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国：田余庆先生两个最大的贡献

田余庆先生两个最大的贡献

自强不息，心态平和，淡定人生，低调做人。

田先生最大的贡献我以为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什么是一流大学？只有能培养出一流学生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各种奖项获得再多，“有名的”学者再多，科研成果再大，设备再好，如果培养不出一流的学生，仍然算不上是一流大学。如果学校里所有的教员都能像田先生那样，一心扑在教学上，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一流人才，那么这个学校肯定是一所一流的大学。

另一条就是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开一代新风。

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不是一般的成就，因为他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上成果丰硕，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开一代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

他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想可以分几个阶段。

上个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教学、传承，研究、创新。

说到50、60年代，大家关注的是他的一些论文，而他所执笔的《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则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这一部分从中国通史角度来看，其学术水平到目前的止，还是很难超越的，称得起是大家手笔。这是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的。他从1955年起接替汪篯先生担任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教学。在教学中，他传承了钱穆、雷海宗、汪篯等先生体现在北大历史系过去的教材《国史大纲》、1953年以来两位先生的讲义中的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课、写讲义和讲授中去。这不是一个熟悉现有讲义、概括当时研究成果的过程，而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的见解，得出新的结论，重新写作的过程。这样经过三四年的反复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包含这几年研究成果的高水平的魏晋南北朝史讲义。60年代《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写作完成的。这是一个教学、传承，研究、创新的过程。

80、90年代的学术成果大家比我更加熟悉。但有两件事应该提出来，就是他在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主任期间，特别强调并推动实行了两件事。一是要求教研室开展科学研究，并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后来系里分学科举行学术讨论会，由本系教师做学术报告，并邀请校外学者参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二是组织中青年教师学习外语。这是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大家喜欢把田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相比，但事实上是有很大差别的。祝总斌教授评价《东晋门阀政治》时说：“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确实，在史实的考订方面田先生严谨细致，决不会有瞒天过海之举;在宏观的理论概括上，都是建立在对大量史料分析研究和对历史发展全局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的，决不以论带史，决不会因为史料处理不够严谨和史料不足而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因此田先生的著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史纲要》到80、90年代的《东晋门阀政治》等一系列论著，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后学者的经典。这才是今天的大师的学术风范。

大师是一个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大家都感叹民国出了那么多的大师，而今天怎么出不了大师！我以为主要是那些大师从人格到学术都被神化了，另外就是大师的标准。不同时期对大师都有不同的标准，而我们今天的大师我觉得就应该是田先生那样的，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能够开一代学术新风。

 （本文系作者2015年12月27日在“田余庆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收入《中古社会变迁与隋唐史研究》，吴宗国著，中华书局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