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学术通讯”已“休眠”近两月。其间，北京下了四场雪，在略感异常的节候里，我们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一场逸出轨道的罕见 “例外”，这个漫长的“假期”足以让人铭记终身。疫情对书业的直接冲击和隐性影响，很可能会持续不短的时间。在所有人都为生命而战的特殊时刻，我们不敢矫情地倡导阅读的力量，但令人遐想的是，居家深蹲的日子里，是否还是有朋友偶尔或经常放下手机，捧起图书，安静地沉潜于另一个世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我们期待着，一切尽快恢复如常。2020年的春天刚刚开始，我们依然有理由憧憬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因为春日的光影总是引人跃跃欲试，充满希望。今天的推送，就寄托着我们的期待与希望。“三联学术通讯”也将从今天开始恢复日常推送，继续和大家分享阅读与思考的乐趣。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中西文化存在怎样的根本性差异，是马克思·韦伯、葛兰言、李约瑟、张光直、葛瑞汉等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孜孜不倦讨论的焦点——二元与一元、断裂和连续、超越与原始、悲剧与和谐等各种两极化概念充斥着20世纪的中国思想研究，将中西置于绝对的对立关系上。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文化拥有了一种固定不变、仿佛与生俱来的预设——“天人合一”。《成神》则致力于反思并消除这些固有的习见。通过分析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史论中呈现的凡人与天神的复杂关系，普鸣重构了“天人合一”背后蕴含的“关联性宇宙论”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背景：在他看来，“人”与“神”的界限、人能否“成神”等问题在早期中国经历了一场长期的论辩，“关联性宇宙论”并非是一开就存在于中国的基础性预设，而是在与祭祀占卜活动的对抗中逐渐成为了主流。普鸣在《成神》中讨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比较模式，即将历史分析与比较性视角相结合，既关注相似的宏观历史处境，又注重细微差异的辨析，以期在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在离开雅典民主繁盛时期近两千五百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希腊悲剧？西蒙·戈德希尔的这本小书一方面将悲剧看作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社会生活和公民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引入现代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希腊悲剧的本质及其涉及的重要问题如语言与城邦、人与城邦、知识与心智、作为戏剧的戏剧等进行了独到的考察。在详细讨论三大悲剧家的剧作的同时，向读者揭示了希腊悲剧中的问题、张力和不确定性。无论是古典学者，还是希望以一定的批评意识接近希腊悲剧的普通读者，本书都将提供帮助和启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自己的《奥德赛》。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查尔斯·西格尔倾三十余年心力研究和讲授《奥德赛》，为这部伟大史诗的诠释史注入了新的丰富内容。
通过西格尔的视角，我们看到的奥德修斯，是一位想要挽救同伴而无能无力的首领，一个机敏灵活坚强隐忍的英雄，一个善于讲述也懂得倾听的吟游诗人，一个历经磨难而雄风犹在的国君，一个忧伤的儿子，一个坚强的父亲，一个懂得和妻子分享的丈夫，一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男人。审慎和聪明没有消除其善良的天性和信任别人的能力，漫长的漂泊流浪也没有把他的心磨砺得太过坚硬而失去可贵的敏感与温情。最终我们将理解，奥德修斯的旅程就是人类自己人生旅程的一种代表和缩影。
海妖与圣人何以并提？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特殊张力？这本比较古典学著作，以塞壬代表的知识与圣人代表的智慧为线索，串联起了古希腊与古典中国最重要的文本，对于意向性意识如何从两大文明中萌发、壮大，以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均进行了独到考察。在比较的视野下，荷马、柏拉图思想、修昔底德、《诗经》、司马迁都会得到重新审视。本书展现了比较古典学对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所能做出的回应，无论是古典学者，还是希望以比较的眼光深入中西文明的普通读者，阅读本书都会大有启发。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最为强大的政权，并且是所有前现代帝国形态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他们在全盛时期虽然只占据地球版图很小的一部分，但却统辖着近半数的全球人口。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衰败，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一对双胞胎。本书收录了八篇文章，它们从比较视野研究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分别讨论这两个影响深远的文明大国在这些方面的异同：王权与国家精英的构成、制定行政决策、国家官僚制度的组织与运作、国家财政的收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宗教信仰与王权正统的关系等。通过考察埃德蒙·柏克与博林布鲁克追随者之间的小册子之战，本书讲述了政党政府在英国被逐渐接受的过程。在对博林布鲁克死后出版的作品的回应中，柏克写下了他对政党体制最有力的支持，并以具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精神进行论证。曼斯菲尔德向读者表明，要理解当今的诸多政党，必须将其置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中。现代政党的复杂组织和公共行动是政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大学于中世纪发轫之时，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称其为“智慧的别样摇篮”。彼时的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机构在未来会散布得多么遥远，发展到何种程度。《智慧的摇篮》把这类机构置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追溯了精英研究型大学从中世纪的欧洲发端，历经八百年演变，化身为今日非凡面貌的过程。作者尤其聚焦于美国的顶尖大学如何受到欧洲大陆影响，又如何发展成为现代大学的最佳形式，并成为全球同类机构艳羡的典范。这是一段精彩纷呈的历史，文笔优美，引人入胜。如果你认为当今的大学和学院正面临着挑战，别急，先来听听阿克斯特尔讲述它们那些前辈的故事。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中国史”通识课程讲稿，甘阳、侯旭东主编。
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和杨念群等八位学者，依次对中国大的历史时期与核心王朝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点进行综括性的脉络梳理和问题分析。每一时段的解析视角和关注点各不相同，或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或侧重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每位作者对各自领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本书既呈现了不同作者的研究特色和讲课风格，又贯穿了中国大历史的总体进程和当下历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实为普通读者了解或研读中国史不可多得的高端通识读本。
中国古代为政思想不但表现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等方面，更涵括经济、社会、伦理、教育及宗教诸议题，其意旨精微，内容宏富，源远而流长。本书择取“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种观念，由语词演变、观念结构、意义系统及制度形态诸方面入手，探究其含义，追溯其源流，揭示其古今之变，期以展现古代中国人的致治理念与实践，同时为今人认识传统和再思中国提供更多可能。
《题写名胜》是商伟“重读唐诗”三部曲的第一部，它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对崔颢《黄鹤楼》诗所做的回应入手，将前后相关的登临名胜的唐诗串联起来解读。通过强力诗人的勾连与创造，这些诗歌共处互文的意义之网，共享相似的模型结构，形成一系列名与实、有与空、今与昔、见与不见的对照，彰显了人心之于景物的感知关系。简洁有力的诗句，道尽物是人非的感怀，也让后来者超越自身所处的有限时空，追问个体生命当下存在的意义。作者借此个案，探讨了诗歌的创作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批评话语和文化现象，为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阐发新意，给广大喜爱唐诗的读者带来启发。
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 “清初八旗制度” 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继《天公不语对枯棋》和《秋风宝剑孤臣泪》后，姜鸣撰写的晚清历史散文第三辑，收入15篇文章。有浓墨重彩的长篇考证，揭示了“马嘉理事件”后清廷的外交失败，“甲申易枢”对甲午战败的潜在影响，以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政坛中的沉浮，而这些事件恰好为之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也有角度新奇有趣的小文，从胡雪岩的破产，到孙中山的伦敦绑架事件；从李鸿章最后生涯的居所，到张佩纶的爱情婚姻生活，到他们用来养生的一勺牛肉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共计126天。相比清朝统治中原近300年，这120天可谓弹指一瞬，但却影响甚巨。
为了重建这段史实，本书对清朝最后的120天进行了专门而深入探讨。在大量清宫档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的实事基础上，勾画出清王朝覆灭前最后的光景——既有清政府统治下的军事部署失措、官场乱象丛生、经济困局难破等社会状态的呈现，也分疏了如清廷对武昌起义的应对、袁世凯的出山、南北和谈、清帝逊位与一国二主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真实状况。从多个侧面细致而具体地展现武昌起义后清廷在军事、财政、外交、中枢运转各个领域的应对及得失，再现了清廷从匆忙处置到无奈退位的历史进程，最大程度地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
一般认为，《野草》是最能透见作者“灵魂的真与深” 、最能揭示鲁迅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的作品，孙歌将鲁迅和《野草》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借助竹内好与沟口雄三的独特思想路径，来重新解读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五四落潮后鲁迅的孤独、战斗与坚守，以及鲁迅在“绝望与希望之外”追寻生命原点的深刻体验与人生思考。通过逐一细读23篇文章，作者重新阐释了诸如“中间物”“明暗之间”“无物之阵”“反抗绝望”等《野草》中的核心观念，尤其对鲁迅的 “求真”意识和他的“反传统”思想做了独具匠心的体味。作者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反传统”，而是“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一些最关键的要素”，因此既要厘清“传统”的多面性和多义性，又要辨析传统在现代的分解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求真”就与明末的李卓吾一脉相承，实际上他是“进入传统的脉络有选择地进行继承”。
由五篇关系密切的学术论文构成的一部著作。主题是对陈寅恪学术方法和观点的思想资源、特点以及在现代学术史上定位的再探讨。分为上下编。上编由两篇关于陈寅恪学术脉络与贡献的专论构成。下编则是三篇各自独立的个案研究，均与陈寅恪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关。
作者延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最后一卷的问题意识，将“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作为“20世纪的中国”系列研究的宗旨，致力于将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全书共三卷，展现了作者长期以来对“短20世纪”的中国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社会、从政治到信仰之巨变的宏大研究。
本书为第一卷，开篇即开宗明义，对于“世纪”这一新时势概念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宏阔又纵贯的阐释与分析，其余篇章主要聚焦于从“世纪诞生”时期的系统性断裂与置换、民族国家危机、“一战”与“亚洲觉醒”、五四启蒙运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结点中寻找“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探讨民族国家如何在传统帝制中艰难地脱胎而出，其间国家与政治、文化与政治、大众与政治，尤其是革命与政治之间上演了怎样的分合缠斗，又如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面貌，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也是将他者的历史纳入自身内部，同时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纪。‘短世纪’和‘漫长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显著的特质。”
汇集作者关于顾恺之、董源、谢环及《杏园雅集图》等美术史上重要画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以及此前积累的多篇中国书画鉴定学研读札记，追问明清鉴定家的晋唐画概念、关于风格的类型标尺等问题，从图像的视角观照历史，引领艺术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在中国绘画传统的风格研究与主题研究之外，别具方法论创见。
作者近十余年对汉代画像艺术研究的总结。本书的材料，主要取自东汉王延寿对鲁王灵光殿装饰的描述（《鲁灵光殿赋》），与今存于鲁中南地区的东汉祠堂画像。
全书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试图利用鲁中南东汉民间祠堂画像来复原两汉之交的宫廷绘画。第二个层次，藉所复原的内容，讨论中国艺术由纹样向“状物”转折的观念与制度动力。而该书副标题特举“帝国艺术”来含摄整个研究，尤其企图将焦点导至其“公共性”和“国家性”这两个特点，以此对现存汉代画像艺术进行全新的历史诠释。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古代印刷史领域的典范之作。收入五篇论文和一百数十幅唐宋雕版印刷品的珍贵书影，深入考述并厘清了唐宋时期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史。
作者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学。将考据学深厚素养与考古学分类方法相结合，充分利用珍稀古本典籍、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既系统又分阶段地呈现出雕版印刷在初始四五个世纪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面貌。本书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初版，此次收入《宿白集》，订正讹误，更新图版，由三联书店再版刊行。
宿白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是位开创范式、建立体系的大家。这本《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收入宿先生三十九篇文章，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代表作品，呈现了宿白先生对这一历史阶段考古充分而缜密的思考。全书通过古城沿革发展、墓葬形制变化、寺院遗迹布局等多个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典型考古素材进行了科学的整理——从“古今重叠型城市”长安与洛阳、到宣化辽墓中张家的兴衰史，再到西藏大昭寺的银瓶、青州龙兴寺的窖藏、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乃至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宿白先生用一以贯之的考古实践与历史、文献互证的方法，为大量零散考古素材搭建了一个分类、分期明晰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观点，尤其是“城市考古”概念与方法的问世，影响并指导了大批之后的考古工作者。
《宿白讲稿》（上、下）是三联书店《宿白集》中的一种。《宿白讲稿》（上）收讲稿三种：《汉文佛籍目录》《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 ，均为80年代前期为北大考古系本科、研究生开课授业所编撰，晚年整理成书刊行。三部讲稿凝聚了他在佛教考古、佛教文献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领域中的丰赡成果，内容精深庞博，图文结合，清晰明了。《宿白讲稿》（下）收讲稿三种：《中国古建筑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三联“宿白集”作品之一，分西藏、甘青内蒙古、内地（北京、杭州）三大部分来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可见出汉藏文化交流历史的全貌，是迄今为止关于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收集资料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的古建筑遗迹，主要分为汉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兰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以汉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宿白1959年、1988年随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两次入藏，在继承梁思成开、刘敦桢、林徽因等前辈开创的营造学社调查研究汉式古建筑方式的基础上，对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以新的视角、方法，观察、反映西藏不同时期佛寺建筑形态和发展变化进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建立了事实充足、图文并茂、逻辑明晰、立论坚实、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
收录作者考古艺术史文章二十九篇，从“入山”与“出塞”两个角度，阐明中国上古文明演变之特色。探讨课题牵涉广泛且丰富多元，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代既已发展出的独树一帜的山川祭祀体系，以及远古时期中外（华夏与蛮夷、中原与境外、东方与西方）交通与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等研究取径，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史中所谓“中国文化”或“华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简帛古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作者二十余年躬临整理简帛古书，本书是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准备的一份授课讲稿，对简帛古书的研究提供了鸟瞰式的全景描述，每讲分课上讲授、参考书目和课后阅读的辅助材料三部分，极便读者参考和做进一步研究。修订本最后有“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一文，统摄全书。
《史记》关于秦有两个本纪，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这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秦的重视。汉承秦制，又要避免秦二世而亡，故秦如何从一个边鄙陋国一统天下而又转瞬覆亡，成了自贾谊以来两千年士人最为关心的历史问题之一。
从西迁陇右到统一天下，前后约七百年。《史记·秦本纪》记述了秦人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完整经历了从附庸到诸侯国，再到王国，最后到帝国的发展，再现了“三部曲”的历程，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经典意义。 本书以《史记·秦本纪》为主线，以相关的考古资料为“第四家注”，很好地示范了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方面的重大优势。作者聚焦的问题是：秦从一个鄙陋小国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帝业，除了历史时势，当然有制度文化、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其早期发展的时空格局中有怎样的萌芽？在物质文化上有怎样的反映？秦的早期发展如何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得到合理的复原和陈述？另外，秦人早期历史中长期聚讼纷纭的谜团：如秦人的来源和秦文化的渊源、平王东迁和秦始建国的年代、秦国的周余民、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墓主、穆公葬地等，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上下五千年”是早已刻入中国人的基因，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充分发现，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华上下五千年”，还呈现了另一种与典籍里的中国相似而不同的华夏。得益于考古学的襄助，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华文明景观，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丰富，更加精彩、蔚为大观，甚至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基本看法。
本书从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中遴选出十个独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新石器时代的良渚古城、堪称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拨开古蜀迷雾的广汉三星堆、见证中西文明交流的小河墓地、秦始皇陵、汉代海昏侯墓、汉唐长安城、宋代沉船南海I号、敦煌莫高窟，分别由十位负责一线勘探的考古人——刘斌、许宏、唐际根、高大伦、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段清波、杨军、刘瑞、崔勇、樊锦诗，以亲历者的角度为公众揭开考古探掘的面纱，带领读者来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现场，讲述中国十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经历、前沿进展以及文明背后的故事。这一个个现场如同“时间胶囊”，展现了中国各阶段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提供了独立于文献之外的历史信息，是另一种观察中华文明的视角。书中图文并茂，结合考古报告中的位置示意图、平剖面图以及重要出土文物，为读者还原现场原境，并提供背景知识、发现过程、延伸阅读、博物馆展品等信息，将专深的考古报告、学术研究转化为面向普通读者的知识读物，可供对历史、考古感兴趣的、喜爱参观遗址博物馆的读者阅读。扫描下方二维码，还可进入收听三联生活周刊·中读同名精品音频课程。
“怀疑者多马”是耶稣门徒中众所周知的一位，他为了确定耶稣是否真的复活而要求将手指伸入耶稣的伤口。然而，《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故事有诸多不确定之处，“怀疑者多马”也成为最令人困惑的圣经人物，现代人对他的理解除了这个含混不清的故事少之又少。格伦·莫斯特的《怀疑者多马》一书则明确地希望读者认识到，关于这一圣经人物故事的变形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时期，而我们可以从这些奇奇怪怪的扭结和转变中对这一人物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社会、历史获得更多的理解。著名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在《伦敦书评》中评价此书“博学”“迷人”，尤其指出作者对卡拉瓦乔的分析“精妙绝伦，充满智慧，犀利深刻”。作者将“怀疑者多马”这一文学符号放置在绘画传统中加以考量，向读者充分揭示了其研究的魅力，通过阅读它们，我们了解到的不仅是一个圣经人物和故事，而是从宗教和艺术的角度对西方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