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 苏秉琦 俞伟超
本文摘自姜建强《皇宫日落 : 平成退位与天皇家秘辛》，社科文献2019
三大学者与三大天皇制论
日本人对天皇制说得最好、最见功夫、最具说服力的有三个人：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和丸山真男。和辻哲郎的《尊皇思想与传统》写于1940年（昭和十五年）。《万叶集》里称天皇为神。天皇不能让天空下雨、不能让大地刮风，也不能救济人间的疾苦和疾病。人们在干旱的时候，向火雷神祈祷下雨。人们疾病的时候，向药师如来祈祷平愈。天皇自身也在祭祀神佛。这样来看的话，天皇并不是支配自然现象和人间命运的超强之神，并不是像宙斯一样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因为神圣所以成神了，这才是日本天皇的逻辑出发点：天皇不是火雷神，但比火雷神神圣。祭祀支配自然与人生之神的天皇，或者天皇家祖先的皇祖神，比支配自然与人生之神还要来的神圣。和辻哲郎依据“记纪”神话，抓住祭祀的核心概念，认定天皇家的神有四个种类：①作为现人神的天皇是“祭司神”。②在神代史里发挥主要作用的皇祖神。这是“祭司神又是被祭祀的神”。③在神代史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只有名字的神，这是“单纯的被祭祀的神”。④被神代史所排除的具有自己的神话物语的神，这是“需要祭祀的作祟的神”。大体分类的话，第一、第二类的神是司祭之神，第三、第四类的神是被祭祀之神。在和辻哲郎看来，司祭之神比被祭祀之神要神圣。如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她不能像绝对的神、究极的神那样，依据自己的意志支配所有事物。天照大神的统治依据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两神的意志，而这两神是依据天神的意志。最初生出国土失败，两神就请教天神，而接受疑问的天神，也不是依据自己的意志下判断，而是通过占卜来判断，也就是说天神动用了占卜。而占卜依据什么呢？依据“不定”这个更为重要的东西。这一思路所要强调的是：天照大神也好，伊邪那岐也好，天神也好，都不是究极之神。天神的上面已经没有神了，但也必须占卜，从这点来说天神之上还是有“不定的东西存在”。这个思路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决然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究极之神。被称为绝对的无的，才是具有无限流动性的神圣的母胎。所以在古代日本，祭祀的执行者天皇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他没有超人间、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作为现人神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虽然天照大神在有的时代被作为皇祖神来祭祀，但作为祭司王的天皇原本的姿态，还是通过天照大神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神佛调和，这是在世界宗教史上几乎没有的现象，天皇却能做得十分平和自然，神事佛事同时祭祀，其根源也在于具有神性的“无限流动性”。对此，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说，没有绝对神的存在，是我们国家的“古意”而不是“汉意”。所以，和辻哲郎说：“我们祖先对究极的东西，绝对的东西这个特殊的形并不加以限定。按不定的状况，按无限定的状况从事。而这个无限定、不定要比究极和绝对要来得神圣。这是绝对者给予他人的‘通路’。是属于‘神圣性的通路’。”1945年日本战败。1946年1月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日本国内围绕天皇制展开讨论。坂口安吾的《堕落论》（1946年4月）和《续堕落论》（1946年11月），是战争结束后讨论天皇制的先河。之后，津田左右吉于这年年底在《世界》杂志4月号发表论文《建国的事情与万世一系的思想》。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上的天皇并不适合于亲政，天皇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权威的存在，国民应该喜爱国民自己的皇室。当时的《世界》杂志主编是吉野源三郎，他害怕论文发表会遭到不喜欢天皇制的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津田左右吉修改论文。结果，论文与主编的信一起发表，倒没有发生想象中的重大混乱。表明天皇制的拥护者也可以公开发声了。津田左右吉的观点是：皇室站在高处看轻民众，或者用权力压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上一次也没有。皇室是国民的皇室，天皇是国民的天皇。如何把拥有2000年历史的皇室，安泰地放置于现代国家的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更美好、更永久，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来自于国民的爱将是皇室的生命力所在。津田左右吉曾批判中国文化，认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墨家也好，其共通之处就是缺少公共性。如何寻找思想中的公共性？这一疑问使津田左右吉将视野投向了天皇制。 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193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的丸山，写下首篇论文《政治学里的国家概念》，这年他是23岁。论文里直接批判了在意大利和德国滋生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渊源在于“个人主义的国家”，对此进行了双重的批判。1960年代他在东京大学作日本天皇论的讲义，其核心是天皇的五个超凡者性格。第一，作为咒术司祭者的超凡者。天皇最重要的职务就是祭祀，这与超凡者高天原的天神相通。天皇和天神同是咒术的司祭者，这一思想来自于和辻哲郎，和辻哲郎肯定了这种不设绝对神的思考。但在丸山看来，这恰恰是日本社会“无责任体系”的渊源，要加以批判。此外，因为天皇仅仅是个咒术的司祭者，所以生出将现实的政治委托于他人的倾向。即精神的权威和政治的权力分离，天皇仅仅担当着精神权威的角色。这点与中国的君主制、古埃及的美索布达米亚专制、俄国的沙皇制和德国的恺撒制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制度下的君主集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于一身。如中国的皇帝既祭天又是政治的最高权力者。另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皇帝作为神是被祭祀的对象。但是日本的天皇虽然是“现人神”，自身并不是被祭祀的对象。第二，作为军事指导者的超凡者。在和辻哲郎看来，天皇并不是一个武力主义者，而是通过祭祀这一和平手段来达到日本的统一。但丸山真男与此不同。他很强调天皇的武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天皇有与军国主义相连的要素。丸山注意到天照大神和日本武尊的勇姿用“御稜威”来表示，这里就有超出凡人的武勇之意。而且这种武勇作为神的符号，纳入到了皇位正统继承者的身上。如初代的神武天皇，首先就是以大和的军事统一者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像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那样的军事资质，在日本天皇中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像中国皇帝那样相对于“武”而言的那种“文”的特征，也难以看到。当然天皇作为咒术司祭者的超凡者，比作为军事行动的超凡者更明显，这也是个事实。第三，天照大神的超凡者。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是从皇祖神天照大神那里来的。因为太阳神代表生成和生殖的力量，所以被神格化。同是太阳神，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是个从无到有的宇宙创造者，但日本的天照大神只是助长万物的发育而已。而且还必须和其他诸神协力共同劳作。这一性格也鲜明地打在了天皇的身上。第四，血统的超凡者。这里的血统超凡者并不是指天皇个人，而是指整个皇室具有超凡性，天皇个人作为天皇家的代表者才具有超凡性。这就与亚历山大和罗马皇帝个人的被神化有很大的区别，也和中国的皇帝的有德而受天命有差异。天皇个人与皇室的家，这就和日本的集团功利主义有关联。第五，血缘共同体的超凡者。日本一君万民的要素，和中国比很弱。所以天皇制要走独裁之路很难，有“合议”和“共治”的倾向。这一点，和辻哲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丸山却认为这种倾向恰恰阻碍了近代立宪制和民主，使得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政治难以纳入日本社会。因为原本的“合议”和“共治”并不是天皇权力正统性的根据，而仅仅是统治的方式而已。把合议限定在主要的氏族范围内，这就很容易招来少数重臣的恣意决定，从而导致官僚制的组织化不彻底。但丸山也承认所谓的“合议”和“共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君主权力的过于集中。
三岛由纪夫写《文化防卫论》是在1969年，他提出了一个很鲜活的名词：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他说：文化的反独创性之极、古典主义之极的秘库是天皇，体现寂的是天皇，体现雅的是天皇，体现幽玄的是天皇，体现风流的是天皇，王朝文化的总代表是天皇，天皇就是终极的文化形态。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否就否定了政治概念的天皇制，这不好说。因为从三岛在1970年11月25日的自杀来看，他显然是为政治的天皇而自杀。他在剖腹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时他是为政治天皇而献身，为文化天皇而讴歌，这是否就是三岛错乱的支离破碎的精神之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最后一刀使他成了神。三岛把自己固有的美学假托在天皇身上。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日本人美的意识里的天皇。这是种怎样的天皇呢？是幼童天皇——被幽闭在密室里的美小可爱的结晶体。如从天皇家的历史来看，摄关期（从阳成天皇到后冷泉天皇）的十四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16岁，平均在位期是15年5个月。从院政开始到后醍醐天皇为止的二十三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8岁10个月，平均在位期是10年。幼稚的季节，和纯粹理念没有任何关联的幼稚的季节。天皇作为美小可爱的结晶体吸引了日本人的眼球，辉映着日本人美的意识。幼稚的季节与美的意识的结晶就是恋歌。而日本天皇最拿手的就是恋歌。从王朝文化的总代表就是天皇来看，明治以前日本的宫廷文学就以天皇的恋歌为代表。《万叶集》第一首就是雄略天皇的恋歌：
臂挎笼筐，木橛在手。
采菜少女，伫立山丘。
快来告我：
你唤何名？家在何方？
大和之国，
尊我为王，唯我执掌。
尽皆告你：
我唤何名，家在何方。
“你唤何名？”是求爱之语。那个时代，名字附着魂灵是通常的思考方法。少女能告知姓名，就是向对方委身的意思。“尊我为王”者需要这样求爱，也只有日本天皇了。再看天武天皇的歌：
雪飘时未定，
雨降无时停。
曲径攀登尽，
满怀失意旧时情。
再看后鸟羽上皇的歌：
人有可爱时，
亦有可杀可恨时。
世事乱纷杂，
恩怨情仇难如意，
空留烦恼心上袭。
第121代孝明天皇写了10万首恋歌，不但是天皇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作品数量最多的人。但孝明之后的明治天皇只写了7首恋歌，战后被收入《明治天皇御集》出版，他的恋歌比孝明更露骨。精神病弱的大正天皇写了1367首汉诗，是历代天皇中的第一名。天皇的恋歌，照折口信夫的说法就是“咒言”或者是一种“神的语言”，具有巫女王的特征。《拾遗集》由第62代的花山天皇编撰，《新古今和歌集》由第82代的后鸟羽院编撰。中国的皇帝不热心诗作，不编撰诗集。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清朝。作为异民族的满族征服了中国，他们作汉诗有一种亲和的力量和咒术的感觉。司马辽太郎说：日本的天皇更像咒术家。“源平藤橘”，成了全国姓氏的根源。宫廷文化以恋歌为中心，怎么看都不像是政治家。平安朝的天皇，如第72代的白河上皇，没有人比他更会夸张自己的王权了，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实施政治。他把自己仅有的能源都用于女人，一生有多少女人，后世的研究者都难数清。东京大学教授前野直彬说，中国的皇帝更像是官僚，日本的天皇更像是神主。如清末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是古今非常优秀的官僚行政人员。推广科举，采用有能力的官僚，仅这一点就表明中国的皇帝是干事情的，是工作的。唐玄宗沉迷于杨贵妃，不理朝政。最高官僚缺勤岗位，令天下困扰。但日本的天皇几乎人人都是这样，也从没有人感到困扰过。中国的六朝时期和日本的平安时代差不多。六朝时在北方的帝王，被异民族追赶到扬子江以南，成了衰弱的王朝群。“三月的雨，就像六朝的泪”就是描述六朝的兴衰。六朝在中国完全是异质的王朝。在扬子江以南，在湖南的稻米产区，谁议论国是和政治，谁就被视为神经不正常。沉醉于诗歌和音乐是当时的主流风潮，女色也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所谓“风流”就是六朝人发明的概念。风流是最高的价值，是贵族文化的聚焦点。这对日本文化影响很深。平安人的气质就是六朝人气质移植与渗透的结果。即便是大官，如果书生意气地议政，也会被视为“低能”，这至今也是日本人的一句常用台词。原本的天皇只是祈祷师，只是恋歌的歌咏者，大脑皮层在很久的时候就定着于风流了。这样的天皇日本人喜欢，说这才是天皇的本来面目。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说：“日本的天皇制有望成为日本文化对外输出的一种文化产品，就像卡拉OK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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