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我们这代人的学问》出版
作者: 刘进宝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6
页数: 234
定价: 49
装帧: 精装
丛书: 近思录
ISBN: 9787308191753
内容简介 · · · · · ·
“近思录”小丛书之一种。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作者关于敦煌及敦煌学研究的一些普及性文章、回忆及心得体会；二是作者近年撰写的有代表性的书评与书序；三是作者撰写的学人与学术史往事，涉及陈寅恪、朱雷、姜伯勤、宁可等知名学者。该书坚持了“近思录”的一贯传统，作者为著名学者，内容以可读性为决定性要求，所谈基于学术、高于学术。
作者简介 · · · · · ·
刘进宝，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历史学系主任。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丝绸之路敦煌研究》、《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主编《丝路文明》学术专刊。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
目录 · · · · · ·
我与敦煌学 1
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16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点滴回忆 25
“华戎都会”与“西域咽喉”
——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34
敦煌学的国际化 39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学术公案辨析 44
薪火相传的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硏究 55
一个青年学子的梦想与情怀
——从《敦煌学述论》到《敦煌学通论》(增订本) 60
《百年敦煌学》后记 71
敦煌研究介绍三题 87
漫谈陈寅恪 88
回忆与李庆善先生相关的二三事 119
我所了解的宁可先生 125
朱雷老师学术简历 134
高尚的人格 精湛的学术
——朱雷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140
我所了解的朱雷先生点滴 150
姜伯勤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指导 163
我们究竟如何治学
——读石泉先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的体会 171
有思想的学术 有学术的思想
——读王元化的《九十年代日记》 179
百年学术的真实写照
——读《学林春秋》 192
心灵的独白与真实写照
——读周一良先生自传《毕竟是书生》 200
我们这代人的学问
——在胡可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204
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209
《册府元龟》校订本出版的启示 215
《唐代户籍编造史稿》序 220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 224
陈寅恪与藏语、西夏文的解读 227
弘扬学术道德 捍卫科学尊严 229
自 序
编辑这本专业研究之外的学术小文，不由使我想起30多年前的大学时光。我是1979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属于“新三级”学人中的第三级。由于1949年以后我们向苏联学习，高校中普遍开设俄语课，地处西北的甘肃师范大学也与全国一样，以俄语教学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民又开始广泛学习英语，如《英语900句》之类的书曾风行一时。我们的师兄师姐——77级和78级同学外语课程学的是英语，到了我们入学时，已经没有英语老师可以上课了，而很多俄语老师则无事可做，学校就安排我们79级全部学习俄语。
当时学界的热点之一是中俄关系史，教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吴廷桢老师是较早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他代表甘肃师范大学参加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编写，并负责其中的第五章“沙俄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为了写好本章书稿，以吴老师为主编辑了《帕米尔资料汇编》，由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78年铅印交流。在资料搜集和书稿撰写过程中，吴老师还在《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发表了《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该文署名“郑史”，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吴老师当时的“右派”还没有改正，不能署名发表论文，另一个则是作为集体任务，个人很少有单独署名的。当时甘肃师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与政治系合并在一起，称为“政史系”，取名“郑史”就是政治和历史的合称谐音。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同时，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沙俄侵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全国兴起了研究中俄关系史的热潮。在兰州的高校以兰州大学为主，编辑出版了《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成立了西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创办了研究会的通讯《西北史地》。吴廷桢老师就是研究会在甘肃师范大学的联络人。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在大学阶段初期的学习兴趣是中俄关系史，吴老师建议我从林则徐入手，于是我就购买了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认真学习《林则徐年谱》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在吴老师的指导下，我撰写了第一篇习作《“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略论林则徐对沙俄侵华的预见》。这篇习作的初稿经过吴老师的精心修改后，我们联合署名，油印在历史系的学术会上作了交流。此篇论文经过修改后以《略论林则徐对西北边患的预见》为题在《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发表。因为此时中苏关系开始缓和，编辑部就建议改了标题。
在仔细学习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时，我还买了来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随后又见到了来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学习中了解到来先生还出版过《北洋军阀史》等著作。
就这样，我开始关注来新夏先生，知道来先生的知识面非常广博，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于是就暗暗下定决心，要向来先生学习，扩大阅读面，如果以后有机会读书、做学问，也一定要像来先生那样进行广泛的涉猎。
后来，我的学术兴趣转向了敦煌学，但广泛阅读的习惯一直坚持下来，大学时代就订阅了《文史知识》《史学月刊》等，以后又长期订阅《文汇读书周报》《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也断断续续订阅过《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等。至于一些专业刊物，也是尽量订阅。这样我的阅读面相对就要广一些。
1991年初，江泽民总书记致信国家教委负责人何东昌等，就对青少年儿童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国情教育问题作出指示。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徐明珏先生提出要为青少年编写一套通俗的中国近现代史读物，当时我的《敦煌学述论》正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审阅出版，徐总编知道我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就希望由我负责其事。
听到徐总编的话，我感到非常惊诧，因为我学的是隋唐史，从事的是敦煌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根本不熟悉，也绝对没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但由于甘肃教育出版社对我的厚爱，徐总编的建议我又不能拒绝，再加上当时出版非常困难，而编写这套书不仅不需要出版费，而且还有稿费。我就答应帮忙联系，承诺肯定会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作者。
随后我与大学老师——中国近代史专家吴廷桢先生和中国现代史专家徐世华先生联系，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就与甘肃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在签订合同的前后，吴老师和徐老师都曾提出由我们三位主编，我当然是断然拒绝，随后他们又曾建议让我在某本书上署名，我也没有答应。我知道他们完全是好意，希望通过此办法让我拿一点稿费。但我知道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没有研究，如果从事某一部分的写作，就要下大力气阅读相关资料，这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如果没有参加写作而署名，在我的心理上又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有了吴廷桢、徐世华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华百年史小从书”，全套从书共6册，即《三千里硝烟》《辛亥风云》《西学东渐》《抗日烽火》《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光明与黑暗的决战》。
2002年我从西北师范大学调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是全国六朝史研究的重镇，纯粹的唐史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唐代文史研究的大家——卞孝萱、周勋初和郁贤皓三位先生都在南京。我既然到了南京，自然想得到卞孝萱、周勋初和郁贤皓三位先生的指点。由于先师金宝祥先生的关系(卞先生早年曾是范文澜先生的助手，并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的隋唐五代卷。金宝祥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范文澜介绍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的)，我和卞孝萱先生在1984年就认识了，并一直有着联系，到南京后交往就更多了。卞先生曾邀请我协助他主编了《新国学三十讲》。我主编《百年敦煌学》时，也得到了卞先生的支持和赐稿。
为了向周勋初和郁贤皓先生请教，我就要了解他们的学问，学习他们的论著，以便有与他们对话的基础和资格。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唐人轶事汇编》我早就购买阅读，他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周先生和他的学生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由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我认真读了此书，很受启发。当然也有一些疑问，我曾多次到周先生府上面谈，请教《师门问学录》中的书、人和事，当然也表达了某些不同的见解。周先生由于研究的需要，还让我帮他复印了先师金宝祥先生发表在《西北史地》上的《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当周先生主编的《册府元龟》点校本出版后，虽然我已经有了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本书所收《〈册府元龟〉校订本出版的启示》就是为了颂扬周先生领导的团队对唐史研究的贡献。
郁贤皓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整理的《元和姓纂》和编著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是唐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有次在郁先生家聊天时，郁先生告知，他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拟申报国家精品教材，他已请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复旦大学的章培恒、陕西师范大学的霍松林、南开大学的罗宗强五位先生写了推荐意见，同时提出让我也写一份推荐书。郁先生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立即说：“这绝对不行，我是晚辈，而且是历史专业，哪有资格来写这个推荐！”但郁先生说：“行，哪有什么不行，你就从你的角度写一个。”郁先生的指示让我诚惶诚恐，但又无法拒绝，这就有了收入本书的《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在卞先生、周先生和郁先生书房中的请教、问学和聊天，是非常愉快的，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掌故。我不仅扩大了知识面，知道了许多学林掌故，还从他们身上领略了大家的风范，受益无穷。
来新夏先生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正经事”，就是读书。他认为“读书的两大目的就是淑世和润身。淑世是对社会有所功用，润身是丰富自身的修养”。来先生广博的学问，我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但心向往之。
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也不喜欢外出旅游。我的业余生活主要是在专业的工作之外，泡杯茶来翻杂志和报纸，也看小说和一些闲书(专业以外的书)。收入本书的许多篇章，就是这种业余生活的产物，即读专业以外图书的感想，有些是将平时所思所想反映在纪念文章和讲义之中，还有些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专业内的通俗文章。其中的绝大部分我仅仅是浅尝辄止，并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是耶?非耶?也只好让读者来评判了。
正因为是不够深入的非专业文章，所以我最初想的书名是《业余生活》，但编辑认为不大好。后来又想用《读书的乐趣》，编辑看了书稿后，提出用我在胡可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题目《我们这代人的学问》，这个书名应该说更符合本书的内容和我编辑这本小书的理念。
当可先君邀请我参加他的《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新书发布会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就将可先君的学术理路作了简单的梳理，将发言的题目定为《我们这代人的学问》，其主要目的就是赞扬可先文史兼通的学问。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学人能够出现在断代史的各个方面，或超越断代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或中国史领域都有发言权的学者。
“我们这代人”主要是指新三级学人，即77、78、79级大学生和78、79级研究生。说到“我们这代人”，绕不过去的是1978年。1978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年被定为改革开放年，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说的。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考察，还有不能忽略的全国科学大会。
从1977年9月开始筹备，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3月31日的大会闭幕式上，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将知识分子从“臭老九”解放出来，开始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待，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方针。所以这一年，不仅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而且还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这一年的春天，77级大学生入学，由于77、78级招生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而且婚否不限，同时，中断了多年的研究生招生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恢复，报考的年龄也从35岁放宽至40岁，所以在新三级学人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两代人同读的现象并不鲜见。
“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思想的时代。由于以前的规章制度被破坏或废除，新的规章还未建立，没有各种制度牢笼的束缚，许多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便纷纷呈现。今天看来，有些理论和方法并不一定正确，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实际上并不适合人文学科。虽然有生搬硬套的痕迹，但不可否认，当时的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打开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如：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提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潘晓讨论”；李泽厚的“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等，使我们的思想更加开阔；我们看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争相传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爱情的位置》《丹凤眼》等小说，才知道爱情原来是美好的，也是可以歌颂的；《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等中短篇小说，使我们对社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学习的时代。我们的学习没有今天应试教育的强迫，也没有今天考核、填表的压力，更没有津贴、奖金的诱惑，就是要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要提高自己，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不仅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陈景润，更是引起了全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那是一个真正尊重知识，知识分子受到普遍尊重的时代。
那时大家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晚上宿舍熄灯后，就在走廊、路灯下看书；由于图书的稀少，常常是排队阅读，甚至你是前半夜，我是后半夜；为了购买《现代汉语词典》《唐诗三百首》等书，书店门口经常排着长长的队伍；由于需求量太大，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各地限量发行，就连发行200多万份的《中国青年》，我在兰州都无法订到，只能托中学老师在县城订阅后再寄送给我。当时的学习状态真可说是如饥似渴。
“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有理想的时代。虽然当时国家还比较贫穷，也在许多方面落后，但我们充满着信心：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们是幸福的，真正是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我所就读的西北师范学院是省属高校，主要是培养中学教师。当时教育我们毕业后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远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即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忘我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力图多购买、订阅、抄录一些资料。万一被分配到山区中学，条件有限的话，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储备的资料，能够满足中学的教学需要。
“我们这代人”处在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当时经济短缺，生活普遍比较艰辛。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说：“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扬州师院任教，大多数时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方米的房，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当了副教授十五年、正教授八九年后了。”我个人的经历也与葛老师差不多，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四个青年教师住一间宿舍，结婚一年多后分配了一间土平房，是1939年成立西北师范学院时最早盖的一批房子，与葛老师的一样，“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评上副教授后，分到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旧楼房，评上教授后才分到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今天的年轻学者与我们一样，毕竟社会发展了，时代不同了，要求和需求自然也不同了。但面对缺乏诚信，更加注重物质、功利化色彩浓厚的当下，青年学人的选择也很重要。正如南京大学的元史专家刘迎胜先生说：“目前中国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我们的青年学者更要认真思考，自己所做的学问，自己所在的学科怎么样才能达到和国家、民族新的国际地位相称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自己又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体现出我们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王东平《研究中国历史需要世界的眼光——刘迎胜教授访谈录》，载《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本书所收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一部分也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整理和校对得到了秦桦林、宋翔、赵大旺、许超雄、闫丽、赵梦涵、王晶等青年教师和同学的帮助，编辑蔡帆作了认真的审读，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如有任何的不足或错误，自然由我承担。
2019年1月31日
2019年3月1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