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克利：美国早期史不只是北美十三个小殖民地的发展史

大西洋背景下的美国早期史

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与世界其他地方密切相连，即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揭示历史的方法，发现了美洲所发生的事情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一系列联系。简言之，他们已经接受了当前的全球化观念，并用它来解释较为久远的历史问题。其中，欧洲人在美洲殖民早期的历史是被重新审视的问题之一。很多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学者正在把“新大陆”的历史置于“大西洋世界”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大西洋世界”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西欧与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荷兰在南美和北美的殖民地之间显而易见的联系。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所有早期文明都是欧洲主要强国庞大的帝国计划的一部分。欧洲人16世纪开始大规模移居美洲，他们击溃了土著人，在乡村和城市创建了殖民地，根据帝国的标准对贸易、商业、土地问题和政治生活制订了规章，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旧世界的帝国主义对新大陆历史的深刻影响。

然而，帝国的建立只是创建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与其同等重要并且紧密相关的是商业从欧洲到美洲的扩展。尽管一些欧洲人是为了逃避压迫或寻求探险的目的来到新大陆，但绝大多数欧洲移民来此是为了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所以，欧洲人在北美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通过商业往来与欧洲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商业往来日益广泛复杂。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商业关系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且随着新大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旧大陆移居新大陆的人口也与日俱增，从而促进了移民的增长。商业的发展是美洲奴隶制兴起的主要原因，也是欧属美洲殖民地和非洲之间奴隶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大西洋世界不仅涵盖欧洲和美洲，也包括非洲。

将大西洋世界联系起来的另一因素是宗教。欧裔人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多数与欧洲保持着宗教上的联系。基督教会等级森严，天主教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以罗马为中心，与梵蒂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北美占据主导的新教信仰也与欧洲紧密相关。新的宗教思想和运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于大西洋两岸。始于欧洲的宗教复兴运动迅速扩展到美洲，例如18世纪中期的“大觉醒”就发轫于英国，而后通过英国的福音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传入美洲，之后美洲的福音传教士又把新的宗教理念传回旧大陆。

欧属美洲的早期史也与欧洲的智性生活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理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起源于欧洲，之后迅速传到美洲，在新大陆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在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影响尤为明显，如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对佐治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宪法以及“英国人的权利”的理念塑造了北美人的政治观念。美国革命背后的很多思想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横跨大西洋的产物。对这些概念的重新阐释令诸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样的人找到了争取独立的动机，而后又越过大洋重新在欧洲得以传播，其影响之一就是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的另一产物—科技知识，也迅速往来传播于大西洋两岸。美洲人从英国学到了工业技术，欧洲人关于电的早期知识很多是从美洲的实验中获得的。而启蒙运动只是联系大西洋世界的众多智性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艺术思想、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理念也广泛地传播于大西洋沿岸的各个地方。

了解了“大西洋世界”的概念，我们就会认识到，当今美国的早期史不仅仅是北美大西洋沿岸十三个小殖民地的发展史，而是西欧、西非、加勒比和南、北美洲这些大西洋沿岸地区之间大规模交流互动的过程，是它们之间贸易、移民、宗教与知识交流和其他各种联系的历史。

【外一则】

巫术审判

巫术审判出现于17世纪9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之后蔓延到新英格兰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中流行的传奇故事的素材，也引起了数代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17世纪的美国人变得如此深信自己身边的人就是魔鬼的代言人，虽然对于巫术现象有许多的解释，但是近几十年中重点都集中在处于故事中心的女性身上。

20世纪前半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巫术审判解释为一种由刻板僵化的清教徒鼓动的歇斯底里的癔症。这种解释影响了最被人所熟知的对于20世纪巫术的描写：阿瑟·米勒的戏剧《严酷考验》（The Crucible）。该剧上映于1953年，明显努力将塞勒姆审判视为一种对当时强烈的反共狂热的评论。但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著名的清教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说，阐明巫术不是癔症或宗教不宽容的产物，而是在17世纪宗教观中被广为接受的一种现象。对于清教徒来说，巫术不仅仅是看上去是有道理的，而且是科学合理的。

对于巫术阐释的新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保罗·鲍伊和斯蒂芬·尼森鲍姆写作了《塞勒姆群魔》（Salem Possessed，1976），他们查阅了17世纪90年代塞勒姆城的记录，总结出巫术论战是塞勒姆穷苦、边缘的阶层和富有特权的阶层之间等级矛盾冲突的产物。这些社会矛盾不能简单地表达出他们的关系，导致穷苦的塞勒姆居民用巫术控告痛打他们的富有的邻居或其仆人。几年后，约翰·德蒙斯在《有趣的撒旦》（Entertaining Satan，1983）中同样将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巫术告发描述为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的对社会和经济拮据的种种愤怒转移的产物。对这种社会怨恨情绪，德蒙斯做出了比鲍伊和尼森鲍姆更为复杂的描述，但和他们一样，他认为巫术是社会与心理不安和矛盾的表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将矛头对准巫术事件的另一方面—性别。卡萝·卡尔森的《一个外表是女人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Shape of a Woman，1987）通过对新英格兰记录的仔细审查，发现被指控为巫术犯罪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拥有财产的寡妇和没有结婚的女人，换句话说，即为没有适应一般由男人支配的家庭模式的女人。卡尔森指出，这些女人之所以容易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那些已经习惯于女性在群体中处于低下地位的人（包括许多女人）。

近来，玛丽·诺顿的《在魔鬼的陷阱》（In the Devil’s Snare，2002）一书将巫术审判和当时的其他事件放在一个背景下—尤其是17世纪末清教徒组织的印第安战争中令人惊恐的剧变和驱逐。面对这样的危机，威廉王战争中的难民逃出了被印第安人毁坏的城镇，涌入塞勒姆和其他西方的城镇，恐惧和社会不稳定提供了一种不正常状态，将异常行为（例如一些格外独立或者古怪的妇女们的行为）和一些神奇的原因联系起来，结果便是巫术指控浪潮的出现，最终导致至少20人被施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