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傅璇琮先生与唐代文学研究

傅璇琮先生与唐代文学研究

——一个台湾学者的体会

吕正惠

估计在1979年，我意外地在一家影印店复印到两篇文章，《刘长卿事迹考辨》和《韦应物系年考证》。那时候正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高潮期，国民党穷于应付，文化管制几乎形同废弛。文化人孜孜不倦地寻找、挖掘各种违禁资料，拿到影印店去复制，影印业极为发达。我是影印店的常客，每次到店里，老板会给我看别人提供的资料，问我要不要顺便复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到了傅璇琮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

我很快就把这两篇文章仔细读完，内心感到很大的震撼。在此之前，我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已累积了八九年，自认为在唐代历史与唐代文学资料的熟悉程度上超过同年龄层的台湾研究者。读了这两篇文章，我才了解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还处在“小学”阶段。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元白比较研究》，这时正准备撰写博士论文《元和诗人研究》，因读过一些盛、中唐诗人的年谱，知道开元、天宝、大历年间的许多诗人事迹几无可寻，年谱难以编写，却从没想过，对像韦应物、刘长卿这样的诗人，在资料几无凭借的情况下，研究文章可以洋洋洒洒写到几万字，而且有凭有据，详实可靠。相比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关于唐代文史的学养实在太差了，有待加强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还好我研究的是元和诗人，元和诗人的文集保留得较完整，又有我的老师罗联添先生(我的硕士导师)，以及大陆的卞孝萱先生、朱金城先生(他们的论著我只得到一小部分)的研究作为凭借，所以还能顺利地写出我的博士论文。但我一直记得傅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我的冲击。虽然我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中的评价还算不错，但一直不敢拿去出版。博士毕业不久，我终于买到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粗略地翻阅了一下，才大致了解傅先生的考证方法及其宽广眼界。其后几年，我利用博士阶段阅读之余所累积的心得，撰写了《杜甫与六朝诗人》，升上了教授。此后，我有长达十年的时间改行从事台湾当代文学研究，轻易不敢碰唐代文学，我知道自己急需扩大阅读、加强训练，不然，绝对赶不上改革开放以后由傅先生带头的当代大陆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

《唐代诗人丛考》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大历诗人，这一部分最可以看出，傅先生在研究唐代文学之初所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与历史眼界。从考证方法论来看，傅先生把所有大历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全部仔细加以阅读，把其中每一首诗所涉及的诗人行迹全部勾连在一起。因此，其成果是一大串的诗人事迹考辨，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年谱。可以说他几乎是同时完成张继、李嘉佑、刘长卿、戴叔伦、顾况、皇甫冉、皇甫曾、钱起、韩翃、卢纶、耿沛、司空曙、李端等人的研究的。譬如，为了李嘉佑的事迹，他串联了刘长卿、皇甫曾、独孤及、冷朝阳、夏侯审以及皎然等人。由李嘉佑的交游圈，勾画出李嘉佑行迹的大略。对每一个诗人的研究，傅先生全部由大历诗人的整体出发，因此，每一篇考证都由一个诗人的侧面反映了一个大时代。这种做法，真是前所未有，令人惊叹。

这样的考证，实际上不只是小考证而已，它会自然而然地带出一个时代的侧影。李嘉佑在上元、宝应年间担任过台州刺史，他的诗作描述了袁晁农民起义之后农村残破的景象。傅先生因此论起刘展之乱引发了袁晁起义，并谈到在安史之乱中从未遭到破坏的浙江却在这两次接连发生的事件中遭到了大破坏，而李嘉佑台州时期的作品对此有明显的反映。这样他就质疑了皎然《诗式》中这段著名的评语：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佑、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傅先生说：“这一段评论本身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它只看到了刘长卿、李嘉佑等人描写自然景色诗篇的那一面，而没有注意到这些诗人反映江南社会现实的较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傅先生同时指出，现在有些文学史把这一段话移用来批评所有大历诗人，这也是不对的。他指出，大历诗人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那就是钱起等大历十才子；一个以江东吴越为中心，那就是以李嘉佑和刘长卿为代表的江南诗人。江南诗人虽然以描写自然山水为主体，但却不乏反映现实之作。这样，在通盘考证大历诗人的行迹之余，傅先生又凭着他广阔的历史视野，粗略勾画了大历文学的主要面貌。这样，就能够寄历史于考证之中，在考证之中见出历史的大面目，既有扎实的功夫，又有历史的视野，这就不是一般的考证文章了。

《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后，傅先生又接连完成了几部大作，《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文集校笺》(与周建国合作)、《唐翰林学士传论》，同时还主编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人选唐诗新编》，这些著作的贡献世人皆知，不需我赞一词。下面，我想举出两篇论文说明它们对我的影响。

在傅先生的单篇论文中，我最喜欢的是《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王茂元是李德裕党吗？李商隐何时涉入牛李党争？开成三年(838)李商隐婚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并入王茂元幕府。传统的看法认为王茂元属于李德裕党，李商隐从此得罪令狐家及牛党。《旧唐书・李商隐传》说：“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令狐楚)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李商隐传》也说：“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傅先生根据李商隐代拟的王茂元写给李宗闵的两封信、给李德裕的三封信，证明李宗闵曾提拔王茂元为岭南节度使，相反，王茂元和李德裕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这说明王茂元很难归入李党。其次，李商隐婚于王氏后，令狐绹还为之延誉，这从李商隐《献舍人彭城公启》《献舍人河东公启》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李商隐因婚于王氏、入王茂元幕而得罪令狐家和牛党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傅先生认为，李商隐坚定选择站在李党这边，是在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以后。宣宗即位后，即将李德裕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不久，由荆南改调洛阳，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大中元年二月，又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也就在这个时候，李德裕党的郑亚由给事中出为桂管观察使。郑亚聘李商隐为掌书记，李商隐跟郑亚远赴桂林。傅先生说：

这难道是偶然的、毫无政治含义的举动吗？这个时候，摆在李商隐面前的，可以有几种选择：他仍然可以在长安继续担任秘书省正字的职务，慢慢得到升迁；他也可以挑选与李党没有关系的节度使做一些文字工作；他甚至可以表白心迹，直接投靠牛党。这些路子他都不走，却在李党明白无误地走下坡路的时刻，进一步把自己的仕途放在李党一边，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不是太傻了吗？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是非观念，没有一种政治上的正义感，确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李商隐，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可贵就在这里。这难道是诡薄无行的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吗？

这一段充满感情的话，不但为李商隐洗清“诡薄无行”的罪名，同时把李商隐的人格拔高到具有“政治正义感”的高度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李商隐的政治感怀诗为什么那样动人。傅先生的论文对于以上两点的厘清，拨开了李商隐生平中最重要的迷雾，对我们了解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与其诗作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最核心的钥匙。另外，傅先生还据此下判断说：“李商隐前期也写过一些优秀作品，但他的创作的真正收获期是在后期，这恰恰是与他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这种对于李商隐的评价方式，在前人中似乎也很少看到。

当然，李商隐的人格是有一些弱点。譬如，他看到同年进士韩瞻被王茂元招为女婿，不免有歆羡之意。其后，在韩瞻的帮助之下，致力求婚于王氏，因此耽搁了行程，没有适时赶到兴元去看望生病中的令狐楚(他没有料到，令狐楚即将去世)，确实有点不应该(这是东北的毕宝魁教授跟我聊天时谈到的说法，我认为颇有道理)。他因此跟令狐绹产生嫌隙，但这跟牛、李党争完全无关。从党争的立场来看，大中二年以后，李商隐完全同情李德裕，这是非常明确的。在郑亚之后，聘用李商隐为幕僚的卢弘止和柳仲郢都是李德裕所重用的人(但他们都不是李党的核心)，即可证明。不过，在令狐绹官位日升、终至拜相后，李商隐又不能忘情于令狐绹的汲引，表现了他软弱的一面。但李商隐是个有才而无凭借的穷文人，这些弱点都可以从他的出身得到解释。虽然如此，傅先生的文章还是指出了李商隐作为一个大诗人最优秀的品质：关心现实政治，具有强烈的正义是非观念。

相比来讲，杜牧就差多了。当李德裕秉政时，杜牧屡次上书给他，备极称颂，然而李德裕并没有重用他(牛僧孺对杜牧极为欣赏)。大中年间，当李德裕备受打击时，他又落井下石，极尽诽谤之能事。前后相比，让人感到惊诧。就在同时，李商隐却能写出这样的诗：“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桥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道德勇气。杜牧出身显贵，李商隐完全不能跟他相比，但就人格而论，我觉得，李商隐明显高于杜牧。旧史批评他“背恩”“无行”，是非常不公正的。

傅先生这篇文章，包含了许多考证，但全篇行文流畅，读起来毫无滯碍之感，又有鲜明的立场、丰富的感情，并不是冷冰冰的学术文章，但又有学术文章的严谨，这些都可以看出，傅先生绝不只是一个以考证为主的学者。

傅先生还有一篇文章，《武则天与初唐文学》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般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特重文学之土，进士科的地位大为提升，对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说法，在唐宋时期即已形成，到了近代，由于陈寅恪的发挥，几已成为唐代历史的共识。傅先生的《武则天与初唐文学》对这种看法大加批驳。

傅先生的论证首先集中在对进士科发展的考察上。根据历史资料，进士科原来只考时务策五道。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帖经及试杂文，第二年，永隆二年(681)开始实施，永隆二年决定加考的杂文两首，据徐松考证，是指“箴铭论表之类”，按流传下来的史料来看，可以考一铭赋，也可以考一诗一赋，当然也可以不考诗、赋。到开元、天宝之际，杂文两首考一诗一赋才成为定制。由此可见，永隆二年的进士科改革，并不能代表文学的特受重视。

其次，永徽六年(655)武则天立为皇后，自此年起，终高宗一朝共二十八年，中间有九年停办科举；即使在举办期间，进士科录取人数也起落很大，少者甚至只录取二三人。这只能证明，在武则天影响日增的高宗时期，进士科并没有特见重视。根据以上及其他论证，傅先生认为，说武则天尤重进士科，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傅先生的结论是：“可见以诗赋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并非在高宗武后时期。而那时唐诗已有一百余年的历程，应该说，这不是进士试促使唐诗的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也对考试制度起了促进的作用，即扩大试题的范围，转向以诗赋为中心，而这已进入盛唐时期，与武则天无关。”

另外，傅先生还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喜好文学，其实对唐诗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他说：“唐初的诗歌，通过王、杨、卢、骆，‘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这本是一个开阔的前景，但为时不久，只不过十来年，却又回到宫廷，而且腾扬起一片虚假颂谀之声。”因此，他的结论是，武则天影响唐代政治的五十年期间(从立为皇后的永徽六年算起)，比起开元、天宝时期(不到五十年)及贞元元和时期(三十多年)，“其文学的含金量却稀薄得多”。这是从武则天对当时文学的不良影响，评价了武则天的负面作用。

傅先生这两点看法，论据充分，很难反驳。但武则天喜好文学，喜欢破格用人，也是事实。这两者实在难以调和，让我困惑不已。长期思考以后，我觉得傅先生基本从道德立场出发，他不喜欢武则天的滥杀无辜和喜好阿谀，因此他看到武则天对当时文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是正确的。因此他能够冷静地评估史料，发现武则天时代进士科尚未具有崇高的地位，武则天对提升进士科并没有制度上的积极作为，这就澄清了前人以讹传讹的错误看法，扫清了一部分的历史迷雾。但傅先生也不否认武则天喜好文学，喜欢破格晋用文学之士，从这些基本点出发，我们应该可以重新思考武则天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提出更辩证性的看法。

后来我终于得到一种看法：武则天篡唐，采取的是一种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方式。她对于阻碍她夺权的关陇集团不惜大开杀戒，并从急于上升的庶族地主阶级中大量提拔人才，以补充官僚集团，她这种作为获得庶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因此稳固了她的统治地位。在庶族地主阶级中，她特别赏爱能文而又有才干的人，这些人也乐于为其所用。在她准备以“周”代“唐”时，不知有多少文人赋诗为文歌领，连陈子昂都写了《大周受命颂》，其余就可以想见了。武则天提拔文人是有政治目的的，是为她的篡唐做好舆论准备。诚如傅先生所说，这对当时的文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不少文人因此而身居高位，如苏味道、李峤、张说、郭元振等升至宰相，有一点“布衣卿相”的味道。这就鼓励了庶族地主阶级为求上升，不断致力于文学，希望也能得到同样的机会。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考一诗一赋成为定制，不能不说是这种风气影响的结果。所以武则天虽然没有在制度上改革进士科，但她大量提拔有才气的文人，确实影响了一般人对文学的重视，这又进一步增强了进士科的地位。

再进一层而论，武则天为了夺权所进行的“社会革命”(陈寅恪的用词)是庶族地主阶级的草莽英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了敢于冒险的文才之士，他们高谈王霸，喜好纵横。在盛唐诗人成长的时期社会上仍然流行这样的风气，并对孟浩然、王昌龄、李白、高适、李颀、杜甫等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可惜在他们成年以后，时代已经有了改变。玄宗为了稳定政局，要求人才循序而进，这样就打破了盛唐诗人的梦想。所谓盛唐气象的蓬勃的思想感情、巨大的解放精神，就某方面而言是武则天社会革命的余绪，是对玄宗一朝用人政策的反弹。当然，玄宗一朝政局的变化，对诗人的情绪也大有影响(傅先生在《天宝诗风的演变》一文中已有详论)，不过，武则天社会革命的巨大影响可能也需要加以考虑。

我根据以上的想法，写成了《武周革命与盛唐诗风》一文，在我写过的唐代文学论文中，这是自觉比较满意的一篇。但是，如果没有傅先生在《武则天与初唐文学》中对传统说法提出强烈质疑，并澄清了一些迷误，我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思考。傅先生论文中鲜明的历史感，常常逼迫人不得不把自以为熟悉的历史事实认真再加以考虑，由此可见一斑。

傅先生常常引述丹纳的《艺术哲学》，其中有一段说：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表面上傅先生的论著是以历史资料的排比与考证为主体的，但在这个表面下却贯串了他对现实的关怀，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切的历史感，他的不少文章具有鲜明的感情和爱憎，有些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方面，但对我来讲，这却是傅先生论文最具魅力之所在。同时，他的精详的考证又时时提醒我，所有的论述必须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不可以凭着主观的喜好乱发议论。这是我读傅先生著作最大的体会。

2011年12月4日

本文摘自《第二个经典时代：重估唐宋文学》，三联书店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