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兆飞：与阮步兵为友，与嵇中散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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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
编后记
范兆飞
一
我们首先对书名略作解释，题目之所以没有使用“士族”“门阀”“世家大族”等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术语，而是使用日本学者经常使用的“贵族制”，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学者，尤其是英文世界的学者研究中古时期的大族问题，通常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旨在回应日本学者的贵族制理论，或曰唐宋变革论；本书所收的诸篇论文，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因此，我们采用“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作为书名。本书编译英文世界研究中古贵族制比较重要的七篇论文，并附录编者一篇介绍北美学者研究士族的学术史论文。这些论文的英文篇目和出处依次是：
1. Patricia Ebrey，“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3， No. 3， 1983， pp.533-542（伊沛霞《东汉的二重君主关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3卷第3期，1983年）。
2. 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 No. 1， 1981， pp.65-74（葛涤风《中古中国南方的大族》，《哈佛亚洲学报》第41卷第1号，1981年）。
3. Dennis Grafflin，“The Onomastics of Medieval South China：Patterned Naming In The Lang-Yeh And T’ai-Yüan Wa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3， No. 2， 1983， pp.383-398（葛涤风《中古中国南方的人名——以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模式化命名为例》，《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3卷第2期，1983年）。
4. Cynthia L. Chennault，“Lofty Gates or Solitary Impoverishment? Xie Family Member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T’oung Pao， Vol. 85， Fasc.4/5， Brill， 1999， pp.249-327（陈美丽《高门大族抑或布衣素士？——南朝谢氏个案研究》，《通报》第85卷第4—5期，1999年）。
5. Jennifer Holmgren，“The Making of an Elite：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AD，”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Vol. 3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pp.1-79（霍姆格伦《精英的形成——5世纪中国山东地区的地方政治与社会关系》，《远东史研究集刊》第30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4年）。
6. Denis Twitchett，“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47-85（杜希德《唐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芮沃寿、杜希德主编《唐代概观》，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
7. David Johnson，“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ü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7， No. 1， 1977， pp.5-102（姜士彬《一个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哈佛亚洲学报》第37卷第1期，1977年）。
二
这本论集的选目、翻译和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十余年的中古士族研究鸣金收兵，暂告结束。2005年，我以“中古太原士族研究”为题，准备撰写博士论文。现在依稀记得十几年前那个温暖的午后，我们开题完毕，同门师生在一家小酒馆聚餐聊天，屋里屋外人声的喧哗，也遮不住若有若无的栀子花味。花香染酒，我和房奕兄转眼间就醺醺然，说起周一良先生关于伊沛霞著作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进行翻译，以窥全貌。2005年孟春，作为学期作业，我开始翻译伊沛霞的著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011年仲夏，伊著中译本出版。2015年季秋，我开始翻译姜士彬的著作《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2016年孟冬，姜著中译本出版。在翻译过程中，我非常荣幸地结识了姜士彬先生、伊沛霞教授以及其他汉学家，虽然和绝大多数前辈学者都缘悭一面。
本书所收论文，篇幅不一，短则七八千字，长则八九万字，内容各异，方法有别，犹如西方汉学界敞开的兵器库一样，有长枪短刃，也有坚船重炮。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必须感谢姜士彬、葛涤风、霍姆格伦、伊沛霞、陈美丽等前辈学人的无私支持，他们在慷慨授予版权的同时，又积极联系并获得原载刊物的同意。另外，杜希德先生的大作，我们基本采用何冠环先生的译文。因此，我们同时感谢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与何冠环先生的授权。
独学则无友。我在并州之时，真是天天有酒天天醉，而移师沪上之后，迅速被京沪地区中古史学人锐意进取的狂飙精神所裹挟，学习节奏如同上海地铁站里的白领一样，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2016年，我出版姜著中译本之后，仇鹿鸣、张达志先生建议我应再接再厉，将西方学者发表的贵族制论文，择其精要，翻译出版。同年仲春，孙正军、游自勇先生敏锐地捕捉到士族研究“回潮”的迹象，计划召集“中古贵族制”专题会议，同时布置“命题作文”，让我汇报北美学人研究中古贵族制的相关情况。我在近半年时间内重新阅读原文论著，对于西方学者关于贵族制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遂有更进一步的体悟。在此过程中，为了深入理解霍姆格伦等人研究中古史的学术源流，曾经先后通过伊沛霞、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裴士凯（Scott Pearce）等海外学人，几经周转，有幸联系到霍姆格伦教授。出人意料地，我连续收到霍氏数封篇幅很长的电邮，谈及她研究北朝史的学术渊源以及对士族问题的若干看法。凡此种种，均让我受益匪浅。种种因缘的层层叠压，让我充分意识到，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打捞”和“呈现”湮没无闻而又不乏闪光之处的学人作品，当然更不用说其中久负盛名的名篇佳构。
这些论文相继发表于1973—1999年，最久远者是杜希德的大作，距今已有四十五年的时间。这些文章的学术生命已经结束了吗？显然没有。即便以今天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姜士彬先生的赵郡李氏研究（1977），无论其方法、视野、深度，还是文献搜集和问题意识，都堪称中古士族个案研究最厚重最扎实的学术论文。不仅如此，早在这些论文发表的时候，海内外学术交流非常有限，但中西学人对于中古史某些重要问题的关注，可谓不约而同，兹举两例：其一是1980年葛涤风撰成研究东晋门阀大族的博士论文，而田余庆先生则于1989年出版享誉海内的《东晋门阀政治》；其二是唐长孺先生关注北魏的青齐土民，成为后来中日学者研究青齐豪族问题的先声，而霍姆格伦研究青齐豪族的长篇论文亦发表于同年。不仅如此，西方学者讨论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目前国内最为前沿的研究成果中，发现类似的研究话题。例如，中青年学人关于单名与双名问题、士族谱系与郡望生成的考察，这些学术研究的创新之处都可以再次在这些论文中找到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更不必说，近年还有青年朋友选择相似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衷心期望通过编译和出版这本论集，切实推动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合作。
2016年季秋，我们如期在首都师范大学进行贵族制的专场学术讨论会。报告甫一结束，童岭先生即刻敦促我前赴南京大学进行专题演讲；几乎同时，报告小文承蒙孙齐先生邀约，不避冗长，刊于《文史哲》，是为本书附录。从南大回沪尚未落脚，陈爽、雷闻和陈丽萍等先生命我前去中国社科院谈一谈对陈老师新作的认识，其实就是汇报我准备发表的一篇小文，多少也受到西方学者（尤其是姜士彬）研究士族的启发和影响。种种因缘，萃于一时，那段往返大江南北急行军一样的生活，是我学术寒冬中最温暖最自信的一抹阳光。
最后，有必要将本书的编译职责和体例略加说明。本书所收七篇论文，都是根据原作进行新译或重译的。关于何先生的译文，我们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例如汉学家人名的翻译等。其他所有译文形成初稿后，由我进行全面彻底的校译。与此同时，我们对注释规范和行文风格进行全面的统一：根据中文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所有论文的注释，全部采用脚注，并以文章为单元，连续编号；外文论著等信息，一律译为中文，括注外文，以便读者查核原文；有的论文注释，所引文献的时间、期数和版本等信息不够完整，我们根据相关线索，进行补充。各篇文章撰写时间不同，所引基本文献的版本亦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对传统文献如“二十四史”的引用，有的学者利用了中华书局点校本，而有的学者当时还没有条件加以利用。为保持原貌，我们不做统一，对于基本史籍，使用国内学人常见版本者，我们出具卷次、卷目和页码，否则，我们仅出具卷次和卷目。我们在原文明显有遗漏或疏谬之处，夹注“编者按”，以不改变论文的原貌为前提，同时补充若干资料。不仅如此，我们在译校过程中，全面查核原始文献和参考论著，因此衷心感谢钱杭、杨英、柴栋、梁辰雪、李殷等先生提供重要资料。另外，在修改和校对过程中，研究生武岑怡、陈伟扬、张潇、王清云和李自强等同学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协助核对史料，绘制世系图；其中，霍姆格伦论文中的“5世纪山东半岛图”，由上海社科院罗婧博士协助绘制。因学力所限，本书一定存在诸多谬误，所有责任一律由我承担。敬希博雅君子不吝教正。
人生最无奈的是时光匆匆。俯仰之间，窗前的树木已然十围，亭亭如盖。我虽已进入不惑之年，但心中的困惑却如野草疯长。我十余年精力最充沛的时光，都“虚度”在中古士族的研究道路上；我寻找蜿蜒的河流，却错过大海的入口。无论如何，我都愿倾尽所有，与阮步兵为友，与嵇中散为友，与中古史研究者为友。
范兆飞
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