾多难，前后耗费十二年，他不断设法从东南沿海港口出航，但变故迭起，以致足迹所至之地从今日的江苏、浙江，远至海南岛，直到第六次才成功抵达日本。这段期间，鉴真遭遇弟子的阻挠、死难、离弃和反叛，双目也因病失明。鉴真终于在七五三年成功抵日，此时已六十余岁。他获得日本朝廷的重视，首先为天皇授戒。
对佛教徒而言，佛陀生于天竺（印度），乃是世界中心，中国则属边地，海外岛屿更是边缘。如果说玄奘跋涉千万里，前往佛教圣地追寻原典，鉴真则是逆向走上边陲之路。而且，鉴真的大半生正当唐朝国力鼎盛，居住的扬州更是江南重镇。他为何决定离开舒适的环境，远离文明发达的地区，前往陌生异域的海外岛国？唐国的强盛吸引了其他地方各大宗教的人士从海陆两路前来中国，希望获得皇帝的赏赐、认可，乃至信奉。但鉴真却反其道而行。鉴真的坚定不移，反映出对佛教的信仰，如何赋予人强大的生命动力。此一动力驱使着一代又一代的僧人，奉献于文化的空间传播与世代传递，这正是中世「宗教人」身上最不凡的特质，否则有多少人能承受现实的残酷打击而不改本愿初心？如果鉴真中途放弃，或死于海难，日本佛教史和文化史是否会有不同的走向？
五
在东亚海域诸岛，台湾最晚、直到十七世纪才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随着汉人大量、长久定居，满清政权的征服、统治，台湾才纳入中国的统治。清代台湾是个快速「开发中」的新兴农业区，基层农工的移民、对岸商业资本的投入、本地土豪的形成，形构了两百年间台湾社会的面貌。
在这个求生求富的地区，尽管逐渐有了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和艺文活动，并与福建交流，但当时台湾是个文化滞后之地，与数百年来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江苏、浙江长久形成的菁英文化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在学术知识的条件上，不但缺乏大量而优质的藏书；知识社群的规模小、水平低，不足以形成同侪沟通讨论的网络。相形之下，对岸福建从十世纪起就在全国科举的中举人数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在十二世纪更孕育了东亚近世最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朱熹。
由于历史短而基础浅，廿世纪以前的台湾无从自中国传统学术中孕育本土的观点。所谓「观点」，必须具备主体性，并在自由的环境下思考本身所在的地理与历史位置。但在廿世纪前半期，台湾先从属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后半期又收受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型态。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虽然台湾人相当熟悉中国的历史，但往往也十分陌生，很难说台湾对中国历史具有自主性的「台湾观点」。
当我们企图摸索台湾观点之前，不妨先从反方向自问：看待中国历史，是否有哪些角度是我们惯性地看不到？哪些事是过去、乃至现在往往容易忽略不见的？过去的殖民统治和威权体制，官方主流的意识型态如何左右我们对中国及其历史的认识？
其中一个重要的误区是「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这个日文的学术用语，意思是认为自己代表「中华」：自己的文明、文化比外围的地域、民族与国家更优越，具有普遍的价值，轻视他人为落后和野蛮。世界各地都有热爱乡土、推崇邦国的心理，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自认为是唯一的中心。在中国的册封体制与东亚文化圈的时代，中国曾经是重要的枢纽、拥有先进的文明。但由此形成「中华思想」的世界观，传播到朝鲜、日本和台湾后，在这些地方也出现了相似的变种，即「小中华」、「皇国」等，主张自己才能体现真正的「中华」。这种心态从近代以来遭遇欧美文明的挑战，在重视文化多元性的全球化时代，更造成交流的障碍与彼此的隔阂。但这种心态并未消失，仍潜藏在许多人心中，不时浮现。身在台湾，如果我们不能适切理解中国的边缘和边缘以外的民族和国家，那我们也很难对中国及其历史有恰当的认识。
六
就在鉴真抵达日本的两年之后，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叛乱严重损伤唐的国力。为因应新的局势，帝国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采取许多措施来维持中央的权威。然而，地方权力的上升与基层民众的活跃，已成为新的历史动力。终于在八七五年，席卷半壁江山的黄巢，成为摧毁帝国权威及其结构的最后一击。针对黄巢，唐帝国派出江南的驻军，以扬州为基地进行征讨，并发布文告数落黄巢的罪状。这篇文章是由一位来自新罗的文士崔致远执笔。崔致远年仅十二岁，就被挑选出来、派赴唐国学习，更在二十岁考上进士，后来成为江南方面大员的幕僚和文胆。但黄巢的势力持续茁壮，攻陷唐的首都长安，在位皇帝再度像安史之乱的玄宗一样，避难四川。崔致远身在军中，透过各种情报和讯息，明白唐帝国此时正分崩离析，于是他决定返回故国，离开即将崩颓的文明核心区，回到地处边缘的家乡。
然而，与唐关系密切而友好的新罗，此时同样步向衰亡。黄巢之乱虽被平定，但从中崛起的新势力也结束了唐帝国，新罗则面临地方势力崛起的分裂危机。崔致远回到新罗，始知故国同样处在巨大的世变中，最后他可能目睹唐与新罗的亡国，在哀叹下离世。但他不晓得自己身后，朝鲜半岛逐渐发展出更具独立性格的文化，他教出来的学生在新统一的高丽王朝任官，他们推崇崔致远开拓朝鲜文学与思想的先驱地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的流动，以及朝鲜文化的独立发展。如果崔致远死于黄巢之乱，或留在中国，那么朝鲜文学史、思想史是否将因此改写？
崔致远是一位「文艺人」，他选择离开中国，象征唐帝国的衰落：东亚文明的单一核心，不论是长安或唐帝国，已经消失。新的时代格局逐渐形成：东亚各地的民族与国家，包括日本、朝鲜乃至东北亚与北亚的游牧民族，都发展出更明确的民族意识，对自身的独特文化更有自觉。
七
就像在其他时空所见，关键性的大战往往写下旧历史的句点，然后翻开时代的新一页：战争往往是长期时势的发展，因意外而爆发，其结果又成为新时代的契机。白村江之战的胜败，深刻影响了东亚的走向。中国介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引发与日本的国际战争，反而划下扩张的句点，推进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统一、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
自隋唐政权重建帝国，多次出兵东北亚，败多胜少，徒耗国力，最终已乏实力将朝鲜半岛纳入间接或直接统治的领土中，从而退出半岛、撤军内缩。但朝鲜半岛原本三强鼎立的均势因隋唐政权的介入而失衡，作为区域强权的高句丽屡屡独挡隋唐压境侵略的兵锋而国力大损，百济则两度遭唐与新罗联手灭国告终，最后由新罗统一朝鲜，走向国家整合的新阶段。对日本的大和政权来说，虽然战败，但在内外两方面加快脚步：除了与唐国修好，同时也建构防御工事，防范唐国跨海入侵。由于军事动员，加速了国家权力的形成，强化了大和王权的控制力。
新罗与日本虽然一胜一败，结果不同，但在国家统一的道路上稳定发展：一方面与唐国周旋，外交谋略与军事抗衡双管齐下，维持本国的政治独立，建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学习其制度与文化。可见如何师夏长技以制夏的和战两手策略，自古以来即考验外围国家领导者的智慧。
本书旨在介绍中国隋唐王朝的历史，那个时代距今超过千年之远，宛如遥远的异邦。从异邦归来的历史学者，有时也能带回来一些有趣或有益的消息，让我们站在东亚海域与陆地的交界，眺望明日的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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