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商文明》——商代考古研究相关问题及思考

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我们依然要从纸上开始

海内外学术界公认，具有多方面天赋的张光直是20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更是一位构筑文化桥梁的人。2001年，张光直先生故去。他在生前作出一个决定，将其私人藏书中的中文书籍赠与波士顿大学东亚考古与文化史国际中心，西文书籍赠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即今天的考古文博学院）。人们说，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编发这篇后学研读张先生名著《商文明》的文章，聊表对张光直先生的铭感与缅怀。

张光直出席殷商文化讨论会，安阳，1988年

读《商文明》

商代考古研究相关问题及思考

（原文刊载于《华夏考古》2019年第2期）

刘亦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界热切关注并探索古代文明的学术背景下，张光直先生为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研究丛书，学者们在追忆张先生时对该丛书都有提及[1]。其中张光直先生撰写的《商文明》是这一系列丛书的第一辑。该书于1978年完成，英文原版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于2002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三联书店依据前者进行了再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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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商文明》书影（左起）：Shang Civiliz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3；2019

《商文明》一书成书时间较早，所能运用的材料远不及现在丰富多样，对一些领域的探讨也显得相对简略。但时至今日，该书仍然对商代考古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这并不仅是由于张光直先生在书中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和观点[3]，更在于其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以全面认识和理解商代历史和社会的学术目的来说，其研究无疑是一种经典范例。正如陈星灿先生所言：“本书的价值并没有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过时……它的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眼光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研究……把商文明的发展和自然及经济资源相联系的做法，通过举例考古研究商文明的发生、发展的思路……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4]

本文首先将分析《商文明》的著述目的、叙述方式的主要特点，并对其涉及的一些商代考古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评述。其次，本文还将通过回顾和比较不同时期国内外学者典型研究案例和论著，进而反思目前国内商代研究的相关问题，并指出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对于当下三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启示。

一、全面阐释商史的目标——

多学科综合研究

张光直先生在前言中就提到撰写《商文明》的主要目的是基于传统文献、甲骨以及当时所积累的考古资料等不同种类的商史材料，试图从多角度对整个商代历史及社会进行全面阐释，“希望提供给人们一个比基于任何一种单独的材料所得到的都要完整的商代历史图像” [5]。这一研究目的决定了其在探索商代社会和历史时，综合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借鉴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例如在谈到安阳王都区域的生态环境及资源获取时，就综合运用文献、甲骨文以及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结论（属于动植物考古的范畴）；探讨商王室贵族之间的亲属关系及继承制度等具体问题时则较为倚重甲骨文献的研究，并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模式；论述商代社会组织结构时则主要侧重分析金文与甲骨材料等。

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进行综合研究是张光直先生一直秉持的研究理念。其个人的学术背景也涉及考古学、人类学、甲骨学等多个领域。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开展的“浊大计划”，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推动豫东商丘地区考古项目，都十分注重多学科合作研究。其中商丘地区考古项目更是直接影响了此后安阳洹河流域以及伊、洛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后两者也都是国际合作下开展的区域文明考古研究[6]。

与此相比，最初国内学者开展多学科交叉的考古研究却主要以探讨文化谱系与年代问题为目的，并不是为了全面探寻古代社会，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20世纪90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并建立详细的年表，虽然其还没有主观意识地进行三代社会与历史的全方位阐释，但这一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活动有意或无意地推动了具备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碰撞，而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也成为以后国内考古发展的主要趋向。随着学界逐渐完成了从构建年代序列到探寻古代社会形态和发展的转型，多学科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要趋势[7]。在此之后国内学界开展的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重大考古课题或项目，无一例外都是围绕探寻古代社会为最终研究目标，且在多学科合作的背景下展开的综合研究。

二、非线性的叙事手法——

文献与考古有机结合

《商文明》的主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二是“安阳之外的商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张光直先生认可郑州二里岗和安阳王朝时期分别是商文明发展的前、后阶段，但其并没有采取从早到晚的线性叙事方式，而是将关于郑州的内容放在了第二部分。这与国内外其他学者对于商代社会与历史的著述均不相同。

大约与《商文明》同时，国内由邹衡先生主编的《商周考古》（1979）在论述商代部分时则首先强调从早到晚的历时性序列：先写中心区域从郑州到安阳的文化变迁，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商代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最后再论述与商大体同时并存的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8]。这种篇章结构亦为后来《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2003）以及较新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2013）所继承， 成为国内考古学界撰写商代社会与历史通论的经典表述模式。而这些考古学著述运用的材料则是以考古所揭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很少谈及文献史学尤其是甲骨学等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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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

相应的，国内从事文献史学的学者也试图构建商史，相关研究著作可举以下两例。一是由李学勤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系列中的《商史与商代文明》[9]，二是由社科院历史所推行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两者成书较晚，都是以甲骨文献研究为绝对主导，在论述上体现出传统正史叙事的倾向。前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背景下成书， 但很少运用考古材料；内容上则是以王朝统治者及相关成员的史事为主线。十一卷本《商代史》虽然明确提出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0]，重视考古研究成果，但各卷间缺少有机联系，也较少涉及商王朝核心区域之外的社会；其内容大都力图描述与商代历史有关的史事和史料[11]，类似于“商史 · 地理志”“商史 · 食货志”“商史 · 礼俗志” 等。由此可见，从事甲骨学或是传统文献史学的学者在著述商史时，受到其学科背景的深刻影响，在著述体例和内容安排上不仅与《商文明》存在差别，也与国内考古学者的著述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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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宋镇豪主编：《商文明》十一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而西方学者的著述与张光直先生也存在很大不同。兹以20世纪90年代《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1999）为例。《剑桥中国上古史》中有关商的部分也分两章——“商代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the Shang Dynasty）和“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the Shang: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12]。前一章节主要论述与商代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考古材料；后一章节才大体以文献为主导，并基于甲骨文、金文论述商代历史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可见《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当作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途径，并没有试图将其结合起来，编者似乎认为两者对于相同历史对象的阐释必然是两种难以调和的叙述体系，表现商代社会历史多面性的途径就是分别在不同的体系下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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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唯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

通过比较这些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商代社会历史的著述，可以发现张光直先生《商文明》中对相关材料的特殊安排实则是在努力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相结合，以系统全面地揭示商时期的安阳王都区域社会。因此其并未像国内考古学者选择以时间顺序为主线来叙述考古学阐释下的“商代历史”， 也没有像西方学者一样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所揭示的“商代史”二元对立起来。就凭这一点，张光直先生撰写《商文明》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甚至今天来看无疑都是超前的。如果考古学发展最终会和文献史学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大历史学”[13]，那么， 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即是为这个“大历史学”而进行的一次尝试。

三、商代社会历史的考察——

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在对商代社会历史的具体考察上，《商文明》主要探讨的问题后来逐渐成为国内商代考古甚至三代考古研究的重点。这充分体现了张光直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的预见性。而其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当下国内学界的研究也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文化分期与聚落变迁

探讨商代社会及历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时间框架，而根据不同类型遗存演变建立的时间序列反映的是商代历史社会不同层面的变化。《商文明》强调运用甲骨和陶器两种不同文化遗存进行年代学分期，这是由于甲骨是最直接反映商代历史尤其是晚商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文字材料，其分期序列是从文字材料解读商史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而陶器型式及组合是物质文化中演变最快的因素，以此为基础所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可以获得更高的时间分辨率，有利于细化对商代物质文化变迁的认识。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聚落的分期则更客观地体现地域社会的变迁，其与反映地区文化传统的陶器分期并不相同，变化也并不一定同步。

正是出于探讨地区内商代社会变迁的研究目的，张光直先生并未从一开始就采用一般意义上由陶器演变序列建立的文化分期来探讨所有的问题。其对商代遗存的核心区域小屯的分析主要依据的是聚落发展的阶段性，将其分为定都前与定都后两个时期。而同样是基于对商代社会整体发展过程的思考，张光直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变迁，建立了“二里岗—晚二里岗期（安阳前王朝时期）—安阳王朝时期”三段式的年代序列[14]，这一观点恰是对20世纪末国内学者提出“中商文化”的预言[15]。而“中商”概念与洹北商城的发现紧密相连， 也正契合了从聚落变迁角度对商代社会发展的探索[16]。

综上，张光直先生重视物质文化遗存的分期，但并不是为了分期而分期，而是根据具体研究的需要而进行分期。值得注意的是，张光直先生在书中表达了对邹衡先生《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研究的赞赏，但却对其结论持谨慎态度[17]。由于邹衡先生分期所依据的材料在当时并未充分发表，因而张光直先生更加倾向于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发掘者的分期意见。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抽印本书影，原刊于《北京大学人文学报》，1964年第4、5期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更执着于物质文化分期。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首次全面建立了三代考古分期序列，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被国内商周考古界奉为圭臬，甚至有学者称“其分期建立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新范式”[18]。在此之后，探索以陶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分期研究长期占据了国内三代考古的主流。尽管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来看，解决年代框架、建立区域文化谱系是考古学研究所首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和长期任务[19]，三代考古的这一倾向顺应了学术发展趋势，但也影响了学者们的思维方式。“中商”概念提出时，学界存在诸多争议[20]，恰恰反映了这一影响，即对“中商”概念的态度关键即在于如何理解物质文化延续性与聚落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一味坚持物质文化的视角可能并未真正理解其内涵。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二）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政体

商代社会组织结构研究与探讨商代国家形态密不可分，这也是《商文明》所关注的重点。而国内三代考古学界转向对商代国家社会组织的研究相对较晚，后者长期遵循“文化分期—文化因素分析—属性探讨” 的经典技术路线。20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分界”（至今还有“商周分界”的问题）等旷日持久的学术争端从根本上都是在探讨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族属的关系。直至进入21 世纪，学界才逐渐转向对商代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研究，并且带有一定的中西合璧色彩， 可以《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2009）和陈星灿、刘莉先生合著的《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2012）中对于商代部分的论述为代表。面对上述研究思路及目的的转变，我们需要寻求更多的解释途径来了解多面的古代社会。从这一角度看，《商文明》对商代社会与国家的关注和论述，无疑都是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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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陈星灿、刘莉：《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

对于有文字材料记载的晚商社会，张光直先生借用了吉德炜根据甲骨材料拟定的计算公式，来确定不同城邑与王都之间的亲疏远近，推知这些城邑在整个商代国家中的相互关系，进而构建晚商国家的统治网络体系。这一研究不同于目前国内在探讨包括商代在内早期国家和复杂社会时所通常采用的等级划分方法。后者根据区域内聚落面积、规模等标准，划分等级和层次来认识区域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一研究方法也同样应用在墓葬埋葬习俗的研究中[21]。然而，一般情况下越高级别的聚落必然规模越大、建筑等级越高、人口及文化面貌越是复杂；同理， 越高等级的墓葬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也往往越多。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区域复杂化、阶层分化的认识变成了一种进化的必然[22]。事实上，研究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来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具体社会关系。我们建立的反映复杂社会的正金字塔结构，只是将复杂社会内各种社会关系的立体结构平面化、简单化了。而上述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尽管是通过甲骨材料来探索商代国家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机制，但其思路仍然对开展研究有所启发：我们需要找到相应的媒介来阐释不同聚落或是人群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知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及其复杂化程度。

除此之外，张光直先生的论述实际还涉及了物质文化分布与商王朝统治地域范围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延伸出对商代国家政体的讨论。

张光直先生在分析郑州二里岗与安阳殷墟之间的联系时，就提出物质文化特征的相似性并不能作为分析上述问题的唯一标准[23]，但如何把握物质文化遗存与进入国家阶段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具体联系仍然值得深思。

在撰写该书之时，许多现在已知的二里岗早商城址尚未被揭示（如偃师商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等均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被逐渐发掘），张光直先生对于商代早期二里岗商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其对外影响认识不足[24]。而对于安阳晚商王朝，张光直先生将晋陕高原、岐山（先周）、长江中下游、湘江流域等都纳入与安阳核心地区密切关联的区域，指出它们与甲骨卜辞记载和商同期互动的政治体的分布地域大体相同。虽然张光直先生指出其与商王朝中心地区的互动可能和“追逐资源密切相关”[25]，却并未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地域与商王朝实际控制版图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的商王朝政体，但其至少是有意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者则更多地关注不同类型物质文化的分布状况。比较权威的著作划定了以特定陶器组合为代表的“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其中并不包括上述《商文明》所讨论的与商王朝中心区域有关的地点[26]，虽还有学者则提出“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27]。但上述不同类型的文化圈都只是商代国家和社会的物质表象，有些可能与商王朝疆域内的统治策略相关，有的则可能代表了商王朝与外界的互动关系。相应文化圈范围的盈缩也并不代表商代国家实体的强弱以及政治版图的变化。相关研究则需要结合除物质文化遗存之外的其他材料及领域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直到最近几年，学界才逐渐开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在较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2012）中，陈星灿及刘莉两位先生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资源、不同层级遗址和相应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状况，继承并发展了张光直先生的“文化交互作用圈”以及“三代都城迁徙与追逐青铜资源相关”的观点[28]，更进一步地提出商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倾向性意见[29]。但他们对商王朝政治版图的认识以及对于商代国家政体的论述或多或少还是混淆了物质文化与商王朝政体的关系。例如他们认为与中心文化面貌保持高度一致的山东地区属于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却忽略了商代晚期尤其是商代末期甲骨文中大量有关商王向东和东南方向用兵的记录（如“十祀征人方”卜辞）；在讨论晚商国家时，并未涉及晚商时期受到商王朝控制的周人集团，后者在文化面貌上与商有别，但却是传统文献明确记载服从于商王朝的政治团体。由此可见，刘、陈两位学者解释文化与政治疆域关系的论述仍然没有跳脱考古学文化的思维框架。当然两位学者也承认单凭考古学是不能解决有关商王朝政体及疆域问题。最近有国内学者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商文化与安阳时期国家政治版图的问题，确实已不再单纯依据考古学的证据，而是广泛结合了传统文献、甲骨材料，并类比其他相对明确的历史时期材料等进行综合论证[30]。

四、相关理论的探讨——

系统构建研究商文明方法论

张光直先生对于如何系统研究商代社会与历史的宏观思考充分体现在《商文明》一书的绪论和结语中，前者涉及解释商代社会与历史的方法论，而后者则是张光直先生将商文明作为世界性文明一部分而提出的关于文明进程理论的看法。

（一）研究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

张光直先生明确提出了探索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传统文献、青铜器、甲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其中，前四种既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又是不同的研究材料和对象，同样也是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但其各自领域的研究都是以获取的有关历史信息，来解释商代历史的不同侧面。这四种途径都需要借助最后的理论模式来进行阐释，并且需要中程理论将材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理论结合在一起[31]。张光直先生对于如何研究商史的探索，是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达到全面系统地阐释商代历史的目的，而考古学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张光直先生没有提到将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作为另外一种途径，这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相关的科技研究手段尚没有今天这么多样和成熟，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科技手段（或称为科技考古）本身就是考古学的一部分[32]。

张光直先生的“五种途径”不仅仅适用于以商代为主体的断代考古研究，对于目的是解释过去的整个考古学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国内考古学界在对考古学发展及学科建设、目的、方法、理论等进行系统回顾和反思方面，史前考古走在前列，相关思考与上述张光直先生的“五种途径”及强调中程理论的思想不谋而合[33]。对于较长时间里执着于文化、历史研究的商代乃至三代传统考古来说，如何在现有的研究体系下有所突破，重新审视张光直先生的“五种途径”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由于这一时段的历史材料比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多样，我们对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三代历史的理解和重构应该更有信心，同时也应保持警惕，就像张光直先生及一些史前考古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多种多样的史料及从这些史料中提取的关于历史的各种信息，然而相关信息和史料原本是构成历史不同层次和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如何通过整合这些历史碎片来重建多面立体的历史和运用相关的解释理论， 都需要仔细考虑[34]。

（二）全球视野下的相关理论问题

张光直先生将商代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二是商代在文明进程中的位置，三是国家及文明、城市化的起源。而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问题是理解和研究后两者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关系到术语体系，更是相关解释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张光直先生指出“全球模式和个别道路并不互相排斥”，不同的研究旨趣才是合理对待这一问题的关键[35]。有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时也提出相类似的观点，“跨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并非不可调和”，而就后者为了探讨“这些不同区域文明之间异同所反映的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言[36]，单方面地强调某一区域文明及其演进过程的独特性是无关紧要的。

上述第二、三个问题密切相连。张光直先生运用“氏族—部落—酋邦—国家”的相关理论（当时是比较新的理论）来解释商文明在整个社会演进中的位置，这是在当时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原始—奴隶—封建社会” 来论述商代社会之外，寻求多种理论途径的尝试。不论塞维斯的理论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37]，在此需要重视的是张光直先生对于如何处理商代材料的态度，他的态度是只有将中国古代的状况纳入研究对象中去，才能显现古代中国在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地位[38]，单纯强调中国古代的特殊性则可能缺乏比较研究的基础，其价值或特殊性反而也很难体现出来。这一认识似乎是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求跨文化通则的学者所一并持有的观念，并且不仅只限于考古学领域，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历史地理学家Paul Wheatley所著《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1971）。其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 不仅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时间轴线上的纵向比较，同时将古代中国城市当作世界早期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归纳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特质早期城市的共有特征——早期城市的建设都是以礼仪宗教建筑（群）为中心， 城市起源则是作为礼仪中心功能而兴起的， 从而回答了书名的副标题“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特征的本质”[39]。

鲍尔 · 惠特利（Paul Wheatley）,《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1

对于城市、国家及文明起源，除了已知的解释（贫富分化及阶级产生、城乡分野、国家），张光直先生似乎倾向于从同等政治体的互动、资源分配和流通的角度来说明商代国家、城市及商文明发展和运行的机制，而这些视角又与张光直先生所关注的夏商周三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三代对青铜（包括盐）资源的追求等问题密切相关，在此之后相关学者从资源的角度对于商代国家政治格局等方面的研究显然是受到了张光直先生的影响和启发[40]。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商文明》成书的时代， 张光直先生的论述就已经是在掌握当时可以获得所有材料及最新理论的情况下，对商代历史与社会进行的全面探索。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张光直先生没有对商文明的衰落或崩溃进行论述，也不会涉及“世界体系”等新理论下对商文明的阐释，但张光直先生在本书中涉及的有关商代社会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理论及具体问题的探讨，直到现在不仅不为过时，甚至还依然占据学术研究的前沿位置，并对当下一些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目前国内有关商代考古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如何整合考古材料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注重 “分期”而非“著史”的传统研究理念[41]，在现阶段考古学发展趋势下已不足以完全支撑起考古学家要全面阐释商代甚至三代社会的最终学术目标和研究诉求。在关于商代历史的研究方法以及解释理论的探索方面，除了考古学文化的方法以及历史文献的解释理论外，我们还需要扩展更多的视角以全面理解和诠释立体的商代社会和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张光直先生《商文明》中对于商代社会历史的具体研究思路及其提出的全面探究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都是值得现今从事商代考古、甚至其他断代考古的研究者所应借鉴的经典范例。

注释

[1] a. 王仲殊. 怀念我的朋友张光直 //三联书店编. 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b. 李学勤. 忆张光直先生二三事//三联书店编. 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c. 罗泰. 追忆张光直//三联书店编. 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 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张光直. 商文明. 北京：三联书店，2013.

[3] 例如张光直先生在《商文明》一书中采用人类学的理论提出商代王室继承遵循“乙丁制”的原则。已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评述。

参：陈畅. 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运用—— 读《商文明》有感. 四川文物, 2006,（1）.

[4] 陈星灿. 《商文明》译后记//张光直. 商文明. 北京：三联书店，2013.

[5] 同 [2]：前言第1页.

[6] 侯卫东. 张光直商丘项目述评. 华夏考古，2016，（4）.

[7] 赵辉. 怎样考察学术史. 考古学研究（九）.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 商周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9] 孟世凯. 商史与商代文明.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10] 宋振豪. 《商代史》（全11卷）最终成果简介.

(2006-12-18) . http://www. xianqin. org/xr_html/ articles/bugao/438. html.

[11]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同样是以甲骨研究为主导的“商史”著作，大约与《商文明》同时出版的吉德炜的《商代史料》（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1978）却与上述国内这两部“商史”有所不同：其几乎用尽篇幅来讨论甲骨使用和功能，包括制作、占卜方式、书写工具、书写体例及语法、贞人个体风格、分期等甲骨文献的背景，从而论证这些甲骨所提供的信息作为基本史料的可靠性。但这两部“商史”的作者和其他从事甲骨研究的国内学者却都直接将甲骨作为史料，并未加以分析。这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文献（尤其传世文献）的取向及观念的差异。

参 ：David N. Keightley, 1978.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199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同［7］.

[14] 同［2］：317，349.

[15] 安金槐先生最早使用“中商”的概念，指的是二里岗文化。此处的“中商文化”是指洹北商城发现后，由唐际根先生提出以指代从郑州到安阳过渡的考古学文化。参：

a. 安金槐. 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 文物, 1961, (4)、(5).

b. 唐际根. 中商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1999,（4）.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 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视角的区别，在讨论具体问题时，用都城变迁代替了“中商”及商文化三段论的表述。参：

a. 许宏. 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b. 孙华. 安阳时期商朝国家的政治版图——从文化分域和重要遗存的角度来考察. 古代文明（第10 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7] “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是一个高质量的尝试，但它不能作为确切的依据，因为他不得从发布不充分的资料中拣选信息。”转引自《商文明》第100页注释［3］.

[18] 孙庆伟. 追迹三代：前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

[19] 同［7］.

[20] 张国硕，尤悦. 商文化阶段划分刍议. 中国文物报，2008-07-04.

[21] 比较典型研究例如郜向平的《商系墓葬研究》一书。参：郜向平. 商系墓葬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2] Norman Yoffee, 2004.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 同［2］：300.

[24] 现在有大量的材料证明这一阶段商文化开始对外强势扩张，在早商时期的中心区域和地方都发现有这一阶段的大型城址。这些城址的形态上表现出较为统一的规划性，而文化面貌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说明了二里岗时期早商政体势力的强盛，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为“二里岗帝国”。参：

a. 孙华. 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岗文化城址与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 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b. 侯卫东. 郑州商城都邑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北京大学，2014.

Wang Haicheng, 2014. China’s First Empire?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 Record of the Erligang Expansion, in Kyle Steinke with Dora C. Y. Ching (ed. )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rligang Civilization.

P. 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Department of Art and Archae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 同［16］b.

[25] a. 同［2］：351，352.

b. 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 北京：三联书店， 2010：123.

[26] 见《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第306页图6-8“晚商文化分布示意图”。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 · 夏商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7] 徐良高. 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讲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8] 同［25］ b：123.

[29] 两位学者更加倾向于吉德炜对于安阳时期商代国家的形容——商代国家的形态像布满孔洞的瑞士奶酪，商王朝的版图并非铁板一块，其间夹杂有非商团体。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论述实际并未直接定义商王朝的国家政体，而是描述了有关商代国家的具体表现。就非商团体交错分布的态势而言，的确更像是“城市/城邦国家”（city- states），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与商的关系并不稳定，商似乎只是其中取得霸权领主地位的一个政治体。但就商王朝对于商人集团内部的控制而言，等级明确的制度体系、都城及最高统治者的唯一性、分封或是派遣亲信到地方实施管理的方式（尽管这些亲信与商王关系密切且往往是世袭制）等，更显示出广幅地域国家的特征（territorial states）。参：

a. Li Liu, Xingcan Chen,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 Bruce G. Trigger, 1999.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1, No. 1-4.

c. 布鲁斯 · G · 炊格尔. 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 徐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0] 同［16］b.

[31] 同［2］：1～65.

[32] 同［7］.

[33] 同［7］.

[34] a. 同［2］：63～65.

b. 赵辉.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过去与现在. 江汉考古，2018，（1）.

[35] 同［2］：395.

[36] 同［29］c：9～11.

[37] 有学者就针对套用该理论的相关表述容易得出线性进化的结论提出批评。参：Norman Yoffee, 2004.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1.

[38] 同［2］：399.

[39] Paul Wheatley, 1971 .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40] a. 刘莉.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荆志淳， 唐际根，高嶋谦一. 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b. 同［29］a.

[41] 孙庆伟. 追迹三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文中配图为编者所加）

编辑：刘易珈、陈冲

排版：刘易珈、方笑天、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