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过去》：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经典入门书
伊恩·霍德《现在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指南
本书再版时，我们就已决定做出大幅修改，删除和添加某些章节，彻底重写另外一些章节。读完1986年的初版和少量修改的1991年再版后，我们确信，本书已经不能充分地讨论考古学中的当代理论了。由于时代瞬息万变，我们感到，如果试图从特定视角评估考古学理论，本书非得做根本性修订不可。考古学领域中，对后结构主义、能动性理论和新进化主义理论，以及诸如现象学的全新理论分支的讨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本书不仅有必要覆盖和评估这些论争领域，也需要回应女权主义考古学(女权主义第三次浪潮）、历史学方法(如文化史）和话语符号理论(符号语言学、对话模型）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本书篇幅变得更长，覆盖范围变得更广。一般意义上，它仍可胜任考古学理论的入门书籍。基于对意义、 能动性和历史的认同，本书维持了鲜明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评述理论论争。
本书一直以各种各样的读者为念，我们设法重写，以便回应不同的利益群体。一方面，本书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本科学生而作，我们相信，它仍然提供了这个层面上相对短小精悍和易于理解的阐释。我们将继续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大量范例。另一方面，本书试图通过特定视角对理论论争作出贡献，因此，它也与那些直接投身于理论研究的人们对话。
英文第三版封面图像新版封面图像仍然出自梅格·哈瑞丝（Mags Harries）之手。《对话的艺术》看起来充满了模棱两可——它需要仔细阅读，而且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这究竟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还是与像巨石阵一样，将言辞藏在石头里的纪念碑的对话？过去——藏在石头里的言辞——可以被阅读吗？阅读如同对话一样吗？画面上人物虽很渺小，但他们站在那里，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本书中，我们也在试图解决如何释读从遥远的过去存留至今的纪念物和器物的问题。我们力争对这场对话有所贡献。
本书第一版撰就之时，后过程主义方法尚未成气候，因此，它不过是动荡之世的个人孔见。它是我在黑暗之中的沉思。从那以后，很多著作(特别是Shanks and Tilley 1987a, 1987b；Leone and Potter 1988；Gero and Conkey 1990；Tilley 1990a, 1990b；Bapty and Yates 1990）以及涉及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评论（如《挪威考古学评论》［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89］收入的讨论及 Watson 1986, Earle and Preucel 1987, Preucel 1990）陆续发表，因此，本书有待更新，我的观点也要与时俱进。
本书仍然未能展现岀统一的后过程主义立场，因为理论考古学中众说纷纭。起初，只是为了批判过程主义方法，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才凝聚在一起。现在，这种批判已经大获全胜，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将更多地转向重建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差异日益明显，但是，不同视角也给学科带来无限生机。尽管数种实质性的关于过去的后过程主义阐释呼之欲出(Hodder 1990a; Tilley 1990b），但依然相对稀缺。随着更多工作的完成，差异和争论将成为焦点。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中逐渐出现通过权力和控制、历史和性别等，阐释过去的文化意义的研究。考古学因而参与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更广泛的变革之中。正如崔格尔(Trigger 1989: 776）指出的，“80年代，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对行为复杂性的认知的复兴，以及对个性、特例和偶然性的兴趣的增长”。考古学投身到新的情境主义中。90年代，这种趋势持续发酵(Watson 1986）。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扎根于过程主义考古学写作的“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和多重系统的怪物” (Ingold 1986）的控制。隔靴搔痒、玩弄数据的方法的诱惑首先带来灾难，继之以混乱的理论。得到科学资助的考古学非但没有带来与科学的成果丰硕的结合(参见第九章），反而将考古学推入狭隘的科学主义。这种趋势日益遭到科学、人文主义和批判理论相结合，生机勃勃而多姿多彩的理论立场和社会参与的有力回击。
第一版序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本讨论形形色色关于过去的理论方法的书能最终写成，我自己都惊讶不已。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戴维·克拉克(Clarke 1973）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拥有公认的程式、模型及理论的严谨科学方法的融入，考古学丧失了纯真。浅薄的玄想时代结束了。
考古学家常常自诩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事实上， 我 (Hodder 1981）已经提出，如果拒绝与关于过去的众多方法展开辩论和试验，考古学将永远无法企及成熟。如果死守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排斥非主流视角，与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将走不出狭隘与过时。
近年来，非主流考古学集中出现于欧洲(Renfrew 1982），现在，我们既可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考古学，亦可讨论过程性实证方法。当然，这些非主流方法早就存在于学科边缘，只是未能成为参与者众多的显学。旧有的规范性和文化—历史学派至今余炽不减。尽管诸多进展以及陈旧的“新考古学”论争的松动都远未尽如人意，但考古学最终开始丧失纯真，通过更全面地参与更广泛的当代论争，走向成熟。本书目的就是把握论争的新精神，从独特视角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在我看来，通过参与更广泛的论争，考古学非但不会与其他学科消融成一体，反而能更有效地自我界定为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学科。论争将分辨出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异同。考古学既非“历史学”，也非“人类学”。甚至，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随着不断成熟，考古学才能宣称自己是独具贡献的学科。
考古学不再是 “新” 的，也不再是单一向度、步调统一的。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容忍多样性、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从大灾难理论到社会生态学，都可以用来研究考古学的过去。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更持之有据的类型应运而生，它吐故纳新，创造出独特的考古学探索。
对于任何人而言，掌握这门学科中业已出现的各种方法都非易事，本书也以此作为自身不足的借口。特别是，这种困难导致本书对生态学和古经济学方法讨论不足。第二章讨论了与系统理论相关的生态学方法，如需了解更广泛的讨论，建议读者参考贝利(Bailey 1983）和巴泽尔(Butzer 1982）的精彩阐述。我必须采纳观察考古学的独特视角。这已在第一章中勾勒出来，就是关注文化意义的本质，关注物质文化是充满意义地建构的。尽管生态学模式有助于相关论争，但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工作并不在本书范畴之内。
本书的撰就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阐释之功，我已试图在书中把握和总结其中一部分。对于他们的启发，我深表感激，同时，也为理解有限而提前致歉。我相信，我对他们的著述的批评也会得到充分回应。
书中若干观点曾经在整整一代剑桥大学本科学生中传播，而书稿最初成于1984年春季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校区的研究生讨论课上。参加讨论课的师生们积极、充满批判精神而又乐于贡献。本书因此受益良多。书稿最先向他们展示，由于他们的热情而成形。谢谢他们， 特别是给予我机会和鼓励的梅格 (Meg）。
1985年，我在巴黎第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完成本书定稿。师友间的意气相投和真知灼见对定稿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要特别感谢赛伽·克罗苏(Serge Cleuziou）、安尼克·科黛(Anick Coudart）、 让-保罗·德莫尔 (JeanPaul Demoule）、 麦克·依雷(Mike Illet）、皮埃尔·勒莫涅(Pierre Lemonnier）和阿兰·施奈普(Alain Schnapp）。