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
作者: 王铭铭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 后浪
出版年: 2019-2
页数: 856
定价: 11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3921589
反思“东腔西调”学科史的人类学本土叙述
◎ 编辑推荐
《人类学讲义稿》打破了只是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的传统教材模式，在系统介绍人类学基本理论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一种治学与研究的方法，启发读者思考。
作者以“文明”作为关键词来重构人类学，在“他者观”和“文明论”这一综合体的人类学形式下，辩证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抱持天下观，实现各文明之间的对话。
本书不仅为读者勾勒了西式人类学的诸种类型，而且立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自身特色”，处处渗透着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深切关怀。
◎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系统地分析了西方人类学的类别和发展路径；中篇集王铭铭教授多年研究体会，指出西方人类学存在的局限，并探究解决这些局限的出路之所在；下篇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路径，细述了中国人类学在先辈们的努力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又看到了中国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为中国人类学指出了一条自身特色与世界抱负相结合的道路。本书堪称专为国内学习人类学的学生量身打造的本土教材。
◎ 作者简介
王铭铭，人类学家，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铭铭作品宏富，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探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现代命运的《逝去的繁荣》《走在乡土上》《西方作为他者》，学术随笔《漂泊的洞察》《无处非中》《心与物游》，以及人类学导引作品《人类学是什么》（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同时主编有人类学专业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
◎ 目 录
说明
致谢
上篇
第一章 人类学作为人文科学
第二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类研究
第三章 亲属制度：纵式、横式与观念
第四章 《论礼物》：“物的社会生命”及其限度
第五章 经济嵌入“非经济领域”的方式
第六章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第七章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
第八章 一篇讲稿透露出的人类学宗教观
第九章 神话学与人类学
第十章 符号人类学与“象”的理论
第十一章 文字的魔力：关于书写的人类学
第十二章 艺术人类学：艺术与艺术家的魅惑
第十三章 文化会消失吗？
中篇
第十四章 “自我与普遍同情之间的平衡”
第十五章 说“文明”
第十六章 从《癫狂与文明》看通常的人类学观
第十七章 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对民族志知识的反思
第十八章 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
第十九章 超社会体系——文明人类学
下篇
第二十章 文字这把“双刃剑”——从一个“反例”看
第二十一章 乡村与文明——过程与观念的历史想象
第二十二章 口述史、口承传统与人生史
第二十三章 民族志与“四对关系”
第二十四章 从“朝圣”看作为“历史中的文化翻译”的人类学
第二十五章 仪式研究与社会理论的“混合观”
第二十六章 葛兰言何故少有追随者？
第二十七章 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
第二十八章 “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
第二十九章 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第三十章 从中国看“超社会的社会”：钱穆启发
第三十一章 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
第三十二章 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
第三十三章 费孝通的鸡足山与林耀华的凉山
第三十四章 从潘光旦的土家研究看“民族识别”
第三十五章 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参考文献
索引
出版后记
人类学作为人文科学
大师泰勒（Edward B. Tylor，1832—1917）1881 年写就《人类学》一书，他在书中定义了人类学：
人类科学的各部门是极为多样的，扩展开来可分为躯体与灵魂，语言与音乐，火的取得与道德。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撰写教科书的人类学家大多因袭泰勒的这一观点，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和身体。尽管泰勒罗列的躯体与灵魂、语言与音乐、火的取得与道德等更为具体，但后世多数将这些名目划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和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内。“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容纳名目繁多的分支。文化人类学下面一般包括考古、语言、社会、文化的专门领域，后来还包括生态、环境、城市、医疗、心理等领域，而体质人类学则又分为化石、动物学、人种、解剖学、基因的研究。
翻开 1910 年英国探险家与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 Haddon，1855—1940）所著的《人类学史》 ，我们看到，体质人类学、古代人类的发现、比较心理学、人类的分类与分布、民族学、考古发现的历史、工艺学、宗教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分类与环境等知识门类，被融为一体，成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
造就一门可谓是“大人类学”的学科，是 19 世纪后 50 年至 20 世纪初欧美人类学家共同拥有的雄心。
后来，欧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缩小，而在北美等地，“大人类学”则在教育体系中得到保留。在“大人类学”体系里，诸如化石、神话、探险、考古、宗教与巫术、野外生活等，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学术说法。
一 般 说 来，“ 人 类 学 ”， 即“anthropology”，是 由 希 腊 文 的“ 人 ”（anthropos）与“学”（logos）结合而成，所指就是“人的科学”。“人”的所指，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自己”这些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而“logos”（逻各斯）表示的是“science”（科学）。
先不说“人类”这种似乎显而易见的现象，就说“学”。从哲学的“学”到科学的“学”，是西方知识近代化转变的成果，这个转变给人一种印象：到了“科学”时代，知识会因有了清晰的学科之分而变得相对易于深入把握。假如历史真的如此演绎，那么，我们恐怕只好说，人类学这门学问有幸或不幸地属于“科学”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外。
人类学
一提“人类学”，人们眼前便浮现出某种古怪人物的形象——用放大镜费力端详一块化石（通常是猿人头盖骨或牙齿化石）的老学究，在神话堆里漫游的哲人，身着探险家制服（有点像军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考古学家，坐在摇椅上玄想关于人的宗教本性的哲人，穿越于丛林、山地、雪山、草原、农田之间，亲近自然的过客，总是不着边际地追问最平凡不过的生活的“好事者”……
人类学确实与这种种形象所代表的求知方式有关。
而如上所说，近代以来，欧美人类学形成不同的风格。风格的差异，使我们面对一个困境：既然人类学汇聚的知识从如此众多的渠道涌来，那么人类学家所涉足之范围，便因此不容易界定。为什么古人的化石、神话、考古、宗教、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叫作“人类学”？这本身更不好理喻。加之，人类学家用以把握其具体研究内容的理路似乎过于芜杂，此人类学家说，人类学是对个别社会的素描，彼人类学家说，人类学的追求在于从广泛的跨文化比较中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人类学家说东道西，常导致迷雾重生的“乱象”。
在人类学界，即使已成专家，对这门学科到底为何存有这样或那样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也很正常。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专家们之所以是专家，好像由于他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边界，向来没有存在过一致意见。这个现象既有浅层次的解释——兴许专家不一定很“专”，也有深层次的解释——同一名称的学科，在不同国家却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定义。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学术刚从破坏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一些高校里致力于重建这门学科的老师教导学生说，若要重建这门学科，就要效仿国外，而所谓“国外”，当时主要是指以上所说的“大人类学”及其在当今美国的遗存。在重新引进人类学时，老师们面对一些问题。美国人类学依旧如 19 世纪的西方人类学，是个宏大的体系，但国内这门学科却因为“四分五裂”，而难以作为整体立足于学林。记得我的老师们一提到人类学包括体质、考古、语言、民族，便迅即遭到同行们的质疑：“这些能不能被你们包进去？”于是，老师们便反复写文章，致力于澄清学科之间的区别，就此，他们消耗了不少光阴。
当时中国人类学家面对的难题，今日尚存。今日，人们似乎不再过分质疑人类学存在的合理性了，但搜索一下带“人类学”三个字的学术期刊，就能发现，那本叫《人类学学报》的杂志，还是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办的；它刊登的文章，大多数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围。你去图书馆查阅人类学的书籍时会发现，它们有些被放在社会学或民族学边上，有些居然与动物学和植物学并列。
倘若你问一位知情的专家，要了解人类学这门学科，可看的学术杂志有哪些，那他肯定会举出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可能大多与“人类学”这三个字无关。不少人类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如果不是发表在综合性的学术杂志（如各大学学报）上，便是发表在《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这样的非人类学杂志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兴许历史就是解释。1949 年前，中国学者理解的人类学，确与我的老师们所理解的“大人类学”相似。到了 50 年代，因政治原因，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学科重组，人类学一部分进了民族研究，一部分进入生物学，一部分进了语言学，再到 80年代学科重建之时，这门学科又有一部分进到社会学里去了……这段历史，令那些致力于学科重建的老师们感到无比郁闷。
对学科存在的这种中外“不接轨”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抱怨”。对人类学接触愈多，我们愈加明了，国外对这门学科的定义，与国内一样混乱。美国式的“大人类学”，在英国子虚乌有。英国除了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CL）比较有“大人类学”的野心，其他四五十个人类学系，都自称拥有“社会人类学家”（socialanthropologists）。这些学者对于体质人类学漠不关心，还时常讥讽这类研究，说它们不三不四。法国人类学过去长期叫“民族学”（ethnologie），德国与人类学接近的研究也长期叫“民族学”。
令人困惑的还有，在西欧各国内部，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同一门学科的定义如此不同。比如，20 世纪初，法国人类学曾以“民族学”为名，为社会学年鉴派学者提供比较社会学的素材；到50 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的确立，这门学科才在称呼上模仿英国，改称“社会人类学”，而内涵上却保持其民族学的追求，注重文化异同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意识与无意识深层思维结构之分析。加之人类学下属分支的领军人物一旦成为“大师”，则也可能将局部的研究推向普遍化，使局部成为学科的象征，“人类学”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就愈加捉摸不透了。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兴许是因带着同样的焦虑，当年的哈登才企图给人一个更为清晰的印象。他在其《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科学进步”：
首先，［人类学］是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历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的遗物，它乃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地方。其次，我们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建筑物，但却有着不稳定性和不完美性。最后，它们为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
哈登所言固然不是要骗人。到 20 世纪初期，人类学这门“科学”，确实有从“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中解脱出来的趋向，它至少已形成了某种学科“秩序”，俨然成为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不过，他对于学科可能有过于乐观的一面——或者说，他说这话，可能主要是在表达他自己的雄心—— 将古今种种与人类学相近的知识视作人类学知识机器的零部件。把人类学视作一部巨大的认识机器，赋予这门学科“超大的兼容力”，已被后世看成是不合时宜的。
历史使人郁闷。假如哈登在世，那么，他肯定会悲凉地发现，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知识的进化与他个人的雄心，都尚未实现。生活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定义依旧五花八门，即使某些学者共享一种定义，在这个定义下给出的分支却也必定因人而异。加之，人类学家相互之间辩论得喋喋不休，对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莫衷一是，这就使我们更难以理解他们研究的究竟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