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我喜欢过不少小说，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就如达·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达·芬奇的错；米开朗琪罗雕出了他的杰作，别人不肯看，那是别人的错，不是米开朗琪罗的错。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因此应该有《寻找无双》，应该有《革命时期的爱情》，还应该有《红拂夜奔》。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译《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我们的祖先》《看不见的城市》《未来千年备忘录》 伊塔洛·卡尔维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看过的人都喜欢。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我以为这本书是“轻逸”典范。中年以后，他开始探索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这时期的作品我看过《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不见得人人都会喜欢。我也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的每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难道这不好吗？朋友寄来一本书，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备忘录》，我正在看着。这本书是他的讲演稿，还没来得及讲，稿也没写完，人就死了。这些讲演稿分别冠以如下题目：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还有一篇“连贯”，还没动笔写；所以我整天在捉摸他到底会写些什么，什么叫作“连贯”。卡尔维诺指出，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文学会继续繁荣，而这六项文学遗产也会被发扬光大。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看了这本书，就更加喜欢他了。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照我的理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卓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当然，中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等一等！我哀惋正在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正在看《大卫·科波菲尔》，真是好书。我现在看得进这样的书了。他们对人们怀有多深的情感啊！现代作家对别人永远不及对自己八分之一的关心。我因为这个恨他们。他们写自己的满腹委屈，写自己的无所事事，这怎么可以呢？人不能不爱别人啊。春天来了就好了。春天来了咱们一起去玩去。记得老歌德的五月之歌吗？爱情，爱情，灿烂如云……咱们约好了吧，春天一起去玩。我不太喜欢山，我喜欢广阔的田野、树林和河。咱们一定去吧。我在《德国诗选》里又发现一首好诗：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我特别喜欢这一首。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星光灿烂，就在我们中间。我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多么好，而且容易联想到你的名字。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老人与海》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翻开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就听到他沉重的叹息。北国的莽原简直是一个谜。黑色的森林直铺到更空旷的冻土荒原，这是一个谜。河流向北流去，不知所终，这是同一个谜。一个人向森林走去，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同一个谜。河边上有一座巨石，水下的沉木千年不腐，这还是同一个谜。空旷、孤寂、白色的冰雪世界令人神往，这就是那个谜。这样的谜不仅在北方存在，当年高更脱下文明的外衣，走进一张热带的风情画。热风、棕色的土著人、密集的草木也许更令人神往。生命是从湿热里造出来。也许留在南方更靠近生命的本原？高更也许走到了谜底？我们从他的画上看到星光涂蓝了的躯体，看到黑色诡异的火，看到热带人神秘的舞蹈，也许这就是他发出的信息？但是这信息对我们来说太隔膜了。提到高更，我又想起《月亮与六便士》，毛姆和阿斯塔菲耶夫一样，感觉到未知世界的魅力，而且发出了起跑线上的叹息。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悟性与勇气，像高更那样深入那个世界，但是毛姆毕竟指出了那条线，比阿斯塔菲耶夫又强了一些。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近来买了本新出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现在这本是新译的——众所周知，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篇首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删了。通告里说：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在经典作家里，只有俄国的契诃夫偶尔有几笔写成这样，但远不是通篇都让人敬畏。必须承认，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叫做《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这是本谈小说艺术的书。……昆德拉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除了懂得开心，还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但若连开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归根到底，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我和莫迪阿诺的见解很不一样。他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觉得很够了，恨不得忘掉一些，但如你所知，我和他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认为，丧失记忆是个重大的题目，而记忆本身，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是摆脱不了的。因为这个原故，我希望大家都读读《暗店街》，至于我的书，读不读由你。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象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第二天我完全叫《雾海孤帆》迷住了：敖德萨喧闹的街市！阳光！大海！工人的木棚！彼加和巴甫立克的友谊！我看完之后郑重地推荐给妖妖，她也很喜欢。后来她又买了一本《草原上的田庄》，我们也很喜欢：因为这里又可以遇见彼加和巴普立克，而且还那么神妙地写了威尼斯、那波里和瑞士。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比《雾海孤帆》差多了。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纪念陀思妥耶夫司基。我永远也忘不了叶菲莫夫的遭遇，它使我日夜不安。并且我灵魂里好象从此有了一个恶魔，它不停地对我说：人生不可空过，伙计！可是人生，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简直让人发狂。还不如让我和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地过日子。不过这也是后话，不是当时的事情。当时我最感动的是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的友谊真让我神醉魂消！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我念大学本科时，我哥哥在读研究生。我是学理科的，我哥哥是学逻辑学的。有—回我问他：依你之见，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现在假如有个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学什么的，我的回答还是《江村经济》。像费先生在《江衬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风毛鳞角。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瑞士作家迪伦马特（Durrenmatt.F.）写完了他的名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坦白说，这个长中篇耗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而且说，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虽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粹。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子，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她忽然问我：‘陈辉，你喜欢诗吗？’那时我正读莱蒙托夫的诗选读得上瘾，就说：‘啊，非常喜欢。’”“她喜欢普希金朴素的长诗，连童话诗都喜欢。可是我喜欢的是莱蒙托夫那种不朽的抒情短诗。”
转自“东方出版社”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