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索
导论 1
第一节人的安居:知识、礼俗与政治 1
第二节知识社会史:理解古代知识——信仰世界 5
一、知识社会史研究的思想、理论资源概述 6
二、中国古代地理术数研究现状概览 12
第一章 汉唐之间地理术数知识演变的基本线索 16
第一节先秦两汉时期相地数术的再认识 16
第二节《汉书·艺文志》——地理的数术时代 25
第三节魏晋时期形法的转化与古代地理知识系统的两分 30
第四节汉魏—隋唐间相地术的隐退,宅兆选择术的勃兴 33
第五节本章小结 41
附录 从《西藏王臣记》看中古时期地理术数在吐蕃的传播 43
一、《西藏王臣记》中唐朝公主善于风水的形象 44
二、《西藏王臣记》所载文成公主使用之地理术 46
三、中古时期地理术数在吐蕃地区传播的相关问题 50
四、余论 53
第二章 《重校正地理新书》及宋代地理术数的知识演变 55
第一节 北宋《地理新书》的编纂及其文本演变与流传 55
一、北宋《地理新书》的编纂过程及其文本演变 56
二、《地理新书》的版本及其文本流传 63
三、小结 79
第二节 北宋前期地理术流传的几个特征 80
一、宋初地理术数的流传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80
二、《重校正地理新书》所见北宋五音与地形的竞争 83
三、各类方法、礼俗在地理术数中的叠加 87
四、小结 90
第三节 宋代地理术数区域分布的初步考察 91
一、中州——五音姓利为主,地形择吉为次 93
二、江淮之间——宅、墓分离,及五音与山水环抱相顺 100
三、江、岭、湖、蜀——地形为核心,从九星八卦到青囊 102
四、小结 129
第三章 宋代的山陵选择:地理术数的国是与国运 133
第一节 北宋山陵:皇权继承的术数“观察”与“预言” 133
一、北宋山陵择地与太祖、太宗两系的皇位竞争 134
二、山陵位置及镇土之术——皇嗣的烦恼 145
三、北宋陵园择地中的其他相关问题 157
四、小结与讨论 162
第二节 南宋山陵选址:术数选择背后的自然与政治164
一、徽宗永祐攒宫议及其择地:五音官术背后的政治恢复意图 166
二、高宗思陵:山陵制度对地理环境的顺应与政治权宜 169
三、孝宗山陵:官术的坚守与民术的挑战 172
四、宁宗山陵选址:形法之术渐据主导 179
五、诸王陵园选址:诸法并用 181
六、小结183
第三节 国家礼仪空间的侵蚀与国运的文学叙事 183
一、官、民陵园墓地之争183
二、山陵位置与王朝国运的文学叙事188
第四章 宋代地理术的流播:居所、兆域的选择风尚 192
第一节 宋代士大夫择地而居的几个问题 192
一、择居的一般类型:因治而居、无力归籍、爱其风土 192
二、择居有术:选其形胜,保其子孙 198
三、颍汝之滨:北宋士大夫聚居的个案 205
四、小结209
第二节 技术、习俗与空间塑造:公共建筑中的地理术数 211
一、官署与城池:国家与地方繁荣安定之所系 211
二、公益建筑:公共事业与群体安危的术数权衡 224
三、小结228
第三节 术与俗:择葬术与葬俗的互动 228
一、择葬有术:主动寻求祖先神灵庇护的道路 229
二、缓葬:术、俗、礼交织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 238
三、改葬:术、俗、礼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 246
第四节 惑与不惑:世事沧桑中的信仰与礼俗 258
一、惑然之争:在术之吉,于事之凶 258
二、世事沧桑:通达而不惑于术 260
三、批评与反驳:礼、术、俗 265
第五章 宋代地理术数的发展:士人、科举、地理书 276
第一节 宋代民间地理术士的身份与知识传习 276
一、僧道:教义内外的事业 277
二、儒生:儒术传家的代际发展 280
三、世传与游艺:技术精进的途径 284
四、以术为教:技艺传授的德业 290
五、小结292
第二节 异端的分布:宋代民间地理术士的区域特征 292
一、关于人(群)地域分布中地域属性问题的简短讨论 293
二、宋代民间地理术士地域分布特征概述295
三、宋代民间地理术士地域分布特征的几个问题302
四、小结308
第三节 宋代士大夫与地理术士的交游 309
一、互惠而互动:士人与术士的交游 309
二、择地:互惠与互动的核心 312
三、求赠诗序:技术活动之外的雅趣 314
四、诗序赠予:圣贤道德的礼教 317
五、何处士大夫不道他晓得风水324
六、小结328
第四节 宋代儒士习术及其对地理术数发展的影响 329
一、由儒而术:生存与毁灭 330
二、以术存道:突破天命的途径 335
三、儒生习术对宋代地理术发展的影响339
第五节 宋代地理术数书的初步考察 342
一、两宋时期地理风水书的撰著342
二、未见著录宋代地理术数书小考356
第六章 宋代常州——聚落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365
第一节 宋代常州进士科第之概况 366
第二节 宋代常州科第:聚落形态关联性解释的塑造过程 370
一、宋代常州科举发达的一般原因:名贤化育与学校养成 370
二、宋代常州科举兴衰的“地理”因数及其塑造过程373
三、常州属县科举的地理“因素”:县学的地理改造 379
第三节 宋代常州科第兴衰的历史地理解释 381
一、庆历三年开河与常州城之水系381
二、崇宁、淳熙、咸淳三次疏浚河道的历史地理原因386
三、本章小结389
附表390
参考文献394
后记407
后 记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择居习俗的流变与聚落形态变迁研究》（10CZS015，结项等级：良好）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拙著《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讨论的是“学”的问题，而本书讨论的则是“术”的问题。“术”的问题有时候比“学”来得更为复杂，也更难，因此书中自然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就我现在的精力、能力，包括兴趣，已经不可能在具体的细节上做到精致，只能修改成目前这个样子了，再拖延下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虽然如此，它作为一件作品，背后的来龙去脉却不仅仅与学术有关，还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有必要做详细的交代。
作为农村长大的人，对风水并不陌生。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知道左青龙右白虎这样的词语，大概在我刚上小学那会。村里有两户隔着路的邻居，路左边的人家新建房子的时候屋脊高过了路右边人家的屋脊，矛盾因此而起，最后动起了手。当然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她还给我讲了白虎抬头、青龙抬头之类的话。大意是白虎抬头不好，而青龙抬头其实没有什么大碍。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虽然不懂，但是很自然地反问我妈，既然青龙抬头没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路右边的人家不乐意呢？我妈被我问倒了！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路左边人家起新房之前的旧房一直比路右边的低矮，这时候突然超出路右边人家的新屋脊，那种心理上的冲击足够大，而路右边人家并不愿意这种优势失去，一种潜意识的极力抗拒由此产生，遂至于双方矛盾不可缓和。
在我家里，据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是看过风水书的。他自己讲，大概1950年代上学的时候，曾向本村一户藏有大量风水书的人家借过书看，但是没有学会。而且他后来当兵、入党，对这些东西基本属于半信不信。而我妈说，我大姑妈虽然不认字，但是却懂得风水。当年我家建新房子选地基（现在已经拆迁）其实也与周围有点小尴尬。因为都是本家，我妈只好请大姑妈来调解。大姑妈私下跟我妈详细讲了相关的风水问题，建议我妈不要在意。而且在我妈看来，后来事情的发展也与大姑妈估计的差不多，所以我妈一直笃信。乡村中，这种情况实在是最为平常不过。
就我本人来说，真正在学术上接触一点术数的东西，是上了高中以后。我所读的高中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里面除了中学教材、参考书之类的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书。那个时候我对课堂学习既不排斥也不喜欢，所以空闲的时候就到图书馆看书借书，除了随便乱看小说，还认真读了一些《易经》有关的入门书，不过大多看过就忘记了。大学里面仍然如此。直到进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上了王克陵老师的课，才知道这里面原来学问很大。不过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日后自己会专门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2004年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选题是宋代的地理学。为了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宋代地理学的脉络，把影印出版的宋代文集基本翻了一遍。翻阅的过程中，发现文集中的“地理”，无论是人还是事，其所指都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地理知识有较大的出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与今天所讲的风水相近。遂就此现象向导师唐晓峰先生汇报。唐老师对我提出的问题了然于胸，并扼要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之写到博士论文中去。因此，在后来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就特别留意这部分的内容，并做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尤其在听了李零老师古代学术史的课程之后，对术数问题有了更多认识，遂在学位论文设计中预留了一个章节的空间。但是计划不如变化，这一版本的学位论文设计没有得到开题报告专家组的认可，随后的毕业论文写作方法与方向都做了彻底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考虑到工作量的因素，将这一部分全部放弃。
2008年博士毕业，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为了职称与收入，自然要积极申报各项课题。一开始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进行申报，但是没有通过评审。这让我很是担忧，觉得有换题目的必要。于是将之前未能写入学位论文的地理术数这一块做了重新梳理，并将它与聚落演变结合起来，做了认真的学术史准备，打算从历史地理学科的角度来阐述知识、信仰与聚落演变的相互关联。很幸运，这一次申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立项。
按正常的情况，获得立项之后我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之中，但是套用一句很俗的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不仅不能全身心投入，还一度荒废，经常在极度的无聊与莫名的紧张之中徘徊。这既有面对无力购房难以维持家计的无奈，也有对隐隐触碰到红尘之后的那种寂寥的理解。虽然如此，在课题组同事的帮助下，这段时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对北宋皇陵的理解上。以前虽然认真拜读过相关论著，空闲时间也标点过一次《重校正地理新书》，并结合相关论著对一些术数问题做过推演，但是这些都是纸上谈兵。
直到2010年冬天，在课题组同事鲁鑫博士的安排下，得到巩义宋陵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得以全面地观察北宋陵墓。站在宋太宗永熙陵前空旷的场地上，当我伸开双臂的时候，才真正地感受到那种术数空间之间的联系。考察过程中对宋陵空间布局的直接感受，使我深化了对宋代地理术数文献的理解，也帮助我理解了它在宋代政治、礼仪与信仰中的微妙之处。或许由于后来把好不容易学会的术数推演方法忘记了，这种空间感知能力此后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失落了。虽然如此，2013年底，王志高教授带着我和徐峰博士去看南唐二陵遗址，仍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找到了把握唐宋之间地理术数演变的政治与区域因素的一些线索与思路。
在刘进宝老师的努力下，2012年5月，我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开始全身心地进行文献搜集工作。
比较幸运的是，最基础也最为集中的两种文献《宋集珍本丛刊》《全宋文》，图书馆都有。前者方便我核对以前的笔记，后者则让我按编年的方式通检了一遍宋人文章。这样的通检工作，一方面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对宋代社会各层面及其变化有了最为直接的感受。虽然资料搜集的工作较为顺利，但是后期的整理与写作却并不如意，经常写得一团糨糊。直到2014年初才完成初稿，同年7月份递交了结项书。这个时候项目已经延期一年了！
结项时递交的稿子比较仓促，因此在知道“良好”的结项结果时，还是比较平静的。在随后的一年中，重写了一遍，与结项时候的稿子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写作的旨趣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初提交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的时候，选择宋代地理术数作为讨论对象，最主要是希望还原地理术数在宋代的基本面貌，揭示它作为一种知识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从而祛除围绕在它周围的层层迷雾，起到正本清源，直面本质的作用。这既是延续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旨趣，尽力复原古代知识世界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当下社会对它的各种形式的神秘化。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因素。一是，每隔一段时间，社会各阶层都会兴起关于它是科学还是迷信的纠缠不清的论争。而这种论争，无论来自哪个领域都是自说自话，对地理术数作为一种知识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缺乏必要的证实与证伪。二是，我哥哥在这之前突然迷上了包括风水在内的术数，并到处拜师学艺。说实话，当时我极力反对，认为不好好琢磨种地，却到处拜师学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实在是不像话。但是我又无力说服他。因此，无论从大道理还是小道理来说，更好地呈现古代地理术数的原貌，是一件有意义也有必要去做的事情。
随着阅读的深入，接触的面也越来越多，对于它作为一种信仰性知识在日常社会中的位置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初在项目设计中还较为虚化的地理术数与聚落形态的关联性，地理术数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问题，也逐渐有了展开讨论的头绪。考虑到这里面涉及的层面过于庞杂，不可能一一疏通，遂选择其中最为显著且易于把握的两个方面，即地理术数发展与科举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或塑造聚落形态或社会空间——以个案讨论的方式，较为轮廓性地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到这一步，算是摸索到了如何讨论地理术数这一类信仰性知识与社会互动，并塑造出人文景观的方法。但比较遗憾的是，在本书中没有能够在这方面深入地展开。
书稿及单篇论文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古代知识、信仰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吸收国内外理论进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学术史——知识史——知识社会史，这样一个相互衔接又相互交叉的讨论问题的方法与思路。这样一种方法与理论框架，它虽然以复原知识在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为核心，但是最初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解释知识何以成为知识本身，以及它背后的社会与它如何在相互之间互为可能。白话一点说，就是希望通过对某一类知识的演变来探求其所处社会的历史演变途径，并解释该途径。虽然我在讨论的过程中，强调对象的还原性呈现，认为这种呈现作为一种现象学还原，它本身就是真理存在。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解释型的研究，或者称之为释义型的研究。
这种方法与研究思路，为了解释已然发生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按照解释者自己的需要来展开释义，而且大多数时候都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自圆其说的效果。如此这般，那么历史研究虽然发挥出了社会价值，但是这种社会价值实际上是以研究主体为中心的。换句话说，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使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单向的，从而造成各种中心主义——无论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中心主义——的客观存在。各种形式的中心主义，都是以某一文明或文化为中心展开的释义，它所对应的是其各自文明或文化自身的存在价值，是一种单向度的内向化的认同方式。它在本质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凡事从其本身出发，无法解释而得不到认同的都是异类，并进而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否定合法性。这一点在1500年以来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全球扩张时期，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要破除各种中心主义或中心论，或许有必要从方法与思路上提出新的看法。
在学术思考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对于哥哥拜师学习风水等各类术数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在此之前，我哥哥不仅不相信这些东西，而且是反对的。但是人到中年以后，面对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这种看起来似乎无法突破的生命状态），他可能已经认命，不想再在原来的道路上挣扎或者抗争。内心的苦闷以及不甘，需要找到新的途径，来解决未来的道路问题。这是我在与他的对话中，能够时刻体会到的情绪。而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仅没有办法给予他帮助，还有赖他在家照顾父母。同样也面对着他所面对的出路问题，只不过与哥哥略为不同的是，我还在原来的道路上努力地挣扎与抗争。
夜深之时，时常回想生活之种种，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释然。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哥哥这些年来学习术数的动力与希冀。也正是如此，我不再反对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而能够聆听他对于术数的理解，并适当地与他展开讨论。而我哥哥这样走上术数学习或者修炼道路的情况，在我阅读的宋代文献中有着相当广泛的记载。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感悟还是文献阅读，都逐渐让我从解释型研究开始转向“理解型”研究。
虽然暂时我还没有能力对这种研究旨趣的改变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但是我认为从解释型（或释义型）研究转向理解型研究，实际上是从单向的内化认同，走向双向的内外互动认同，是跳出各种中心主义的一条人本主义道路。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它的学术前景多少还是有点不自信的。不过2015年8月—2016年8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期间，发现合作导师戴梅可教授（Michael Nylan）最近几年来从事的东西方经典的翻译研究，其核心旨趣就是文化理解。虽然限于语言能力，无法全面理解戴老师的工作，但是她的学术旨趣与我的想法有相似之处。她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理解，特别是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古代经典的阅读与翻译，来发现这些古代经典对于推动当代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理解的价值。而我所想的，更偏重于认识论。我希望“理解”是一种互动认知过程，不追求理解之后的解释或释义，并不赋予被理解对象以意义。因为一旦赋予被理解对象以意义，这种意义本质上就难以逃脱以理解者为中心的解释或释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单向的内化认同，回到各种中心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我所倡导的只是理解。
就本书来说，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脱离解释或释义，并试图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只是有了一点理解型的味道。但是无论如何，后面可以预计的若干年内的工作核心，我将会试图围绕如何展开理解型的研究进行尝试，并以人与人之间的历史性理解为基础，由此推动人的共时性理解为目标。
本书的完成，还有很多人需要感谢。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一次闲聊中毫无保留地谈了他对风水术的看法，直接而有穿透力，在此深深地表示感谢。另外，大概2016年底，拜访来南京参加会议的汪前进老师，也很深入地就本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他向我提供了台湾方面的不少信息，以及他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这些都给予我启发。本校地科院汤茂林教授，从地理学史的角度指出，应该深入地探讨地理术数的地理学史价值，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价值，以及它对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价值。说老实话，汤老师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基础的问题，却也是我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未曾给予关注的方面，实在是汗颜。因为书稿已经成型，且未曾努力关注过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搁置这些基本问题，看看以后是否有机会了。而我的硕导鲁西奇先生，使我有机会在学术会议上详细地阐述地理术数与宋代皇陵的关系，并在给予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分享了他对宋人文献与宋史关系的理解。这既是对我学术发展的帮助，也是一种鼓励与鞭笞。而路育松老师与晁天义老师，在帮助我参与一些重要学术会议的同时，还要在会议期间听我唠唠叨叨地讲述与写作相关的问题，深深地感谢你们的帮助与宽容。师妹罗杜芳博士则帮我查找复印了港台方面的文献，为相关章节的撰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要特别感谢现在就职于浙江大学的刘进宝老师，在我家计最为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全力的帮助，使我有条件安心完成研究计划，写出书稿。同时也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缪建东教授、社科处顾勇同志，以及本院诸位同仁在书稿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如果没有天津靳润成先生、侯建新教授、杜勇教授、刘景华教授、孙立田教授、肖立军教授、杨效雷教授、毛曦教授、郭玉峰教授、邓玉娜博士，以及郭婷小妹的帮助，本书也难以顺利完成。而鲁鑫博士与刘宁博士，不仅是我的挚友，更是课题组的成员，他们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特别的贡献。邵兆颖博士、范冠华博士是在潮州工作时候听过我课的学生，而王志勇博士则是同事，居然机缘巧合在天津再次相聚，给予我热情的帮助与支持，深表感谢。
另外，书稿第二次全面修改工作是在伯克利访学期间完成的，要特别感谢为本次访学提供经费支持的国家留学基金委，我的师姐黄义军，合作导师戴梅可教授，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何剑叶老师，好友何忠、田梅夫妇，以及诸多同期访学的好友、戴老师周三晚上读书班的诸位同学，在生活与学术上给予的帮助与砥砺。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美好时光，不能一一列举诸位的大名，深表歉意。最后要感谢我老婆马慧玲和儿子潘亦原，在日常生活中带给我对生命与生活的感悟，这种日常生活是构成我理解与体会学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本书中的相关章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华文史论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感谢诸多匿名评审与编辑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帮助我在写作方面提高。还有，李真真、李春晓同学，在我访学期间帮我校对书稿，处理学校的各项杂务，谢谢你们。此外，本书曾两次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此科学出版社杨静编辑承担了其中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但是由于之前文稿中的诸多瑕疵，两次都未能成功；而此后因故，也未能在科学社出版，实在有愧于她的努力。如果没有王保顶老师的鼎力支持，本书也无缘与读者见面，要表示特别的感谢。而责任编辑认真严谨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谢谢您。
虽然有诸多帮助与支持，但是本书仍然未能达到最初设想的效果，这实在是我自身的原因所致。既然如此，只好请师友包涵，读者批评了。
潘晟
2017年8月19日于南京北东瓜市寓所初稿
2017年12月11日修改
2018年3月2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