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王小峰《没有大众，自由文化》（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这个时代不是当年他横空出世的时代，在这个80年代生人决定流行文化口味的年代，罗大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又能接受罗大佑什么？当怀旧的气息渐渐隐没在人们的记忆中，罗大佑将面临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生人两代人的背叛，只有罗大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自己的只有他的音乐。
一、我妥协是因为我走得更宽了
当罗大佑离我们还很远时，我们习惯了通过他的歌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在那个很难买到罗大佑专辑的年代，“罗大佑”这个名字就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如果说“披头士”在1960年代对美国的“侵略”改变了后来美国摇滚乐的方向是借助于他们有一个出色的经理人和他们在巅峰时期适时地踏上美国、对美国文化造成直接冲击的话，那么罗大佑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影响完全是在一种没有商业营销的背景下完成的，他的音乐在多个层面击中了那一代人的心灵。在台湾的歌手中，刘文正、邓丽君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大陆流行音乐，“刘邓”在当年告诉了大陆人什么叫流行音乐，带有启蒙性质；而罗大佑则是赋予流行音乐以灵魂。因此，他的影响更深远，更值得把他放在一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去讨论。但历史的阴差阳错使大陆听众真正认识罗大佑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正是大陆变化最剧烈的时期。2000年，当罗大佑站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第一次与他的大陆听众零距离接触时，人们发现，罗大佑是从一个断代的历史中走来，只有通过“怀旧”这个词才能与恍如隔世的音乐巨人站在一起。当那次朝圣般的膜拜曲终人散，罗大佑把自己孤零零地扔在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当年他横空出世的时代，在这个80年代生人决定流行文化口味的年代，罗大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又能接受罗大佑什么？当怀旧的气息渐渐隐没在人们的记忆中，罗大佑将面临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生人两代人的背叛，只有罗大佑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自己的只有他的音乐。
Q：你总是能创造一种现象，华语流行歌坛的音乐现象，上海演唱会引发的怀旧现象……那么，罗大佑的下一个现象是什么？A：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新歌是想统一一个未来，把自己的历史和新的历史做某一种结合。我写歌写了二十五年，下一个阶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觉得年底“围炉演唱会”还是很重要的，这场演唱会我准备了二十年。而上海演唱会是第一个批下来的，我根本没时间准备。A：我到现在写了二十五年的歌，我希望能创作出未来，如果没有未来，罗大佑就黔驴技穷，所以要把以前的观众拉回来。现在的音乐市场是为二十岁以下的人准备的，但让我还有一点信心的原因是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只为二十岁以下的人去做音乐。一个创作者，他的创作会一路改变，不会在三十岁时就被更年轻的人淘汰掉。Q：上海演唱会之后，你成了一种现象，成了怀旧符号，大家真正关注的是你这个人创造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你的音乐，这好像不是件好事。A：如果我的音乐经不起检验，只能听两三个月，我也不会出唱片。1994年出版了一张国语专辑《恋曲2000》，后来出了两张闽南语唱片，这中间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时代变化太快，现在一切都可以拷贝，这可能是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与以往模拟时代最大的差别。对我来讲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轮回，我在考虑音乐创作上的一个轮回，一个时代契机的轮回，我不断摸索，不断失败，人们只看到我写歌成功的一面，没有看到失败的一面，没有看到我很多根本没法拿出来的歌曲。
Q：你步入歌坛已经有二十年了，一个歌手在二十年后还能被人关注，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你现在能不能比较一下前十年和后十年在创作状态上有什么不同？A：80年代创作《之乎者也》，正是龙应台出版《野火集》的时候，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去世的，之后台湾和大陆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80年代和90年代，对我来说是对于社会挣扎的观察不同，这种挣扎实际上也代表一种时代变革之下每个人肩负起被生活挑战的命运，但是每个人都经不起这种挑战，他需要做出很大妥协来适应现在这种现实生活。Q：但是如果你妥协了，歌迷就认为这不是原来的罗大佑了，因为原来的罗大佑站得太高了，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往下走的罗大佑。A：当我走得宽了，我必须往下走。我原来只属于台湾，后来去了香港，现在又来北京，我要走得宽，就必须“下来一点”。在80年代，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人们允许罗大佑走得更高，后来因为走得宽了，去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消费者对我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在妥协。A：对于八年来整个历史和大环境的感受，我总结了一些经验，摇滚的也有，电子的也有，民歌的也有，情歌的也有……跑不了这些。Q：《之乎者也》当年也是花了八年的时间，你觉得新专辑和《之乎者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Q：新专辑中你最满意的是什么？这张专辑是否代表你未来的方向？A：满意自己的创作态度。很难说这张专辑代表自己未来的方向，很多歌都是过渡时期的作品，像《爱人同志》也是延续《之乎者也》到90年代的过渡一样。
Q：在你这次北京演唱会之前，我替你做了一个调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去过上海演唱会、被你歌声感动过的人表示不想去看北京演唱会。A：最好不要来。这次来看的应该都是当初没有钱去上海的人。上海演唱会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比较仓促，老实说上海演唱会完了之后，我下台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搞砸了。因为有很久没有办演唱会了，很多歌词都忘掉了，也就是说我并不把上海演唱会看作是成功的。经过后来的九场演唱会下来，才让我有了一些经验，把一个历史拉回来，把一个怀旧也拉回来。Q：年轻人是否会对你有所了解？至少有八年你都没有在大陆出版国语唱片，大家对你很陌生。A：两个方面：第一，有很多新人出来，包括陶喆、周杰伦，他们都在挑战罗大佑，这绝对是好事。那个时代因为只有罗大佑，所以大家也寂寞，罗大佑也寂寞。那个时代是没有歌曲的年代，现在歌曲很多，这绝对也是好事，罗大佑自己也要经得起考验，不能混了二十年，说我是那个罗大佑就可以不努力。这绝对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经不起考验你就下去。我的歌曲里什么东西吸引人？我觉得这张唱片的卖点就是我在用我的心做音乐，真正卖的是这个东西，而不见得是哪一首歌。第二，我觉得是自己在探索中文语言在感情上的表达方式。一种语言一定有它的文化，语言和文字是两回事，语言是我跟你讲话时带感情的一种东西，在中文语言里找到一种表达方式一直是我在做的事情。Q：我参加过两次你的新闻发布会，感觉你有时候很喜欢作秀，但是作秀技巧又不如刘德华。很多媒体对你这样作秀也不适应，人们还是希望看到一个人文的而不是一个艺人的罗大佑。A：我现在比以前能讲话。以前的罗大佑是戴着墨镜不讲话的抗议歌手。但你别忘记罗大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要吃喝拉撒。但两岸之间有距离，1976年我开始写歌，一直到1982年我唱《恋曲1980》，距离都很遥远了，歌是不是能表达出一个人最实在最外在的东西，这不一定。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要穿着西装，要面对所有媒体，要拍照，拍照的时候我就需要这种状态。而你听歌的时候，是最近的，是心灵之间最直接的沟通，这和我们现在这样的沟通完全不一样。A：那个罗大佑就是写歌的罗大佑；这个罗大佑是一个也需要抽烟、喝酒，晚上睡觉也需要做梦的男人。这就是台上和台下之间的差别。Q：你的歌总能传达出一种人文气息，即便情歌也是这样，新专辑是否还在延续这些？A：它毕竟要回到整个时代来看我的变化，在出《之乎者也》、《家》的时候，我从来没离开过台湾。当人们讨论我那么厉害的时候，环境也在变，时代也在不断改变，包括我们做音乐的方式。前些天我在听80年代出的专辑，我吓了一跳，那么简单的鼓、吉他的声音，现在很容易做出来，在那个年代我要花一年的时间。人文这块跑不掉，当我把人文的东西丢掉，我就背叛了自己，我可以妥协，但我不能丢掉自己。Q：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歌坛还会出现一个罗大佑吗？A：肯定会，我自己走了二十年，不可能希望下一个罗大佑在三年内出现。但能不能借助我让这个人快一点出来？（2002年）
二、我在见证这个时代的旅程
2004年11月，罗大佑发布了十年以来自己的第一张个人新专辑《美丽岛》。对于他在新专辑中的改变，很多人不解，那个愤青的罗大佑终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散乱的罗大佑。《美丽岛》记录了罗大佑十年间的生活感悟，他试图跟上时代的脚步以证明自己还是一个有活力的、在音乐上有话语权的人，但他身处其中，又无法将自己摘出来。A：在探索下一阶段应该怎么过活，这样才能产生下一段音乐。从《之乎者也》开始，一直到1988年《爱人同志》，这都是阶段性的改变。人转变才会有音乐的转变。我一直在找一个生活方式，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能把歌写下去，我只能靠时间来解决能不能把音乐做下去这个问题。
Q：我听到你这张新专辑，确实感到你在和时代同步，这些歌也反映了你十年来思考的东西，但我总感觉隔着一层东西，这种感觉不像我听你在80年代做的那些唱片更直接一些。A：你十六年前听一首歌跟现在听一首歌的感觉不同了吧？那我也在改变，时代也在改变，经过科技，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所以不可能有当初那样的感觉。A：我现在全部都在改变，专辑出来我是很开心的。这张专辑写了六七年。我有时间把这段时间的经历记录下来，这是很难的，中间不断有事情发生，97回归、世纪交接、“9·21”大地震、非典、伊拉克战争……这些改变多大啊！Q：你这张专辑和上一张专辑像一个时代分界线，标志是什么？A：标志有很多，这是一张21世纪的唱片，我前面的都是20世纪的。当年写第一首歌的时候我二十一岁，现在五十岁，还在写歌。你不觉得全世界正在发生很大很大的改变吗？我不晓得下一步是什么，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Q：现在世界变化比较剧烈，这也是你创作时所关注的，那么倒退二十多年，那时候你关注的可能没这么多吧？A：我写《鹿港小镇》《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的时候，从来没离开过台湾，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只能在他看到、感觉到的范围内。那时候的台湾媒体还有限张政策，就是报纸只能出三张，那时候的审查制度还是很严格的，《之乎者也》不能播，只能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里。现在我到处跑都跑过了，时间和空间都经过了很多改变。Q：可不可以这样说，那时候你创作就像拿一支来复枪对准一个目标，打得非常准，现在你好像是用机枪扫射，反正这一片都打过去了，是不是打准了并不重要？A：对。假如我们有想打的欲望，市场也好，听者的心灵也好，自己想表达的目标也好，不管是来复枪还是机关枪，打的动机很重要，为什么要打？都是要表达自己的能量。我现在用机关枪扫射出去，该谈的事情都谈了，《绿色恐怖分子》讲的是去年“3·19”发生的丑陋的事情（“3·19”枪击事件是发生在2004年3月19日对台湾执政党主席陈水扁和副主席吕秀莲的枪击事件）；《宁静温泉》表达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经历；《美丽岛》说的是我出生的地方，经过一些变乱，真情换虚拟；《伴侣》是非典时期写的……Q：你刚说了你这么多年有很多改变，我看到你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总强调要超越自己，你的改变和超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A：其他我不敢讲，这张唱片我倒是很开心的。你听每首歌，它的旋律都是独特的。创作就是无中生有，怎么去写一个东西，让人觉得它有独特的东西在里边，我没有去抄自己，这是让我很开心的。Q：你这张专辑创作时间跨度比较长，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三年前我听过你的几首新歌，你在里面加了很多新的音乐元素，你需要加进这么多音乐元素来跟进这个时代吗？A：80年代我用摇滚乐的方式，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声音，都有它习惯的聆听方式。在我这张专辑中，《伴侣》只有一架钢琴，《倾城之雨》只有一把电吉他。我从来没有在一张专辑里一首歌中只用一把电吉他，我不需要那么纯粹，21世纪得有21世纪的声音。Q：你说你的音乐要有时代特征，同时你又说音乐被当成资讯、音乐不再是心灵的产物了，我想起你在《未来的主人翁》里有一段歌词：“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但是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电脑儿童的时代。A：《美丽岛》这张唱片有很强烈的电子的东西。摇滚乐其实也使用非常强烈的音色去抗拒越来越喧闹的都市，优美宁静的音乐可以去表现人的心里宁静的一面，它不能去抗拒这个现实。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的，当新的一代人用电子的声音完成游戏、上网或跳舞时，我们得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去抗拒它，说这个不见得是对的。A：语言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被削弱，我现在坚持不用E-mail，因为它太有效了，可问题就在这里。我在演唱会现场问大家，没有手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举手的。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吗？以前家里打电话要排队，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它的太方便，带来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那么重要了。A：是的，比如我要写一封信给你，下笔的时候我知道它来之不易，其间我一定斟酌得很厉害，短则一两页，长则十几页，为什么古人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因为沟通的方式很书面。
A：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我已经尽我的全力去避免这种影响了。在《美丽岛》这首歌里我就避免用白话文去写。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看似越来越近，比如手机、电脑、E-mail，其实肯定是更远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交流。科技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在科技时代，大家要的是结果，在以前的时代，结果不重要，沟通的过程重要。有句话说“旅程才是目的”。比如，我花十年的时间写这些歌，它卖掉多少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我见证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旅程就很重要了。科技最大的问题是太有目的性，而人活着的目的不能太明确，就活那个过程吧。Q：那你当年写《未来的主人翁》时想到过这样的结果吗？A：至少我意识到科技的可怕了。1993年我在香港，当时在录音棚里，我看到他们把人声取样下来，唱得不准、节奏不准都可以修正，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很可怕，如果谁都可以唱歌的话，这就说明唱歌越来越不值钱了，人的情感越来越不值钱了。当有人拿到一个很好的合成器，一弹所有的和弦都出来，作曲就不那么重要了。
A：我觉得不是，歌还是歌，没有歌的民族一定很寂寞，音乐应该有种可延续下去的东西，就是力量。比如贝多芬，这个音乐天才写的“mi-mi-mi-do”这四个音到现在我们都记得，两百年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旋律，它回到了最简单。我相信人越走向科技化，就越要按照大自然的法则来生活。Q：现在人们听音乐越来越容易了，但是音乐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听音乐变成了消费音乐。A：我还是很乐观的，现在唱片卖得少主要是因为太容易拷贝，现在的年轻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成为盗版商。当家庭盗版量增加时，并不意味着音乐需求量减少了。唱片本身不值钱了，但是里面的东西还是值钱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有盗版的存在，就说明人们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上连想做盗版的人都没有了，那音乐就没有了。比如说iPod，最多能存一万首歌，可是谁需要一万首歌？对我来说，平时需要听的歌曲不超过一百首，那表示我珍惜这些歌。如果你有一万首歌，这些歌就都不重要了，这就是科技本身的危险。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却从网上遭受到最大的损失。
三、创作还是要继续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很多人到中年的歌手，在他们各方面经验日臻成熟的时候，本来还可以在事业上更进一步，但却不得不面对数字化时代的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几乎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过去创造的一切。他们不像更年轻的音乐人那样，适应通过数字时代传播自己的作品的方式，并成为传播中的一员；他们更习惯按照过去的方式录制一张唱片，通过唱片去证明自己，或者，通过演唱会与歌迷交流。在没有发片的日子里，这些老人家显得无所事事，有些甚至慢慢开始远离音乐。个中滋味，也许他们自己最清楚。人们自然希望罗大佑会沿着“恋曲2010”、“恋曲2020”这样的节奏唱下去。但是罗大佑已无心恋战，出不出唱片，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至少“华语流行音乐教父”这顶桂冠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属于别人了。自从2004年《美丽岛》发行之后，罗大佑除了跟“纵贯线”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演出之外，没有任何动静。直到最近（2011年6月），他才计划在北京等地举行几场演唱会，同时，罗大佑对录制新唱片的计划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
A：这期间就是写写曲子，然后反省人生。我最近都在想，过去这十年，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1987年4月1日到香港以后，搬了十九次家，我就在想自己怎么会跑来跑去，搬了这么多次家，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归属感”——我缺少一种归属感。A：不只是居所的归属感，是心灵以及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归属感。其实很矛盾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宿命其实是很痛苦也很幸运的。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梁弘志过世，他出殡那天，我们去为他送殡。那个礼拜我的心里很难受，我一直在唱他那首《驿动的心》。有一个好处是你唱了他的歌之后，那个伤心的感觉慢慢会减轻很多。我也在想，作为一个音乐人，你怎么去感动别人，你到处漂泊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是矛盾的吗？做音乐人很矛盾的一点就在于他一方面要能让人被感动，之后又要能抚平人心、让人安静下来，最后得到真正的宁静、安定，有一个舒坦的心情，再重新好好地工作，开启生命另一天。音乐人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他要知道人最动态的状况是什么，什么是能让人激动的；但是安静下来，又要知道怎样能够让人听着音乐睡着觉，这其实是很矛盾的一种职业，这也是归属感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A：快啦。从1954年出生到现在，乐坛上比我资深的人也找不到几个了，这个年纪斗胆出来开演唱会，也算是抱着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Q：现在的音乐人在今天这样的环境，谁都不敢再往前走一步。传播音乐的观念、方式与过去不一样了。《美丽岛》发行之前你谈到过互联网对音乐的影响，现在，你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新的理解？A：版权到最后其实是打不过科技的。大家都会把大量的投资放在硬件上面。基本上我还是乐观的，既然音乐是可以被大家共享的，那就让音乐被大家共享好了，创作者也只好把创作当成一种不自私的行为。我还是尽量创作。电影还有个电影院保护，但音乐就没有，获取音乐太容易了，那我们就只好认命了。至于要不要创作呢？那当然要创作啦！譬如说转型到音乐剧范畴，进入到类似电影院这样的殿堂里，来保护我的创作。既然政府没有办法保护我，就只好转型到这个结构里去。Q：现在的音乐家都尽量用回避数字版权受侵犯的方式创作。那以后谁还唱歌呢？A：我们当然得靠自己。像我们老人家，要把身体养得健康一点，嗓子保养得好一点，这样可以唱久一点，演唱会还可以继续开。这个世界在录音技术还没有发明以前，演唱会就已经存在，否则以前的音乐家是怎么活的呢？Q：实际上是在一个数字时代，逼着音乐家回到“公元前”唱片时代了。最后是要把观众、听众培养到体育馆里、剧场里。Q：另外，现在人们太容易得到音乐了，容易得到就容易不珍惜。A：有一个讲法是人一辈子只要有大概一百张CD的量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因为好听的唱片其实不多，而且人的取向是有限的。可是真正的重点是你要听完多少张CD以后才能决定最后哪一些CD是你需要的。老实说，当一个人下载了一万张CD以后，他哪里会知道哪些音乐是好听的？我们的问题就是选择太多了。像我们那个时候会很小心地到处去打听哪些音乐是好听的，所以我们对音乐的选择和过滤是很小心的，音乐的来源也很清楚。现在的人下载都来不及，一天就下载二三十张，一个礼拜可能就下载了几百张了，音乐的来源是混杂的。面对一大堆东西以后，其实思考是混乱的。Q：当选择的量很少的时候，意味着别人的作品占有大脑的空间就会比较少，自己创作与想象的空间就会比较大。现在一下塞满以后，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只是判断各种类型而已。A：没错。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当选择少的时候，反而人是小心的、谨慎的，所以聆听音乐的程度是高很多的。人们对音乐的尊重与敬畏的层次是高的，让音乐保留下来的感觉是慎重的，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年代音乐可以被留下来跟现在音乐被得到的喜悦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做音乐的人做出来的音乐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深度了，因为现在做音乐太容易了。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多的乐器，一个键盘就可以做出很多种音乐。以前做音乐多小心呐，我等了一年、两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可以有一个管弦乐队，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录音室也那么贵，一百多个人在等我，我写了两三年，终于要录音了，谨慎恐惧，哪里敢错一个音！人家穿西装打领带在那边等你，每个人一天下来起码都是一千块人民币，你哪里敢随随便便写歌！每个音符都要写得很小心，小心的程度就跟拜神一样，这里就有敬畏。Q：你当时在创作《童年》的时候，歌词就写了五年。现在写五天都算长的。当年你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么痛苦、那么麻烦，图个什么？A：图个……图个……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别人是不是这样子，但有几个字我觉得还是唱得不顺口，跟别的词摆在一起就觉得不对，就非要把那几个字消灭不可。还有几行没写出来，那个感觉还没到，好像我的童年还不够完整，好像我的童年里面有一些意境还没有到。像最后一段“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我花了很多时间。虽然那段并没有把童年里最有趣的事情写出来，但是那一段里有童年的一种视野，是长大以后去看，比稻草更高一点点，好像能够看到山的感觉。是人长大以后比较能够看到多一点点的世界的感觉，是比六七岁稍微更宽一点的视野，看到颜色，可以分辨天空了，我想把那种感觉写出来。等最后一段出来以后，我才觉得整个歌曲完成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写，我不知道，大概只有作曲的人知道为什么非得完成这个事情。有些东西没有完成就觉得对不起自己，如果对不起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味道不够。Q：但是2005年我在听《美丽岛》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不是很畅快的感觉。火力很猛，但打得不准。A：对，《美丽岛》不畅快，《美丽岛》当然不畅快。《美丽岛》那张唱片出来的时候是2004年11月，后来想一想，那段时间大概是台湾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候。那时候陈水扁正在把钱往外面送，弄到瑞士，那是台湾有史以来价值观最乱的一段时间。我怎么可能打得准呢？那个时候乱七八糟的。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我是9月24号从美国回到台北；2000年选举变天，民进党陈水扁当选；2001年是全世界网络经济泡沫，还有“9·11”；2002年我搬到北京，台湾“3·31大地震”；2003年非典，我还在广州办了演唱会，还有伊拉克战争；2004年是“3·19事件”，3月27日一大堆人到“总统府”前抗议游行，2004年我还在台湾做巡演……《美丽岛》就是那时候写的，台湾一直没有消停，像过山车一样，所以我整个思考是乱的。Q：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要一发生什么大事，你的反应都会比较敏感？A：我会，我是一个想得比较多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Q：是不是说年轻时习惯从一个角度去看一个很具体的现实，可能会写出一些作品，比如《童年》，或者对审查制度不满，就写了《之乎者也》，随着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大，很多可能跟音乐无关的事件也被你牵涉进来了，甚至会去想这些能不能激发创作灵感？A：会有关系，而且你到外面多跑一跑以后，音乐多多少少都会和你周遭发生的事情有关系。Q：你除了演出，做音乐剧之外，还有没有出唱片的计划？A：我接下来主要就是一些音乐剧的作品。因为首先音乐剧像电影一样比较容易受到版权的保护，可以做巡回的比较长的演出。而且因为歌多，不会是唱片的形态。我人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不一定要自己去唱，音乐剧又可以有剧本，又可以有导演，又可以有各种表演形式，就可以群策群力，多一点人参与，是一个将多种表演形态、各方的创意和人马聚集到一起的现场演出。到目前为止，华语世界还没有一个比较够影响力的音乐剧出现，也差不多该是时候了。Q：但是那些喜欢你、一直期待你还能出一张唱片的听众可能会在这方面比较失望。A：我自己唱歌还好，假如这个嗓子还唱得下去就唱。但是我一直把自己比较多当作一个写曲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歌手，作曲对我来讲还是比唱歌重要，我觉得大家看我也是这个样子。A：讲都讲了十年，准备大概也有七八年，歌大概有五六十首了。估计后年大概能够进入剧场了。我们现在有三个剧本，我现在在把三个剧本融合到一起。舞台剧之前会有一个音乐电影先出来，电影还是会以我之前的歌为主，把以前的歌串到一起。先用这个电影做一个试探，做一些导演、演员等人才的集合，大概明年会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