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咸：温故与怀念

温故与怀念

张泽咸

52年前，唐长孺师给我班“大一”学生讲授中国上古至六朝通史课。他是教学与科研并重，藉科研创新以提高教学质量。1988年10月来信称：“视力急剧下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我手不释卷，读书已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现在不能看书，难以写作，真是度日维艰。”际此艰难岁月，唐师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顿。他给我来信数量反而比以往增多，字形难免歪斜、重叠，甚或出现突然有空白而没有写上字。信内所言以科研为重，次则个人疾患、家庭不幸，经济困难至被迫卖书；亲朋物故，乃至孙儿上学，研究所内人员状况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今逢唐师辞世10周年，重温他晚年（1980—1994）给我百余封来信，缅怀教诲，勾起我无限怀念。谨摘录有关来信点滴，藉以察知他的治学是终始如一，钦风亮节，足为后辈学习的楷模。

（一）

唐师是一代学术宗师，他却十分推重前辈学者，尤其景仰陈寅恪先生。1992年2月16日信云：“陈寅恪先生晚年业已全部失明，不像我尚有一隙之明，但他凭着无比的记忆力，能完成《柳如是别传》那样煌煌巨制，真是令人钦佩。”同年7月14日信云：“我衷心佩服陈寅老，他的《柳如是别传》如此大书，在失明之后，由他人写成，而文体与陈老自撰诸文一致，大概由他口授。我就没这本领。”1989年5月4日来信说：“陈寅老晚年全部失明，仍能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大书，固然由于陈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强，也由于他获得复旦蒋先生的协助。我想这些清初人文集定是由蒋先生替他査的。因为只有复旦藏有如此之多的清初人文集，原由嘉业堂旧藏，解放后，以廉价卖给了复旦。”唐师如此尊重陈寅恪，决非局限于其晚年所为。试读他早年所撰《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等文，举凡学术论点乃至文风无一不是认真努力仿效。但是，尊重却并非盲目崇拜。《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便是持有异议的重要学术论文。曾有两位唐师的学生先后撰文高度赞誉唐师治学，媲美陈寅老，甚至说是超越了。唐师对此深感不安。他来信说：“陈先生是一代大师，我一生服膺，我的学力与之相较，只是滴水之于沧海，怎能相比美。”“抬得太高，……过情之誉，感到脸红，非常不安。”因而他分别将两文扣压，不让发表。

对于同行有成就的学者，唐师是赞赏倍加。例如周一良先生，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内《魏晋杂胡考》一文即曾具体援引周先生的论述。1978年，出版社决定重印《论丛》，时值“文革”余风未尽，明文通知必须删去所引周文。唐师为《论丛》能重版而高兴，又深为需要挖改修补空缺而深深不安。最终迫于形势，遵命改写相关段落。《论丛》初版一律用繁体字排，20多年后的再版书，新挖改的文字改为简体字新排，全书在形式上就很不协调。几年过去后，周先生新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相继问世，还有若干序跋等文发表，唐师都是在来信中给予高度评价。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出版后，唐师让学生读给他听，来信说：“觉得非常细致，论据充足，是一部有很高水平的著作”，读它比审阅冗长乏味的博士论文更有兴趣。

对年轻学者，唐师是奖掖有加。例如胡宝国，唐师没有和他见过面。1994年2月7日信云：“胡宝国的论文，我曾看过或请他人读过几篇。他往往能从通常不注意的史文中获得创见，这里有功力，还有天分。”同年5月6日来信说：“胡宝国同志有信来，他拟撰文论中州人士。他认为南阳虽属荆州，学风实同中州（河南），与荆州他郡不同。所谓荆州学派实即中州学派。我曾论魏晋新学风起于河南，而原始于荆州（南阳）。他的意见与鄙论所不及，……后生可畏，信不虚也。”对于言之有理的学术创新见解，给予高度赞赏。

吴伯娅是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分配在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工作。唐师来信说：“吴伯娅的论文未见过，记得1977年，我曾去参观故宫档案馆，见她在档案馆阅读档案。当时，这样的年青人不多，可见其用功。我不知她能用英语宣读论文，她是工农兵学生，外文能达到这样水平，必是勤学苦练之功，十分难得。”唐师奖掖后学，实是不拘一格。

与表彰好学的同时，唐师对某些人滥招研究生乃至师生共同作弊的种种歪风是十分气忿加以鞭挞。1990年11月11日信云：“我现在深感到古代史方面后起乏人。……我是最早一批博士导师。那时，我和吴（于廑）先生都不想立即招生，我们都到第三年才招。如果早一点招，那时报考合格的可能要多些。如今只有已毕业的牟发松和将毕业的冻国栋二人都不错。从长远看，我所年轻人太少了。”来信对分配去该所工作的北大博士小何（德章），称赞他熟悉南北史，尤以北史更熟，颇有创见，数加夸奖。从众多来信所谈显示，唐师心目中，勤学苦练的人与贪图虚名而钻营，那是如同水火，决不相容的。

（二）

1956年，我从武大毕业分配来历史一所秦汉史组工作。那时，中国古代史分属历史一、二所，各自分段把关，彼此不容混同。唐师当时是历史一、二所的兼职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我曾分配当他的助手为时二年，理应从唐师学习秦汉史。在那政治运动压倒一切的岁月，我随武大学生去湖北农村劳动一年，唐师在学校，见面机会也没有，更不要说传道授业解惑。只有1957年4至9月，我随他到北京，经常是步行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微形胶卷，边看边抄，为时5个月，积累了不少敦煌文书资料。这件事，唐师往后有4次来信谈及，愉快回忆其乐趣，赞扬我读写用功。1990年4月10日信云：“回忆我们五七年在科学院图书馆抄微型胶卷时，你是多么认真。”1992年4月7日来信说：“五七年，我和你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看微型胶卷，那时敦煌文书几乎无人问津。我曾向（历史所所长）尹达同志建议成立敦煌学研究室，请贺（昌群）先生主持。他没有采纳。现在敦煌学成为热门，……回想往事，不禁今昔之感。”众所周知，敦煌学一词是1930年最早由陈寅恪先生提出，视为“今日世界之新潮流”。自此20余年后，唐师具体建议在历史所内设置敦煌学研究室，并提出了合适的领导人选。可惜未能被当权派采纳。贺先生是简牍学和敦煌学研究的热心人，若让他主持这项工作，必将是大有作为。此后，中华书局于1961年出版了以“历史所资料室”名义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其前言即是由贺昌群先生匿名撰写，虽是未能正名以符实。编辑其书且得以出版，可视为上述唐师建议的副产品。这本书在当时史学界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

20世纪70年代，新疆出土了大批破碎的吐鲁番文书，尚处于“文革时期”的1974年，我两次申请参加由唐师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但被执掌全所大权的军宣队否决，公然胡说我此举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我很不遂意。因为我曾读过劳榦先生早年所撰《居延汉简考释》。于是，我又提出想参加新出居延简的整理，仍然被军宣队拒绝。强调革命工作需要，指派我搞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这样，我一生的学术道路遂走向了当初自己并不热心、也不熟悉的工作中去了。

（三）

唐师在1987年9月3日来信说：“回顾自六四年已来，校勘北（朝）四史先后六年，中经十年浩劫，我精力旺盛时期也就这样过去了。七四年后，我大部分时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我想这二十年来，如果说有什么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献整理方面。”说实话，我这个学生和唐师的密切交往，主要开始于他在京工作期间。某些星期日，他和陈仲安先生不时光临寒舍，海阔天空，往往无所不聊，从而增进了相互了解。唐师晚年的三部重要著作，大致可以说，我是第一读者。为什么会如此？我是这么认识的。唐师早年的论著如《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都是由他亲自审定，未曾假手他人。自80年代以来，目力损坏日甚，他凭藉其睿智与良好记忆，固然能写出不朽论著，但要亲自逐条将资料核查落实，困难增大。在他身边工作的诸弟子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颇难抽身。我虽不敏，是在机关工作，比较清闲自在。加上我的治学，很着重史料的真实及其原始性。由是，唐师便将这类琐细具体校勘任务，交给我办理。

1981年2月23日信，首先劝告我在心梗重病后，“至少休整一年，不要急于工作”。然后详细谈到了自己正忙于写作，逐一介绍所撰14篇论文的篇名与主要内容，总共有20万字，拟定书名《拾遗》。书稿交出后，出版社以其字数甚少，建议至少增补业已发表并享有良好反映的均田制与门阀制二文，但没有获得唐师同意。他曾特意来信解释了不予再刊发的缘由。

1982年2月28日信云：“接到来信，知道中华（书局）把我的初校稿让你看，真是太麻烦你了。……经过你的校对，改正了许多错误，自然最好不过，惟有感谢不尽而已。”当时，我看初校样，只是逐条认真核对改正引文，还曾参考了他一年前来信所谈，发现原是单独成篇的士族形成与士族升降两文，在校样中已是合二而一了。原信所提《文心雕龙“士逢多楚”释》一文，因涉及音韵学而被删去了。由此可见，唐师对已撰论著是否发表，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那时，我看校样，对论文内容不作任何改动。校完《拾遗》后，我从自己所抄卡片中提出十几张，将它交去武汉的朋友带给唐师，请他自看二校样时作参考。其后，收到唐师一封未署年月日的来信云：“卡片已收到。其中张仁愿传条补进去，删去相应字句才插入，这条太重要了，必须补。但又不能牵动页码，所以只好这样办了。其他各条，原想加注，但也没有地位，只好这样办了。”这是唐师对我校对清样所作出的第一次正面的反映。

继《拾遗》之后，唐师汇集新、旧论文二十多篇，定名《山居存稿》，论文内容，上起汉末，下迄辽金元，时间跨度很大，涉及方面很广。

1985年11月26日信称：“拙稿现已全部整理告竣。其中十二篇没有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其余十四篇皆已发表者，其中辽金元史几篇是解放前发表的。这样收集尚堪入目者已尽。其他如均田制、门阀制二文仍然不收，至于应时工作，如曹操之类，更不待论。”他将上述诸文寄交中华后，责任编辑张忱石先生迅速将它转给我，说是唐师意见，让我负责全部整理。此后，唐师补寄来《唐代的客户》一文，至是全书共收文27篇。诸文分别由不同笔迹的人抄写，又都是复印件。纸张的大小也不一致，文字的错讹特别多。

1987年8月14日唐师信云：“最近，我复看了我的旧稿，发觉错字、漏注很不少，因为目力不佳，看不清行格，每段之末，常常少写一字，这些，我想你已改正。补元史张易传有两处称某地人也，重复，必须删去一处。诸如此类，感谢你的校勘，费了不少力。另方面，感到自己真的已衰老，比编写《拾遗》时又很不相同了。”

同年9月3日信云：“李涵同志带来拙稿及大函，承你作了细致的校勘，拙稿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非常感谢。……来信述及了《客户》一文的一条注，是不合适，请你删去。一、二个月来，我在草写《唐代色役管见》，已几易其稿，最近始有一个初稿，与日本西村元佑及国内王永兴之说颇有异同。但西村元佑与王永兴说也仍有可取之处，但似乎都有点偏。特别是对两税法施行后的变化没有阐发。但此文是仓猝成立，由于目力衰耗，看书一片模糊，实无力再遍翻群籍。写成后，当先交助手孙继民校引文并抄写，如时间来得及，拟补入《山居存稿》。我不知你的唐代赋役史对色役的看法如何？引证很可能有雷同。……从来信知你已将拙文与台湾人（袁易）写的《（张易）传略》作了对读，知尚可发表。台湾人所引《新元史》、《大清一统志》之类，均是二、三手资料，实无史料价值。”

同年9月15日信云：“今由（陈）国灿同志带上《四朝实录》和《唐代色役管见》二文。《四朝实录》中缺一条注，王沨一作王讽，当时必有所据，所以加了个注，但现在已记不起见于何书，麻烦你查找，代办补注。此稿有多处错写，有的是我自己笔误，……非尽抄者之过。……脱漏、错字不一而足，……不仅引文，论述也有错，……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均请你代为改正。”

1988年5月6日信云：“《唐代色役管见》一文，最后数页，修改数[较]大。只要不背原意，你大加改动无妨。补张易之传有两处记某地人也，重复，必须删去一处。一切拜托。”

几年前，我看《拾遗》初校样，手边没有唐师原稿，只能逐字逐句校核史文，改正错别字和漏讹。《山居存稿》的处置方式不同于以往，它是尚未排版的抄件，篇幅也比以前大得多。我只能缓慢地边读、边查、边改稿。凡发现我认为需要增添或改易删除处，立马标出，给唐师写信，提出具体意见。唐师也是频频作答，同意或不同意，我是一切遵嘱办理。但也有个别未经请示而自行改订的，它限于某一具体史料，改动而无妨。兹以辽金元史方面为例，它共有十几万字，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以往我曾粗读过辽、金、元诸史，但终究更为陌生。因此，工作难度更大些，改易尤须慎重。例如《辽史天祚纪证释》篇，内有一段史料，抄件引作《三朝北盟会编》曰，但未记明卷帙。徐梦莘所撰《会编》是一部分上、中、下三帙总共250卷的大书。我为此借来全书，逐页翻遍，迄未找到，大为沮丧。我曾拟好了删去该段，略加改写的预案。30多天后，偶然翻看《契丹国志》，居然在该书卷十发现了《山居存稿》所征引的文字，只有一、二字差异，在文义上毫无妨损。我当时大喜过望，随即据以改正。又如《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一文，是《存稿》收录的最长篇。论文新意迭起，引人入胜。可是，元史专家陈高华提示我，文中为元好问言论所加按语可能有误，应予留意。但他又不肯明说。我看过《元遗山集》，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为此，只好重检《金史》卷126《元好问传》，知他“金亡，不仕”，“年六十八卒”。配合其他记事，推知元好问生卒为1190—1257年。唐师论文引元好问云：“己酉初吉，新兴元某记”。己酉被推定为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且据以论定“卫州立庙疑亦当在定、宪二朝时矣”。联想唐师来信曾说：“我虽曾治元史，当时只注意成吉思汗及漠北可汗之事，世祖以降，未曾用力”（1987年12月31日信）。据金、元之际的政治史可判断唐师是将元好问死亡误推后了六十年。元武宗时，元好问早已不在人世。为此，我将该段文字的推论与用词相应作了修改，改稿获得了陈高华先生的认可。又如《补元史张易传》，唐师两次来信均提到要删除一处。但检原稿，两处所书籍贯并不雷同，且各有所据。思量再三，不宜轻易删一。于是，我以太原交城人说为主体，而将另一处说是临州临泉人改为低格排版，并略加说明，以便主次分立，而又异说并存。我负责整理《存稿》的上世纪80年代，点校本《元史》和《元史人名索引》都已出版，客观条件远比40年代唐师撰该文时大为改善，我曾逐条加以检索，新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是被遗漏了。我设法将它们一一分别安插在唐师所立纲目之下，使其所述益臻完善。

必须指出，《山居存稿》的整理，历史所张弓先生帮了我很多忙，他工作细心负责，校对了不少资料。但我负责全书通校，又前后两次看了两遍校样。终因业务水平太次，竟留下了一些遗憾。《存稿》正式出版后，我又发现了一些错误。其中《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所述贾循事迹，说循“两唐书无传”。其下，引《元和姓纂》等记事考订贾氏世系，作了迂回曲折解说。其实，贾循在《新唐书》卷192《忠义传》中有专传，记事甚详。我竟久久未能发现。理应据本传将该段文字认真改写，才不至误导读者。唐师为此书出版，多次给我写信致谢，益增我的惶愧。

《山居存稿》尚未公开问世，唐师已在着手《三论》的写作。

1989年4月12日来信说：“前年至去年上学期，我开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一课。现在正由牟发松据记录稿和我备课时的资料、摘录及札记整理。共分三篇。第一篇“魏晋时期的变化”，共四章，现在初稿基本整理完成，尚须补充修改。第二篇“南北朝的差异”，也是四章，拟在今岁整理完成。第三篇“唐代前后期的变化”，五章。本来也拟在今年末完成初稿。由于牟发松的事太多，大概要推迟到后年上学期。全稿完成后，再费半年时间校订修改。……这是我一生研究成果的总结，此后也不能写书了。初稿完成后，仍要麻烦你详为审订。”

此后，唐师多次来信谈到《概论》的写作进展等情况。1989年8月9日信，明确表白：“精力日衰，但这本书总得写成。”

1990年3月7日信云：“困于目力，写作非常艰难，自己写的草稿也不能复看，弄得前言不对后语，矛盾百出，修改要费很大时间，以后全仗你大力改正。”

1992年2月16日来信说：“《概论》题太大，实际上我只谈了三个问题，一是魏晋时期的变化，论证农民封建化及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二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在土地、赋役制度、门阀兴衰和学术思想的差异。三是唐代发生的变化，着重说明经济上及学风上的南朝化倾向。许多问题没有涉及，称为《概论》殊不相称，所以拟改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副标题中国三至九世纪的封建前期某些变化和发展。”

《三论》终于完成了，立即复印数份。1992年5月10日，交朱雷带至北京，征求修改意见。5月10日，5月12日，5月14日，5月20日，6月1日，唐师连续五次给我写信，五次信的核心内容乃至文字措辞以及前后次序竟如复印件一样，都是完全一致。他希望我帮他作三件事：“①论点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②引证资料不典型，有更典型资料可以补充或更换，以证成说者。③提法不妥，片面性，甚至有武断之嫌者。”一位盲翁在三星期内写出如此雷同的文字，充分反映他当时心情之急迫与专一。很不巧，当年五六月间，我有两次短暂离家，看到他前三封来信时，我尚未收到朱雷所带书稿，我也是空着急。

1992年7月14日，唐师来信告知，已收到周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建议在书末补写一篇结论。黄惠贤认为“不如把‘绪论’的二、三节移至篇末，……这样有了结论，也免前后重复。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好。你的意见怎样？……此书修改，他人没有你熟悉，主要倚重你”。另一次来信说：“忝此知交，亦不待空言致谢也。”一位陷于失明痛苦很深的老人为求助而向学生说了过头的赞语，他的这种恳切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但我更清楚自己没有多大能力。际此困境，只能谨遵唐师教示，尽力所及，在规定时间内，通读完复印的《三论》书稿，在其上批了些个人意见。7月25日，我应邀去武大参加历史地理博士论文的答辩，根据唐师的健康状况，我在主持答辩之后，特地安排了两个半天，当面向唐师逐条谈出我的浅见，当时有位年轻学者在场，凡是拙意能被唐师采纳者，当场作修改，凡是老师难以同意的照旧保留。此后，程喜霖来信告知，唐师曾对他说，泽咸对汉代奴隶制没有说话，是因为反对此说的缘故，这实是一大误会。在此之前，唐师曾有专函，细说他由倾向魏晋封建制转变为正式确认汉代是奴隶制的认识过程。我很认真读过来信，但也未能使我完全信服。我对这种重大理论课题实在提不出新义。早在1959年，我和历史所秦汉史组几位朋友曾合作，撰文在当年《历史研究》发表，论述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其中东汉部分的提纲由我执笔。不过，正式动笔写论文时，我胆怯退缩了，原因就在于我对此所知甚少，不敢贸然提笔。自此以后，我不再介入本课题的议论。我知道何兹全先生是汉代奴隶制的坚定主张者，我为他撰写祝寿论文的题目有意定为《晋宋间……》，而不写《汉宋间……》，实是藉以避嫌。说汉代封建制并非我持有独特见解，只是从众而已。看阅《三论》中的汉代部分，我是持同一原则，只重点关注所用史料的出处和引文有无讹误，对于同一史料的不同解说，我是不介怀的。当发现有的史料并不见于今本《史记》（包括点校本、百衲本），只见于日本人所撰《史记会注考证》时，我便特加指明，旨在表明材料的真实出处，以使言之有据，而并非是妄下雌黄。1979年10月8日，唐师来信曾说：“我和你一样，不喜欢抓住人家一点错处写文章，如果自己有新的看法，尽可以正面阐述，一个劲儿去批判别人，还说些刻薄话，我是很不赞成的。”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论是审读研究生的论文，或为出版社评阅些专业论著，所持认可的标准是作者使用史实的真实可靠，至于对史实的不同解说则是尽量宽容，绝不反对持有不同的见解。

《三论》正式出版了。第三编不是上述来信所云五章，而只有四章。唐师在《出版后记》中说：“对于佛、道二教，业已积稿数万言，却因自己感到这方面的修养太差，终于删除。”这件事，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早有来信提及。

1991年10月8日信云：“要写佛教，自己对它不大熟悉。只有一个论点，非参考汤（用彤）、任（继愈）、吕（澂）诸公论者不可，自己不能看书，只好决定唐代宗教方面不写了，南北朝时期也删去。”同年10月20日来信说：“唐代佛教道教勉强写成。儒家、道教继承南朝很明显，佛教却很复杂，我目力不行，自己不能阅读，过去也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工夫，虽然只想写四五千字，概括地谈谈南北佛教发展至唐代的变化，但很难着笔。近代人著作不少，全靠冻国栋念给我听，随听随忘，又不能查书，所以至今尚未着笔。”同年12月31日信云：“拙稿最后一章，我决定唐代宗教方面不写了。南北朝时期也删去。……我对佛教毫无研究，……真正佛经除《弥勒降生经》外，从未看过，还是藏拙为好。”此虽无奈之举，正好体现了严肃的学术工作者所矜持的务实学风。

《三论》中涉及文化方面，唐师来信也谈到其特殊考虑。1990年10月某日信云：“写南北差异，原想写广义的文化差异，音乐、雕塑，全部外行，写不了。现在只能写南北朝学风的差异，只谈儒、玄、释，而不论思想内容，只论学风。”1991年3月18日来信说：“本来想写文化，因很多艺术，我都不懂，所以只能缩小范围，只谈经学、学风、宗教、文学四项。”举此二例即可察知，唐师治学是始终谨严踏实，知之为知之，决不天马行空、耍花架子，也绝不辗转抄袭雷同囫囵了事。

唐师多次来信谈到申请退休，说是年迫桑榆，应该止步。还援引谭戒甫老先生言：“是收摊子的时候了。”但直到《三论》完成和正式出版后，仍然没有真正收摊的迹象。

1992年2月16日信云：“现在，我再无力写论文了。二个月前，写《南朝天师道的传播与演变》写了大半，剩下陆修静一段，必须査《道藏》，我不能阅读。《道藏》诸书都没有标点，请人读，也往往读不断，只好停止下来了。”

1992年12月27日来信说：“现在正在写《北朝末期至唐初之文学》，我在《三论》中未详，所以想作点补充。以后拟再写一篇《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千字文为梁周元（？兴）嗣以王羲之字集成，而唐代前期，西州儿童已以千字文为课本兼习字。显然北朝及隋代北方已舍《急就篇》，而仿南朝以千字文启蒙，这是南朝化的一端。以后，不打算再写什么了。”

然而，不久却来信说，拟写两篇清代方面的论文，且粗略说及了题旨与内容。特别是1993年9月14日信云：“我最近写《跋陆云与兄平原书》一文，已两易其稿，都没有写好。却无意中纠正和确定了史籍记载中关于二陆历官时间的一些错误。”随信将有关情况写下了近千字的详尽具体说明，条理清晰，决不像重病在身的盲人所为。1994年6月下旬，我去武大，唐师谈及此文，仍说是尚未最终完稿。真可谓生命不息，写作与科研永不休止。

10年前，唐师归道山，日本国著名史家池田温先生唁电说：“珞珈山上秋云悲……”，并亲撰挽联云：“六朝隋唐，发挥史识。高昌文书，开拓新域。”今年6月，还是这位池田先生给笔者来信，深有感触地说：“敝生曾蒙唐老诱掖不少，到现在，予敝邦，唐老感化，处处可寻”。唐师治学惠泽及人，可谓深且广矣。

我从唐师问学40年，但并非他的研究生。而且除了1957年的短暂相聚外，几十年中再没有和他朝夕相处过。读他的著作，协助他整理其论著，还有他的众多来信，都有便于我向他学习。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常说的那句名言：“读书是一种乐趣。”本文一开始，引录他在1988年10月来信所云，失明使他不能读书，苦痛极大。正是他一生的模范行动，启迪激励我奋发努力，勤奋攻读古籍。我智商低，受其熏陶，也颇获益。通过交往，唐师深知我为学功底差，又不聪慧，但肯努力。还洞悉我多病缠身，历次来信，反复叮咛，不宜短视，要多休息，作长期打算。有次来信意味深长地说：“我今年七十七，你今年五十七。纵使你只活到我这年岁，还有二十年。这二十年，你可以作出很多成果来。”可是，唐师走后不及四年，我便右目失明，左眼视力只有0.2。手术后，双目虽已复明，艳阳正午，也需开台灯才能读写，尤为难堪与不幸的是1999年，我突患脑血栓重病，经过艰难努力，行走功能是已缓慢恢复，记忆力急速锐减和遗忘则已是无可挽回。相对而言，唐宋史的遗忘尤踰于汉魏。恍如隔世之感，切身体验攸深。往年唐师函询有关兵制与经济等史事，来信表明，他对我的及时答复相当满意。而今我竟不知当日是如何应对的了。过去，我辛勤摘抄宋辽金资料卡片数万张，那时为了省工，往往只写了某集某卷。重病以来，竟变得陌生，不再知晓该诗文集的作者姓名，卡片所抄的不少内容也常常是不甚了了。弄得如此狼狈，心情沉重，苦不堪言。

那时候，脚不能走路，双手发抖，躺在床上，心乱如麻。怎么办？当然是全力投入治病，半年多未曾读写。俟病情有所缓解，宿愿重新燃起，决心完成业已写作过半的农业书稿。于是断然决定：一是尽力写完尚未动笔的四章书稿。鉴于精力不逮，适当减少相关内容。对原已完成的八章书稿，内容庞杂，文字冗长，为使全书整体配套，有必要对它加以压缩和简化。二是戛然终止宋辽金夏时期农业的写作，病前业已写出的两章也一并删除。只在积存卡片中选取这一时期的个别资料，分别纳入有关各章，藉以说明各地区农业在唐以后的发展流变。说实话，删繁就简，统一全书十二章的体例以及约束各章间字数的大致比例，都是比较易于办理。放弃积累多年的宋辽金时期的农业不写，内心是极不愿意，而又无可奈何。诚如李涵先生来信所云：“焚琴煮鹤，令人心痛。”面对眼前冷酷现实，既已无力回天，自是只能忍痛割爱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年甫七十，成了痴废。于是，冷静地面对现实，摆脱一切社会工作，辍笔有了数年。偶尔吃力地写一小篇，选题限于汉魏六朝史，写作质量自然不会好。这次草此短文，同样满纸错字，数易改写，若不是有当年日记具在，肯定也难以写出。唐师自言其学术成就远比陈寅老差。对比唐师和我的治学，论功力、天分、乃至毅力，相差不啻十万八千里。温故怀念，何能已也。

末了，我想到，唐师在论史之外，还工于旧体诗词，但公开发表者极少，据说颇有些存稿。长期在武汉工作的唐师诸弟子，能否有如复旦蒋先生所为，将老师所撰诗词加以收集整理呢？厦大韩国磐先生、历史所的熊德基先生、张书生先生也是撰有些诗词，都没有、或只发表一、二首。在他们生前或身后，皆已收集付梓了，并分别给了我一册。值兹唐师仙逝10周年之际，私念及此，因特竭诚期望在武汉工作的唐师诸弟子努力为之，使它刊印问世。它同样是一份珍贵文化遗产，足以启迪教育后人，功德无量。诸公以为然乎？其有志于斯者乎！

2004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