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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陈寅恪·罗大佑·酒

杨立华 随读随写 2019-07-07


有一段时间,我们临睡前常背诵他的《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人一句,很有些悲壮慷慨的意思。现在想来,陈寅恪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意味着喧嚣中的固守。那股狷介之气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上,不时放出自己都意外的冷箭来。


大学时代的杨立华老师与舍友


同   门

杨立华


本文节选自《青春味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杨弘博 编)


一、我的1992


对我而言,1992是格外特殊的年份。时间与事件交织成难解的隐喻,宿命般展开。


一月,杭州大雪。从一本漫画开始的浪漫想象,正穿越记忆中最漫长湿冷的冬天。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天。深夜跟三五个同学一道翻过灵峰,在雪夜的微光中,见识了腊梅的本色。折回的几枝,插在宿舍的空酒瓶里,竟开到了寒假结束。二月,考试。那一年入学考试安排在了年后,我去安徽我姐那里过的年。初六回杭州。夜里在上海转车。我只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慢车票,却在最后一刻意外地换到了当晚的特快。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心里常会响起罗大佑歌中的这一句。考试过后,我请假回家。在家的几天,父亲已有些轻微的咳嗽。走那天是半夜,有朋友送我,父亲第一次没去车站。很多年来我一直想记起父亲跟我说的最后那句话,到底是“路上注意点儿”还是“东西都带好了吧”,却始终记不起来。只记得客厅昏黄的灯光里,他留给我的最后的侧影。


三月,杭州阴雨。我在实验室里烘烤潮湿的煤粉。石棉手套、电炉、钢板和比面粉还细的煤粉,比起对未来的焦灼,重复机械的劳动真是幸福!五月,面试。当时哲学系还在老哲学楼一层。在昏暗的楼道里,认识了周晋和姜长苏。七月二日,赶回家中。父亲已于前一天病故。三月初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家里人没让我知道。看到父亲遗像的那一刻,我的人生残缺了。残缺比完整沉重太多,难以承载。


十年后的2002年岁末,我读到了北岛的《黑色地图》——“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用同样的残缺铸成的诗句催迫我赎罪般地用文字来消释。但消释过后,残缺碎裂为冰锋,刺入生活中那些不起眼儿的瞬间。


九月,入学。我拖着行李,推开了46楼1084的门。


二、姜子


同门间以“子”相称,好像是入学后两三周的事儿。只是觉得这样叫着别致,跟现在的孩子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意思差不多。


姜子名长苏。本科是人大念财经的。嗜书,入学的时候带进来七八箱,顺道也带来了人大的蟑螂。他那时已有了些同辈中人的交往,对旧书的行市极其熟稔。我第一回跟他去书市,简直吓了一跳。平时那么迟缓个人,在旧书堆中却动如脱兔。姜子有自己的藏书目录。最大的乐趣是买书归来,往本子上一笔笔地记录:何时何地购入,原价若干,实付若干。有一段时间,我们常拿他的本子考他,说出的价钱可以精确到分。他没去搞财会,真是财会界的损失,当然也是财会界同仁的幸运。姜子有一枚藏书印,上刻“格竹”二字,那是他的号,取自王阳明少时格竹的故事。让我艳羡了很久。姜子气弱,善头痛。每头疼时必对学术抱悲观态度。我们开始的时候,还认真劝慰,后来习以为常,干脆听之任之。


我刚入门的时候,完全懵懂。学问门径基本上全凭姜子指点。


硕士毕业那年,他突然决定赴美留学。当年未能成行,在北京市委党校呆了两年。1997年入亚利桑那大学,师从田浩教授。2001年秋我在伯克利访学,姜子来看我。那时他已萌生了离开学术的念头。我们彻夜长谈,啤酒罐扔了一地。我发现只有在谈学问的时候,才能看到他忘怀地笑。2002年中,他离开了亚利桑那,转去读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现在洛杉矶工作。


记忆中的姜子,还像从前那样仰着头,跟坐在上铺的我聊天。“我常想,要是哪天我的书烧了,我怎么活下去呢?”他对我说。那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类似绝望的东西。


三、裴子


裴子做完早课,我还在高卧。那时候我失眠,起得晚,基本不吃早饭。裴子住我下铺。跟楼先生学佛教,笃信佛法。每天必清早起来焚香念佛,农历逢一逢五,皆过午不食。我们戏称其“月省六顿”。裴子常以佛法化导我辈,无奈我和姜子冥顽,儒佛之争在寝室里被日常化。常常是裴子义正辞严,我们英雄气短。一日看《青蛇》归来,裴子又庄严说法,我们用许仙的台词给出响亮的回答——“我迷恋红尘,我舒服!”裴子失望了。


周晋一直在家里住,他的床基本上就归了裴子的那些吉大的朋友——后来也大都成了我的朋友。裴子弹一手好吉他,当年是摇滚青年,直到1994年,还有乐队来邀他加盟。我对罗大佑的热爱,完全是裴子栽培的结果。


宗教的虔诚,难免催生神秘主义。有一天裴子宣布:“我将得到一把宝剑!”从神情看,这定是源自某种神秘启示。我肃然起敬,静候神迹降临。没几天,裴子居然真地拿回把剑来。我们惊问:“剑从何来?”答曰:“琉璃厂买的。


裴子佛学造诣深,硕士论文极得许抗生先生赞许。毕业后进国家宗教局工作至今。两年前姜子回来,老友小聚,裴子的鬓发竟也有些苍然了。


四、周晋


见周晋最后一面,是1997年9月,刚开学几天。那时我博士论文已基本完成。两年的道教研究,已使我极度厌烦。一边调整阅读方向,一边迷上了围棋。我当时住48楼2067。周晋来的时候,我正在“摆谱”。周晋棋下得好,我见过他下棋的样子,那是真帅。周晋坐在对面的床上,悠然地抽着烟。我记得那段时间他抽“都宝”。周晋抽烟时,下颏微仰,烟吐得很直。我1993年开始戒烟,直到1998年秋。没机会跟周晋分享,遗憾。


一周后,周晋去世。


整个硕士阶段,周晋不在学校住,所以交往不多。1995年以后,我们博士同班,他每月的助学金都由我代领,见面就多起来。那时他常到我宿舍闲聊。博士论文选题时,陈来老师想让他写王安石,他拒绝了。理由是:王安石身边小人太多。他选择研究北宋心性学的起源。有一段他常在未名湖边翻《全宋文》,我则在图书馆埋头于《道藏》。偶尔见面,各谈心得。一次我读书有得,深夜在电话亭里给他打电话。电话那端的淡定,让我听出我的兴奋有点过头儿。


周晋的硕士论文是《二程与佛教》。文章是极老到的“学案体”。我现在上课时还引用他的结论。答辩的时候,我少不更事,与老师争辩了几句。出来后心情沮丧。他笑言:“学生答辩其实不过是老师间过招儿。”我知道他是想安慰我。


周晋长了张娃娃脸。他常以此自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哲学楼一层。破旧灰暗的楼道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透亮的光芒。这透亮的光,与周晋的形象一道,在我心中永恒。


五、陈寅恪·罗大佑·酒


陈寅恪在1992年那会儿的北大,是一种氛围。《吴宓与陈寅恪》几乎成了国学的入门书。有一段时间,我们临睡前常背诵他的《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人一句,很有些悲壮慷慨的意思。现在想来,陈寅恪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意味着喧嚣中的固守。那股狷介之气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上,不时放出自己都意外的冷箭来。


对面宿舍的老梁有台破录音机,音量极大。晚饭的时候,常放罗大佑、崔健、黑豹和唐朝。裴子以姜子的后背作鼓,击打出变化丰富的节奏。我们嘶声怒嚎,仿佛是对这世界绝望的宣言。


1992年年末,班里聚餐。那时候“燕春园”还没拆,就在今天农园餐厅的位置。应该是班费的原因,当天只备了二锅头。我那时不习惯白酒,几杯下去,基本找不着北。不知什么时候,周晋开始跟人斗酒。满茶杯二锅头,一口干下。后面的事儿记不太清,只记得我背着周晋,跌撞着前行。记忆中那天格外寒冷。惨白的路灯照着摇晃的路面,耳边是杂乱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哲学系最初的岁月,就在这样的记忆里定格。


那是怎样一段岁月啊!忿狷的青春。踉跄的青春。沉醉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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